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吴中胜 演讲地点：赣南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二〇二二年六月

　　吴中胜 赣南师范大学教授，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赣南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全国优秀教师、江西省“双千计划”人选、江西省百千万工程人选、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

　　“家训”是指家庭内部的规训，即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的直接训示、亲自教诲，也包括兄长对弟、妹的劝勉，夫妻之间的嘱托等。在我国古代，作为一种家庭教育的形式，它是维系和发展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精神纽带。

　　文体视角

　　《说文解字》：“训，说教也。”可见，“训”是一种行为方式，具体来说是一种说教授道的行为。追溯“训”体之源，其最早被命名为文体，应是出现于《尚书》之中。《尚书》是尧至周期间政事言辞之汇编。孔安国撰《尚书序》中提到：“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文选》卷四十五），即指《尚书》中的六种“各司其职”的文体。作为“尚书六体”之一，最初的“训”也是依傍政治而生。这是“政事之训”，记载着有关执政规律的训诫，有君主对王位继任者和臣下的训示，也有臣子对君主的规劝。随着社会的发展，“训”体大致经历从“政事之训”到“家教之训”的转变，同时在与其他文体的互渗过程中，其内涵边界不断扩大。

　　基于“训”在广义上的说教之义，那些以说教训诫为主要内容的文章皆可被看作是“训”体文。就以《尚书》来说，其中有很多篇目虽不以“训”为题，但就其内容来看实为“训”体文。正如孔颖达所说：“《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

　　总的来说，不论是以“训”为名的“训”体文，还是虽未冠以“训”名，但实为“训”体的文章，都体现出“训”作为一种上古文体的特点，在古代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政治规训的作用。所以“训”作为一种文体，最初是“因事而立”，是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作为一种“王室政训”的同时，本身也行使着一种“王室家训”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家训的先河。

　　不论是先秦时期的“诰”“令”“箴”“铭”等带训令说教性质的文体，还是之后兴起的“诫”文，都在其文体的功能和性质上与“训”体异名同功。此外还有“规”“令”等文体，也常被用在“教诫训示”的场合之下，与“训”体有相似功能。比如“令”最初也是发源于政治上的诏令文，是一种古代的政治应用文体。《文心雕龙·诏策篇》说：“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刘勰认为告诫的文辞，就是诏令中最为切实的一种。和“训”“诫”一样，当“令”从“政令”延伸到家庭之中，就成为 “家令”，开始履行家庭教育的职责。而“规”本身就有“无规矩不成方圆”的规范性含义，《说文解字》：“规矩，有法度也。”就是说“规”是合乎法度的意思。吴曾祺《文体刍议》：“此体古无所师，唐人以意为之。后人每有规条、规约之目，亦是此意。”这些规条、规约其实就是一些“规劝”“规训”等教诫、告勉之辞，在古代，“规”常常出现在家庭、书塾等地。长者对幼孩言谈举止进行规范的条约也就形成了家庭的规约——家规。“令”包含着更强的强制性意义，“规”则有更大的约束性，但作为文体，它们都和“训”一样，发挥着教诫告劝的社会作用，广义上都可视为在“训诫”体范畴之内。中国古代的文体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它不断地发展变化，而且各种文体之间又常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上文中提及的“训”与“箴”“诫”“令”“规”等文体，产生于不同的“特定场合”，却有相似的社会功能。在中国古代，文体的复杂多义和不确定性使文体之间的界限模糊，上述几类文体之间就很难划分出清晰的界线，“训”与“箴”“诫”“令”“规”等都是具有“教诫”功能的实用文体，其实常常被视为同一种文体。

　　《颜氏家训》。资料图片

　　《颜氏家训》书影。资料图片

　　广西柳州柳江区穿山镇高平村，志愿者为村民书写家训家规。新华社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濂江书院，小学生们在听讲解员介绍有关朱熹讲学的故事。谢贵明摄/光明图片

　　家训之训

　　传统家训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凝聚了古代中国人千百年来积累的教育观念和人生智慧。“家训”一词最早出现于《后汉书·边让传》：“髫龀夙孤，不尽家训。”意为“父母的教导”，即家教。家训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是中国人独有的治家规范。那些蕴含其中的治家、理家和兴家的智慧也是维系中国古代千千万万家族经久不衰的“传家宝”。

　　宽泛地说，只要是教导子孙后辈如何修身齐家的言辞和文字都是“家训”。像周公的《诫伯禽书》、曹操的《内戒令》、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司马谈的《命子迁》、陶渊明的《命子》等都是“家训”。唐、宋以后，出现大量韵文形式的家训，如杜荀鹤的《题弟侄书堂》、陆游的《示儿》，以及邵雍的《诫子吟》《教子吟》《教劝吟》等。

