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各地为此“万人空巷”。

公元五世纪初，陶渊明写下“田园将芜胡不归”，意思是说，家里都荒芜了，为什么不回家呢？这句话对陶渊明而言，是他对为官报国、中兴晋室理想破灭，从而选择归隐的心声，但是对现代读者而言，恐怕有了另一重意味。

多年来，我们几乎忘了晚餐济济一堂的感觉，也不记得上一次陪父母孩子共享天伦是什么时候了。在来势汹汹的疫情下，一家人第一次“日久天长”的聚在了一起。相信这段人生经历不仅会成为不灭的回忆，更有可能的，这段家宅时光从此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世界。

回家，不仅仅是二Ｏ二Ｏ年的主题，也是一千八百多年前郑康成的选择。公元一八七年，被朝廷禁锢了十四年的郑康成解禁，终于能够回家。此时大将军何进礼请郑康成出山做官，他只是穿着平民的衣服与何进见面，第二天就逃走回乡。多年之后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意思是说，他只想把古圣先贤的本意揭示出来，想到很多人做不到齐家，所以不在朝廷做官，而选择回家。

公元一八七年，六十岁的郑康成回到山东高密老家，孔融担任北海相之后，就常常去郑康成家里请教。史书上说孔融在北海建造城邑、筹办学校，实践儒家齐家治国的理想，所以他非常推崇郑康成，说：“郑先生好学，有明德，他所住的地方应该命名为‘郑公乡’。再拓宽通往郑先生住所的道路，开一个大门，称为‘通德门’。”直到今天，山东还有郑公乡这个地方。

孔融之所以看重郑康成，不仅仅因为他的德行感动了黄巾军，更与郑康成在齐家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有关。郑康成注释《孝经》，在解释“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一句时说道：“君子所居则化，所在则治，故可移于官也。”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所住的地方都受到他的教化，他的家井井有条，他所在社区的治安和秩序都很好，这都是社会管理的有益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二世纪末的中国天灾人祸，老百姓为了生存，不仅需要聚族而居，更要组织武装以自保。郑康成身处其中，重视齐家，为栖身乱世的人们指出了一条生存之路——成一家之道，聚一乡之力，保百姓之命。郑康成自称在家乡“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也就是将儒家修身、齐家的学问变成实践，形成一套可行的地方社会管理模式，这也就是所谓的“礼典”，如此延续下去，在乱世中也可以实现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郑康成的学问也因此被当时人视为实学。他的学生将郑康成的学问运用于实践，影响深远。郑康成代表的学生有东莱的王基、清河的崔琰以及乐安的任嘏。王基治理江夏，号称“明制度、整军农，兼修学校”。崔琰来自清河崔氏，这个家族在东汉灭亡之后的三百年间，成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代表家族之一。而乐安的任嘏，父亲任旐（音“照”）也和郑玄一样，感化了黄巾军，避免侵犯乐安一带。任嘏则因为在地方推行礼让、教化而成为三国时期的名臣。

回顾国史，在每一个大时代到来之前，都会有一些有识之士放下名利回到乡下，修身齐家。郑康成在东汉西风残照的时候选择回到高密，一方面为经典做注解，另一方面则教育后代。他的《诫子书》成为后世的经典，讲述自己希望后人继承学问，维系家道，将书中的道理变成日常的生活，以此实学方能有益于世。

这次的病毒大爆发，让人们纷纷回归家中，从家居消毒开始齐家，从回归爱心、守住希望开始修身。虽然我们的学问远远不及郑康成，但果然藉此疫情而家道和谐、四平八稳，也不可不谓实学。疫情之后的世界又是一番新天地，开启这番新天地的是千千万万的幸福家庭，这大概就是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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