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以所谓“民间借贷”名义发起的对我的诉讼案，事实上所谓的“借款”只不过是个障眼法，其实是国家工作人员索要的“好处费”。明面上以我写借条的方式加以掩饰。然而，案件历经多次审理，法院最后的结论居然是借贷关系成立，索贿款成功洗白成借贷款，加上利息，高达千万之巨。这在当今高压反腐的大环境下，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

【案情回顾】我在福建长乐经营着一家机械厂，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时，都会请其高中同学陈伙利（时任系该县水电局长）帮忙摆平问题。比如批地建厂、电力扩容、超生罚款、黑道滋事等。当然，这些忙不是白帮，都是有代价的。每次请陈伙利帮忙，陈伙利都会索要好处费。从1998年开始，每次请陈伙利出面帮忙，他都要我向他出具借条。当然他是公职人员，为了逃避索贿被查，陈伙利让我写的借条，出借人都是他人，包括他亲友、与其关系密切的企业。约定等到我的公司盈利后兑现。几年下来，为了企业的发现，没少找陈伙利帮忙，借条打了一张又一张，累积下来已达到291万元之巨。但由于我的企业一直效益欠佳，所谓的“借条”也一直没能兑现给陈伙利。直到2018年我的企业被拆迁征用，获得一笔拆迁款。陈伙利得知后，认为兑现所谓的“借款”时机己到，就让所谓的“出借人”以诉讼的方式讨要贿款。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诉争和判决。

 如果我确实借了这笔钱，我当然有义务归还。但事实上并不存在借款一说。所谓的债主我都不认识，何来借款一说。无论法院怎么认定，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所谓的“借款”事项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国家工作人员为了索贿，用借款名义来掩饰索贿。这种手段在反腐案例中并不鲜见，足见陈伙利当时让我通过写借条的方式索贿是处心积虑，早有预谋。

这起案件法院判决是否体现了公平正义、是否存在枉法徇私暂且不作评价，但有权利提出案情中疑点，相信公正的判决经得起质疑。

让大家来看看这些“借款”是怎么具体出借的。

近300万现金出借，可能吗？

借条上陈伙利的二个亲戚（包括陈伙利三人）作为出借人，在法院审理时均表示当时这291万全部为现金方式出借。甚至作为出借单位的某房地产公司，其向外借款也是采用现金交付方式。试想一想，这不是290元，不是2900元，是291万，谁会在借出这么大一笔款项时，采用现金方式？在我的认知里，大概只有影视剧中不法交易才可能会拎个箱子使用大额现金。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呢？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借款”！他们提供不了任何银行转账的记录，为了不让自己的谎言被揭穿，就只能说是现金支付。这一反常的支付方式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这显然是疑点之一。但现金支付也不是找不到凭据，只要存在就有痕迹。就算是他们说的全是现金支付，那作为出借人，这么多现金从何而来？不可能是一直存放在家中，肯定也是从银行先提取出来，那么只要稍微查一下当时他们的银行相关账户收支记录，就能立辩现金支付之说的真假。可惜法院对这一明显的破绽视而不见。未调查出借人的钱款来源真实性这一关键信息，给整个案件的定性造成了颠覆性影响。

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位出借人称，其借出的190万资金中，仅50万为自有资金，其余均为向亲友筹借的。而且其向亲友筹借资金均由他本人先行归还。同样这中间的所有资料往来也全部是通过“现金”来完成的，没有任何银行的转账记录。这些人对现金似乎有着异于常人的执迷，上百万的资金来往都用现金，这种说法恐怕只有鬼才信。是个人都不会相信其说法。这其中想掩饰什么，不言而喻。

素昧平生，倾囊相借，可能吗？

借条上的这些人所谓“借钱”给我的人，除陈伙利外，我根本就不认识，与他们并无任何经济往来，但他们却个个争相出资，以“月息1%向我出借资金”。而且在长达十数年间，无一人向我索要借款本息。即便是这些钱款是他们四处付息筹借而来（月息也是1%），也从无怨言，甚至还自掏腰包主动先行向他人归还本息。正常的融资，皆为赚取利息。而所谓的出借人，为了帮我筹措资金，以月息1%筹到的资金，再以同样的利率出借给我，他图什么？不但从中未获得任何好处，而且还承担了借期16年货币贬值，无法讨回的巨大风险，实在是违背常理。我和他们素不相识，难不成他们当真是新时代的“活雷锋”?