　　陈振孙推崇《颜氏家训》，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这是从狭义角度来说的。陈振孙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因为从家训史来考察，《颜氏家训》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家训的成熟，是历代家教的典范。它自成一家之言，新创“家训”文体，是第一部以“家训”命名的训言体著作，堪称“家训之祖”。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文化兴起，家族意识日渐浓厚。选官制度有重要变化，由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变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家世门第是主要依据。人们更加重视“家风”“家声”和“家学”。《颜氏家训》在《教子》《治家》《风操》等章节中就谈到了涵养优良家风的重要性，如《治家》：“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就把治家与治国并论。《涉务》开篇就提到：“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士人君子，要能够做一些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事情，高谈阔论、纸上谈兵，是愧对俸禄和官位。“家训”是中国古人特有的治家规范，也是中国文学特有的实用文体。

　　家教传统

　　中国自古就善于总结家族兴衰的经验和教训：“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周易·坤·文言》）“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所以为子孙着想，要多多行善。提倡好的家风，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彖》）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许多人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去理解，而我认为这句话更重要的内涵是说，每个人要尽自己的“职份”，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好父亲应该做的事情。其他家庭成员也各尽其“职份”，这样就“齐家”了，推而广之，天下就太平了。《礼记·大学》：“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也是这一理路。

　　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讲过一个故事：

　　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寑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寑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淮南子·人间训》）

　　孙叔敖是楚庄王的功臣，照理可以受封肥沃的领地，但他偏偏选择“寑丘”，那个地方多沙石、甚至地名都丑，谁都看不上。但是后来呢？选择肥沃领地的其他功臣的后代很快都消亡了，只有孙叔敖的子孙保存下来。因为肥沃的土地大家都想得到，所以会争斗，贫瘠的土地没有人想得到，所以没有性命之忧。

　　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写了一本书《血缘：〈史记〉的世家》，世家是什么呢？就是一些世代兴盛的大家族。一些世家大族的兴盛，一个家族之所以长期存在，有精神层面的构成元素，在培养优良家风方面，肯定有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史记·吴太伯世家》）

　　《史记》“世家”第一篇《吴太伯世家》，讲了一个兄弟谦让的故事。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朝周太王的儿子，他俩还有一个弟弟叫季历，季历有个儿子姬昌，很得周太王的喜欢。周太王很想把王位传给姬昌，那就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位子先传给季历。太伯、仲雍看出周太王的心思，就跑到南方当时的蛮荒之地去了，让弟弟季历可以放心地继承王位。后来季历果真继承了王位，他的儿子姬昌也继承了王位，姬昌就是后来有名的周文王。这就是吴氏家族“德让”的故事，后代吴氏家训中多有“德让”的训辞，许多地方的吴氏家族的祖厅门楣上就有“德让遗风”四个字。孔子曰：“太（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说的就是这种谦让美德。

　　“丁丑，崔柕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柕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曰：‘不与崔庆者死！’晏子仰天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不肯盟。庆封欲杀晏子，崔柕曰：‘忠臣也，舍之。’齐太史书曰：‘崔柕杀庄公’，崔柕杀之。其弟复书，崔柕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柕乃舍之。”（《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太史三兄弟，面对篡位的权臣崔柕，齐太史坚守史官的职守，坚持写下“崔柕杀庄公”，崔柕就把齐太史杀了。齐太史的弟弟继任史官，又这样写，崔柕又把他杀了。齐太史的小弟弟接着任史官，又坚持这样写，崔柕害怕了，只好放了他。齐家三兄弟坚守的是史官的实录精神，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不虚美，不隐恶”（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这种实录精神，不仅是一种史学精神，更是一种职业道德，也是人格精神。文天祥《正气歌》中“在齐太史简”说的就是这个典故。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史记·鲁周公世家》）

　　这个故事是说周武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周成王年纪太小。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看到这种情况，就代替周成王管理王朝事务，这就给人留下口舌。周公旦不顾天下人的流言蜚语，等周成王长大成人，就还政成王。这个时候天下人终于知道，周公旦是大公无私。司马迁称这个故事为“揖让之礼”。（《鲁周公世家》）唐代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赠君一法决狐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周公旦的这种精神，是一种担当精神，也是一种信守诺言的品格。

　　上面所说的谦让、尽职、守信，是古人认为立身处世坚守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许多家族存世立教的基本信条。

　　家规家训的目的不在于“轨物范世”，而是“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正因为是对同宗同祖的亲人们说的话，所以比较真诚，比较可信，所谓“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颜氏家训·序致》）就拿《颜氏家训》来说，这部书一共有20篇，有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等，涉及家庭内外、士人立身处世等多方面的内容。对于后世而言，在明确其固有的历史局限的前提下，其中有许多思想内容，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

　　不要溺爱小孩：“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颜氏家训·教子》）

　　善择友：“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说明“君子必慎交游焉”。（《颜氏家训·慕贤》）

　　劝学：“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颜氏家训·勉学》）

　　尽忠守职：“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是“朝廷之臣”，二是“文史之臣”，三是“军旅之臣”，四是“藩屏之臣”，五是“使命之臣”，六是“兴造之臣”。“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途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颜氏家训·涉务》）

