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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中国传统耕读教育浅谈

2022年07月08日
智慧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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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耕读”是安身立命和治家的根本之道。早期儒家传统尊“劳心”贱“劳力”,孔子在回应“樊迟请学稼”时表示:“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焉用稼?”(《论语·子路》)他认为讲求礼义才是君子之选。孟子提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不过,当时也能看到不同情况,《说苑》记载,“曾子衣敝衣以耕。”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曾子,不得已而力耕于泰山之下。颜回也曾亲自参与耕作,据《庄子·让王》载,颜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

  后世儒家的价值观念逐渐从“焉用稼”转变到对“亦耕亦读”的追求,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耕读观念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变迁与拓展。“耕”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劳动,且可以扩展为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也不仅仅是传统四书五经的学习,而是指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到了汉代,人们开始把耕读相兼的教育思想加以强化。经学家郑玄,“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与学生一起力行耕读相兼的生活。《后汉书·袁闳传》有“以耕学为业”之语,其中的“耕学”暗喻文人应如耕者般勤于学问。《晋书·隐逸传·朱冲》中提出:“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朱买臣“负薪读书”、倪宽“带经而锄”,都是代代相传的劝学励志典故。

  三国时期,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西晋学者皇甫谧“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徐苗“少家贫,昼执鉏耒,夜则吟诵”。范隆“隐迹不应州郡之命,昼勤耕稼,夜诵书典”。范宣“家至贫俭,躬耕供养”。东晋陶渊明“逃禄而归耕”,辞官归隐过着耕读生活,“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家颜之推强调要教育子女“知稼穑之艰难”,认为“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他在《颜氏家训》中指出,只有通过农业劳动来体会人生,才能做好官、当好家。士大夫如果不了解农业,不参加农业劳动,会“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随着颜之推等倡导耕读思想的流传,耕读教育对于维系家业的意义家喻户晓,耕读传家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唐代也不乏耕读的事例,如时人有诗云“儒翁九十余,旧向此山居……但有子孙在,带经还荷锄”。到了宋代,耕读教育逐渐走向鼎盛。“耕读”二字联合,并作为专词应运而生。宋仁宗实行劝耕政策,耕读教育成为当时重要的教育理念。苏轼就曾自称为识字的耕田夫,陆游的诗中也有“颓然静对北窗灯,识字农夫有发僧”之语。时人认为耕读不仅可以科举入仕,改变命运,而且可以明人伦,正家风。如《李氏长春园记》曰:“人生天壤间,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园池台榭可以日涉,有贤子孙诵诗读书,可以不坠失家声,此至乐也。”朱熹亦对耕稼非常重视,在《劝农文》中指出:“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苏辙有“般柴运水皆行道,挟策读书那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之诗句,表明其家已有耕读传统。南宋人舒邦佐的传家训词中,有“后世子孙,优必闻于诗礼,勤必苦于耕读”,也带有耕读传家的意思。元代理学家郑玉曾写过《耕读堂记》,借夸赞鲍生提出“耕田以养其亲,读书以修其身”的志向,并强调如果人人皆尽耕田之力,皆有读书之功,则人情自厚,风俗自淳。

  明代诗人徐勃有诗云,“半榻暮云推枕卧,一犁春雨挟书耕”,恰到好处地把“耕”与“读”结合起来。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在“耕读教育”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士人以耕为耻,“只缘制科文艺取士,故竞趋浮末,遂至耻非所耻耳”。他很重视“耕”与“读”的结合,提出无论为农为士者,均须耕读相兼。耕则力耕,学则力学,须知“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思想家颜元重视“习行”,要求学生学习农学知识,认为劳动能“治心”“修身”,“君子之处世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矣”。理学家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言及“樊迟问稼”时,对子孙提出了“不有耕者,无以佐读者”的观点,寄望子孙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的教育不仅拓宽了教育的社会基础,促使读书人自食其力,同时也成为培养其品格、磨砺心性的重要方式。

  清末名臣曾国藩始终将耕读教育作为治家的根本,强调“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他指出“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曾国藩强调:“吾家子侄半耕半读……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这表明当时“耕读传家”不仅把农耕劳作纳入教育的范畴,而且把生活起居和日常礼仪等也纳入教育的内容。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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