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贵良，出生于河南省偃师县，也就是唐僧的故乡。他是辛亥革命那年正月初五出生的，巧的是，我也出生在正月初五。更巧的是，我的外孙女的出生日，竟然也与我同一天。

父亲去世34年了。作为打天下的那一代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他们的人生信条。今年（农历辛丑年）正月初五，是父亲诞辰110周年。想写点文字，以作纪念。

1982年初，我从军队纪委转业回绵阳。一边发奋恶补文化知识，一边努力熟悉地方纪委工作。四年后取得语言文学专业和法律专业两个文凭。不久，当上了全省各地市州纪委最年轻的办公室主任。

一边是忙不完的工作，一边是看不完的书。女儿闪闪也在1986年出生了。太小的她，进不了托儿所，找人带，又没人盯，令人牵肠挂肚，既费力更费神。

父亲住院治疗期间，由于绵阳中心医院误诊，于是很快病重，很快病危。他当年老战友们（成都军区副政委牛击、南充军分区司令朱搏黑、绵阳军分区副政委刘贯山）施以援手，很快转院到了成都军区总医院，这才稳定下来。

我们当时气愤地要找医生讨说法，父亲却说：“医生也是好意，又不是故意的。”一句话，说得我们没了脾气。

父亲生病的那几年，我是忙了前，就忙不了后；顾了左，就顾不了右。每天不是在上班工作，而是在到处打仗；不是在挣钱养家，而是在八方救火。

直到父亲转院到了成都军区总医院，我让战友董兆元，同母亲一道在成都全天陪护。我才有了喘气的功夫。

本来，父亲的病情已经稳定。但是，或许是担心母亲因他重病难治，在长期看护中拖垮身体；也可能是因为目睹我们三兄妹的力不从心，而于心不忍。

尽管父亲是离休干部，享有很好的医疗保障条件。但是，他还是背着我们，与主任医生悄悄签订了危险系数很高、风险很大的试验型治疗方案。

后来我们才知道，是父亲坚持要采用这种风险极大的治疗方案，而且不让医生告诉我们。但是，这种试验型治疗方案的疗效，也只维持了短短几天，全身的微血管就开始渗血，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34年前的“五一节”上午，不少亲朋好友来到病房看望。父亲很高兴的与他们见面谈话。

谁也没想到，下午病情就急转直下。我当即明白了，上午的假象，是父亲生命最后的回光返照。

当天晚上，我不愿意让母亲看到这生离死别的最后场景。经我再三劝说，母亲回到宾馆休息。

我小心翼翼地询问父亲，有什么要交代的吗？父亲说：“没有了。你就让我这样睡过去好了。”

1988年5月1日深夜11点46分，父亲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经医院紧急抢救，他又醒了过来。我难过地告诉他：“刚才，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父亲说：“下次心脏停跳，就不要再抢救了，该说的我都说了，就让我这样睡过去吧，再也不要做那些没用的抢救了。”

5月2日凌晨1点20分，父亲的心脏，再一次停止了跳动。依照父亲的嘱咐，没有再进行心脏复苏的抢救。我一直摸着昔日父亲温暖的那双大手，慢慢变冷……

父亲戎马一生，身上八处负伤。当炮弹袭来时，他的通信员奋不顾身冲上去，将他压在身下而壮烈牺牲。他身上有一块弹片，一直未能取出。他经历过1937年“8.13”淞沪抗战，作为一名排长，在保卫四行仓库中光荣负伤。在八路军，他是皮定均将军的一员骁将。解放战争，血战孟良崮战役，他身先士卒，荣立大功。

全国解放后，他是四川省中江县的首任兵役局长，并亲自送黄继光等四川籍战士抗美援朝。50年代绵阳、遂宁两个专区合署后，他是绵阳地区的首任民政局长。他还是“第二个都江堰”——武都引水工程的首任指挥长。改革开放后，他又第一个向组织打报告，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

我的父亲出身贫寒，读书不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薄名利，恪尽职守，是领导和群众公认的一个从不整人的领导，一个严于律己的好人。

同时，他又最早被解放出来，负责筹办“绵阳地区五七干校”，随后被任命为武都引水工程首任指挥长。他不但是一个善良的好人，同时也是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干部。他对工作一心一意，竭尽全力。即使接受再困难的工作，受领再危险的任务，他从没辜负组织和领导的期望，并深得班子和同志们的信任与好评。