　　居安思危：“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颜氏家训·涉务》）

　　重农务本：“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茠鉏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禀，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颜氏家训·涉务》）

　　守道崇德：“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主张君子之德，反对“躁竞得官”。（《颜氏家训·省事》）

　　《颜氏家训》是我国较早的家规家训，对族人的日常行为作了种种规范和训导，对于人品修行的重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颜氏家训·勉学》：“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颜氏家训·勉学》：“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雠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对于“人己之学”，《颜氏家训》更有明确的表述：

　　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颜氏家训·勉学》）

　　有意思的是，颜之推提出，古今学者所谓的“为己”“为人”内涵指向有所不同，但无论古今，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讲论文章”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修身利行”。

　　尽忠报国：“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戒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颜氏家训·养生》）“求道者，身计也；惜费者，国谋也。身计国谋，不可两遂。诚臣徇主而弃亲，孝子安家而忘国，各有行也。”（《颜氏家训·归心》）这是忠孝难于两全的思想，关键时刻主张弃孝尽忠。

　　六朝时期中原变乱，许多中原大家族举家南迁，在思想上仍然保持着中原文化的思想观念。《颜氏家训》的主导思想就是传统的中原文化。为了在相对陌生的南方生存发展下去，这些大家族特别重视对家庭成员的教育。颜之推回忆自己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教：“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颜氏家训·序致》）又如梁代萧绎《金楼子》有“戒子篇”，收集了史上训教子孙的一些善言名言，如合稷庙堂金人铭“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等。

　　有良好的中原文化根基，又有严格的家庭教育，当时许多大家族人才辈出。当时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就说：“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文心雕龙·时序篇》）刘勰说王、袁、颜、谢、何、范、张、沈等家族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家族，出现许多人才。唐代刘禹锡有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仍然有对六朝众多家族兴衰的感怀。

　　客家的家规家训

　　下面，集中介绍一下我们通过调查等方式搜集、整理的客家家规家训。客家的传统家规家训是中国家训文化的代表之一，蕴含着忠孝为本的家国情怀、亲善睦邻的行为规范、克勤克俭的生存智慧。

　　对于家庭，客家人重视“孝”的教育。如《刘氏家规》（宋嘉泰元年本）有“孝父母”列入家规总则条目：“经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故孝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诚、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所以为尽子职也。”《李氏家规》（清刻本）有“敦孝悌”条目：“父母之恩，天高地厚，恩情罔极人伦。十月怀胎，三朝乳哺，推干就湿，保抱抚摩，忧疾病，闻饥饱，调寒暑，父母受尽万苦千辛，方得子女成人长大。为子女者即幸遇父母有寿，急急孝养，难报天恩。人生时日限也，万一错过，殁后即披麻戴孝，三牲五鼎，竟亦何裨？”强调报父母生养之恩是人伦至极，尤其强调父母在世时就要及时行孝。

　　“忠爱家国”在客家家规家训中是重点强调的内容。如《张氏家规》（清河张氏清刻本）就有“忠效国家”条目：“国家与民，关系互相。民忠国盛，国富民康。国泽黎民，民增国光。天经地义，效国理当。劝我族人，以此为尚。奉事国家，蹈火赴汤。为国稳安，戎马扛枪，为国振兴，农工学商。清政廉洁，不图恩偿。和衷共济，不怨下上。执行政令，遵纪守纲。踊跃赴公，早完税粮。”唐陈崇撰《义门陈氏家范二十则》有：“出励名臣，处为硕儒。安吾作息，急乃公输。”达则为忠臣良将，穷则硕儒善士，但无论穷达，都要急国家之所急。这正是五千年中华文化“家国情怀”的深厚积淀。

　　客家人与人交往重礼义、讲谦和。如《谢氏家训》（清刻本）要求：“内外亲族，无论尊长同列，皆当以礼接之。毋得简傲笑谑，不恭不敬。”台湾屏东县南州乡《徐氏家训》指出：“以出入则与俱，以吉凶则与共，以燕享庆吊则时相聚处者也。若以情属之义联之，何在非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之谊乎。苟或因小忿而生嫌，片言而构祸，鲜不以通家至好之谊而至隔绝不亲矣。”

　　客家人因为“客居异乡”，更加懂得生活之艰难、幸福之不易，所以十分强调勤俭治家。如《钟氏家训》（清刻本）有“禁游惰”条目：“一人各寻一业，务尽其职，切不可驰骛浮华，虚闲度日也。”又有“戒奢侈”条目：“治生之道，曰开源，曰节流，开则务勤，节则务俭，不勤不俭，亏损立见，况俗尚奢华，事事不安于简朴，非自立骨干，必不免为习所移。噫嘻！十年勤之难丰，一旦耗之易尽，何如崇朴黜华，食用无忧不继。”

　　由存留至今的客家家训来看，古代家规家训的确凝聚着古人千百年来的生存智慧，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诠释。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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