一群陌生人，毫无利己动机，把我的企业当成自己的企业，倾囊相借，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可惜这并非实情。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异常。事出反常必有妖。这种看似无私的行为，又与他们通过诉讼索要款项的举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然这么多年不计个人得失，慷慨解囊，为何现在又突然变脸，对簿公堂。这种完全无法解释的矛盾行为，预示着所谓的“借贷”不过是瞒天过海的把戏。以诉讼的手段实现漂白非法收入的目的而己。

资金来路太过离奇，可能吗？

想将钱借给他人，至少自己得有这笔钱。出借人之一的陈守华，自称当时（2002年）是在村委会任职，月薪1000-2000元。而他却能数次出借共计190万元现金，真是不可谓不令人称奇。对这种明显与其收入不符的资金来源，其解释是除其中50万元是自有资金之外，其余均是向其亲戚拆借。而且还不能全部说明具体借钱人的身份信息。

更令人费解的是，陈守华虽自称大部分资金是向他几个亲友拆借，但却没有能提供出任何一份借款手续和转账记录。他本人解释说都是口头约定，没有写借条。而且资金的支付方式毫无例外的又全部是“现金”，是“从广州用汽车连夜运回给的”。撒谎撒到这种程度，估计也是实在快编不下去了。我估计他可能连自己都不会相信自己说的话。法官难道看不出这其中的异常吗？如何能听信这种拙劣的谎言？这其中是不是有不为人知的内幕不得而知。这种大额的资金，就算是他们是亲戚，也不可能不留下书面的凭据。不然事后谁能说的清？当真信任到如此地步？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更扯的是，上百万的现金，几个人宁可从“广州连夜运回”，也不愿从银行转账，为什么？这可能吗？若不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谁出借大额资金时能蠢到这个程度？

而另一个所谓让我写给保利房地产的借条，在法庭上甚至都说不清楚具体是谁“借钱”给我。既然连具体借钱的人都不能说清楚，那这笔所谓的“借款”还能真实存在吗？

审理程序一波三折，正常吗？

这起案子的审理过程也存在巨大争议，涉嫌程序违法。先是2018年长乐区法院一审驳回了原告诉求，接着是上诉后发回重审。长乐区法院重审时以“发现有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已向相关部门移送”为上裁定中止审理。至此一切都是正常的。因为案件确实涉嫌索贿犯罪和虚假诉讼。但后面发生的事就令人不解了。案件中止审理后，在我并没有看到相关部门作出审查结论的前提下，长乐区法院就对案件恢复审理并做出了与原审完全相反的判决。对涉嫌索贿和虚假诉讼没有任何审查结论就恢复审理，这正常吗？审理程序合法吗？

长乐区法院（第二次一审）审理过程中，明明发现资金来源和交付方式存在疑问；明明知道通过调取银行交易记录可以查实却不深究，明明知道原告的陈述存在漏洞，难以自圆其说，但长乐区法院对这一关键线索有意忽略，对牵强附会的虚假陈述予以采信，这正常吗？符合审理程序规范吗？

而当我上诉后，福州中院进行了改判，做出了公正的判决。这本是一场正义的胜利，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对方又向福州中院申请再审。更意外的是，福州中院从再审申请立案到再审裁定不到10个工作日。不仅火速启动再审，并且推翻了先前的公正判决。为什么同一个法院、同一个案子，同样的事实和证据，经过两次审理，判决竞如此天差地别？这正常吗？如果没有人徇私干预司法，我对两次完全相反的判决想不出还能有别的合理解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虚构事实则天理不容。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中饱私囊。将不法收入伪装成民间借贷以逃避法律制裁。我的这起案件无论是从所谓的借款方式、资金来源、支付形式等方面都破绽百出，疑点重重。然而一审法院（长乐法院）在审理时先是支持了我的观点，之后重审（即第二次一审）却又全盘推翻，同一法院的针对此案的两次审理，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是案情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吗？是对方提供了什么决定性的证据吗？都没有！案情还是原来的案情，证据还是原来的证据，但一些人就是能指鹿为马。非但没有追究陈伙利的索贿罪行，还将子虚乌有的“借款”认定为事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转眼间千万不法收入变成了合法的债权。连基本的常识都不能自圆其说的所谓“借贷”，居然也能堂而皇之被法律所认可，法律公信何在？公平正义何在？无论是长乐法院（第二次一审）还是福州中院（再审），在审理案件时对上述种种合理怀疑不予厘清，对我提供的相关证据视若无物。反而对捏造事实进行虚假诉讼、漏洞百出的“故事情节”予以认可，是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不够？还是另有原因值得深思。陈伙利通过将索贿包装成借贷，法院就硬生生的确认为借款；将一起捏造事实的虚假诉讼案，审理成民间借贷纠纷。法律是用来维护正义的，不是少数人弄权的工具。而从长乐法院（第二次一审）和福州中院（再审）的判决书中我却没有看到应有的正义，看到的只有为虎作伥。这一判决的影响恶劣，相当于是一本邪恶的教科书：如何将不法之财合法化。其伤害的不仅仅是我个人，也是对整个社会良知的公然践踏，是中国法制史上又一败笔。

孰是孰非，民众的心里都自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真是假，交给社会和相关部门去核查。我坚信，事实可能会被蒙蔽一时，而真相早晚会大白天下！

（本稿件由当事人郑先生提供发布。仅代表个人观点，与平台及媒体无关。当事人承诺如有虚假信息愿意担任一切法律责任后果。）

特别声明：

本文为人文传媒网平台“人文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与“人文号”立场无关，“人文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如有文章内容、版权等问题，请联系人文传媒网。

联系邮箱：www_rwcm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