三年困难时期，我爷爷从河南老家带着我堂哥来到绵阳，原本打算在当官的儿子这里过一段不挨饿的日子。谁知天府之国粮食更是异常匮乏。看着我们三兄妹的满眼饥饿，爷爷悄然返回偃师，没两个月便去世了。老家的人说，爷爷不是饿死的，是为在四川的儿子孙子挨饿，担心死的。

父亲的工资不低，却几乎从不存钱。跟他出差的同志，在外吃饭一般都是他付费。我问过他，回答是别人工资没他高。三年困难时期，他明确交代保姆彭姨，不要怕贵，想办法把市面上能买到的食品，买来让孩子们吃。

父亲认为，命比钱贵，一个好身体，才是学习、工作、生活的本钱！

我们三兄妹结婚时，父母都送同样的手表，作为祝福。希望我们珍惜时间，永不停步。

父亲老年得子，对子女从不偏袒溺爱，而是严格要求，一视同仁。作为长子，一生中记得他只打过我一次。那是因为弟弟淘气，用自制的箭，射伤了我的妹妹（他的姐姐），还不认错。为此，我打了弟弟，却正好被父亲看见。

于是，我挨了他唯一的一次打，而且还只打了一下！但是，家里的一根擀面棍，却被打断了。

父亲如此气愤，是因为他亲眼看见了，我这个当哥哥的，居然动手打弟弟。但他所没看见的，是当弟弟的，先欺负了自己的姐姐，而且还坚决不认错！

事后，父亲了解了实情，但也从未向我道歉。不过，从此父亲再也没有打过我了。而弟弟从这以后，也再也没有欺负过自己的姐姐了。

或许，这就是父亲的家教！

作为父亲，他的身教，永远大于他的言教。

我们成家立业时，“好好学，好好干，好好活”这九字传家之言，是父亲母亲留给我们兄妹的最大的遗产。

“好好学”是父亲对我们的启蒙

父亲的家里穷，兄弟姐妹多，父亲只在偃师县大口肖村的私塾里念了两年书。他最得意的是，这两年的笔和本没花家里的钱，是老师对他学习成绩好的奖励。父亲有空时会摸着我的头说，即使他如此努力，爷爷也没能供他读完初小，当兵成了他能吃饱饭的唯一选择。他时常骄傲地对我说：“你爷爷没能供爸爸读完初小，你只要好好学，爸爸有能力供你读完大学，甚至博士。”

一个没能读完初小的他，却把最实在的“好好学”三个字，永远地镌刻在我的心底。

作为国务院首批十年一贯制——绵阳实验小学的学生，1965年秋，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四川南山中学。尽管十年“文革”中断了我的学业。但是，“好好学”这三个字，却始终伴随我上山下乡，戍边扛枪，转业地方，调到中央机关。

在“好好学”的激励下，我始终坚持把读一万字书或写一千字文，作为我每天的必修课。这些年，每每在停顿自己或松懈自己时，耳边就会听到“好好学”的叮咛，仿佛父亲在默默地注视着我。“好好学”已经成为父亲同我交流的开场白，成为激励自己不能懈怠的座右铭。

“好好干”是父亲对我们的鞭策

新中国建立时，父亲就是县团级领导干部。无论在地方，还是在军队，人们对他评价最多的就是忠厚清廉，没有官架子。

孩童时代，专署大院的一些孩子，显摆各自的父亲时，常挤兑我的话：亏你爸还打过大仗，立过大功，但却一点儿也不像当官的。当时，我也觉得父亲不像城里的领导干部，倒真有点像北方的乡下农民。“文革”十年，那些像大官的领导干部，不仅本人被批斗，而且还波及家人。而我父亲除了一两张无关痛痒的大字报外，没有人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70年底，我悄悄从插队的乡下参军入伍。父亲赶来时，窗外的他只来得及丢下“好好干”三个字，火车便呼啸而去。

“好好干”三个字，激励我扎根连队，从最苦最累的活儿干起。激励我，在全军同批入伍者中最早入党，在军事训练和战术演习中崭露头角。激励我，敢于坚持原则讲真话，1979年军队纪委一恢复重建，组织就调我专门从事纪检工作。十多年的军旅生活，没有人能看出我是上山下乡的城市兵，更没人知道我是干部子弟。

1985年转业地方三年的我，因“好好干”被任命为绵阳市纪委办公室主任。看着刚过三十而立，颇有点春风得意的我，已经离休在家的父亲，决定与我进行一次恳谈。工农干部的他，并不善于言谈。一晚上讲了不少自己的经历和体会。由于讲得极其认真，我也不敢敷衍。其实，这也就是父亲教育我当好领导干部的“五个不”：一是不能贪污，屁股不净，难有威信。二是不能偷懒，尽心不够，难以当头。三是不能表白自己太累，头累身难起。四是不能当众轻言下属不行，部下窝囊，实乃领导废物。五是不能拒绝别人解释，听人辩解，可得一半

30多年过去了，我在纪检监察机关的各主要业务部门均历练过。审理大案，查办要案；处理信访，开展调研……并从县纪委、市纪委，一步步走进中央纪委。无论是在中央研究室搞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工作研究，还是在中央纪委北戴河培训中心，大规模培训纪检监察干部，或是创办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无论是同领导交往，还是与同事相处，或是和下属共事，都能全身心投入，竭尽全力，排除困难；都能等距离相交，不偏不倚，不温不火。相处时，不虚情，不妄誉；离开时，不攻讦，不出恶声。过耳顺之年后，我更深刻地懂得君子之交，不能浓于水。我父亲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字面理解，或许并不周延。但是，他却用“五个不”让我领会其真谛。回想起来，这“五个不”，其实就是父亲对“好好干”三个字，极接地气的具体诠释。

“好好活”是父亲对我们的祝福

27年前，我初到北京时，张黎群同志（32岁时就任中国青年报社总编辑，后任社长），曾就“生命是一个过程”，让我即席作答。略作思考后，我向忘年交的张老作了这样的阐述，人生是一个过程，所有人的起点和终点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正是在于过程即中间的这一段。有的人，过分领悟于起点和终点的相同，无所事事，与世无争；有的人，又过于醉心于过程即中间那段的不同，而费尽心机，锱铢必较。我当时对人生是一个过程，用了“三个性”来概括：

“一次性”：人生是一个过程，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只拥有一次生命。因此，必须珍惜它，努力做自己应该去做的事。

“有限性”：人生是一个过程，无论长寿还是短命，都只拥有有限的生命。因此，必须把握它，只能做自己可能做到的事。

“不可逆性”：人生是一个过程，无论从何时开始，都是直播而无彩排，开弓没有回头箭。因此，必须理解它，及时做自己需要去做的事。

27年前，我之所以能用不到五分钟作出上述概括，是因为30多年前我亲历了父亲对死亡的坦然和淡定。

“我去了，你们要好好活。”这是父亲在弥留之际，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

于是，他安详的、平静的、面带笑容的走向我们目前还不能深刻了解和科学认知的另一个世界——

一个出身豫西山村没读完初小的贫苦农家子弟，在祖国危难之时，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抗击过日寇的入侵；在国共两军决战中原之时，参与了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孟良崮战役；在鸭绿江畔燃起战火之时，亲自动员并输送了黄继光等一批四川籍志愿军人入朝作战；在“文革”期间最困难之时，担任了被称为“第二个都江堰”的武都引水工程首任指挥长。“文革”结束不久，他即带头向组织写申请，要求离休，以便让年轻干部成长——父亲以他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好好活”。

尽管父亲可以躺在轮椅和病床上靠保守疗法，在相当长的时间维持生命。但是，当他考虑到自己一生中，应该并可以做到的事已经完成，考虑到不能拖垮我母亲的身体，考虑到不能影响子女的工作，考虑到不能耗费国家有限的经费，于是，他选择了解放别人和解脱自己，并拒绝无用的救治，从容离去。父亲以其有尊严的活法，加深了我们对“好好活”的理解。

今年是父亲诞辰110周年。每年的正月初五，我和弟弟、妹妹，都会如实的向父亲汇报，“好好学”的体会，“好好干”的历程，“好好活”的情况。

父亲母亲：你们在那个世界好吗？托你们的福，我们过得很好。只是你们走后，兄妹们每次相聚后的一声再见，彼此知道，时光如梭，就时间而言，又都老了一点点；我们每次去市委干休所老房子和南山陵园祭奠，大家明白，光阴似箭，就空间来说，与你们的灵魂又近了一点点。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想你们了！你们听见了吗？

来源：廉洁海淀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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