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萝卜头”的父亲叫宋绮云，与母亲徐林侠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党组织派到杨虎城处工作，担任《西北文化日报》的社长和总编辑。西安事变前夕，宋绮云参加草拟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等文件，徐林侠筹备妇女救国会，并协助宋绮云开展革命活动。事变发生后，宋绮云利用《西北文化日报》，全面介绍事变的起因、经过，积极评价事变的实质和意义，广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6年12月11日晚，他被杨虎城叫到办公室参加一个紧急会议。第二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41年，已经是国民党第四军少将参议的宋绮云，被特务们以一封假电报骗他回家，谁知，刚进家门的宋绮云，就被蹲守特务们秘密逮捕了。宋绮云被捕后，妻子徐林侠每天步行30多里，到西安城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看着徐林侠四处奔走，特务们又故技重施，让徐林侠送来换洗的衣服。虽然明知这很可能是陷阱，但徐林侠还是抱着还没断奶的“小萝卜头”去了西安，只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小萝卜头”和妈妈一到西安，就被关押进了重庆“白公馆”的女牢。这里牢房狭窄矮小，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离牢门不远的地方，放着一个大便缸，臭气熏得人喘不过气来，被关在这里面的人们，每天都闻着这种味道吃饭、入睡，在狭小的牢房里，恶臭引来了苍蝇、蚊子、臭虫。除了刺鼻的臭味之外，还有时常传来的恐怖声音，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从那里传来难友们的惨叫，以及特务毫无人性的狂吠。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们，每天只能分到一碗用霉米糠和烂白菜帮子煮成的臭水汤。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宋振中变了模样，他细胳膊细腿皮包着骨头，小小的身躯却顶了个大脑袋，难友们怜爱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萝卜头”。

监狱成长

虽然在襁褓中就不幸被捕，但徐林侠却从没忽视对宋振中的教育。她经常给幼小的宋振中讲革命故事，让他从小就拥有正确的善恶是非观念。

在徐林侠的教育下，宋振中表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成熟。据解放后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统战部部长的胡春浦回忆，1947年胡被抓进白公馆后，因为患有严重的胃病，根本吃不下糟糕的牢饭，只能躺在阴暗的地铺上，两天都不能动弹。当时仅7岁的宋振中从门缝里看见这种情况后，告诉了徐林侠。徐林侠遂把自己做苦工挣下的挂面，下了一大碗，让宋振中给胡春浦送来。

这样的行为让胡春浦十分感动，在写给宋振中家人的信中，他曾深情地写道：“在我经受酷刑之后，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是‘小萝卜头’给我送来了一碗面条，是这碗面条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使我知道在狱中有党组织、有同志在关心我、鼓励着我，这给我增加了斗争和战胜敌人的信心！”

党组织的小交通员

宋振中对外面的渴望不仅是希望自己能像同龄人一样自由奔跑，更希望能和同龄人一样在课堂内学习。原来，随着宋振中的成长，宋绮云和徐林侠提出要求，希望他能外出读书，但这个要求却被狱方断然拒绝了。面对这样的情形，宋振中所在的息烽监狱秘密党支部经过研究后，决定采用绝食和罢工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狱方终于答应让宋振中在监狱内接受教育，并指派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担任他的老师。

据史料记载，从1947年底到宋振中牺牲，他一直都在黄显声处学习文化。“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黄显声不仅给‘小萝卜头’讲地理，告诉他中国有多大，还通过讲述历史故事的方式，让他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有充分的认识。”王浩说。

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宋振中还利用自己的年龄优势成为狱中党组织的交通员，为党组织做了不少工作。据史料记载，从息烽监狱转到白公馆监狱后不久，宋振中结识了同被囚禁于此的陈然。在了解陈然的经历后，宋振中帮助他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把黄显声将军摘录的消息提供给他，由他进行简单编发后，再由宋振中把这些写有消息的小纸片送到各个牢房。这些小纸片也被难友们亲切地称为“狱中挺进报”，它们的存在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鼓舞。

手攥铅笔

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然而，对于秘密关押的“政治犯”，蒋介石命令：一律不准释放。1949年8月25日，蒋介石下达了分批处决“政治犯”的密令。1949年9月6日，小萝卜头一家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牺牲时，小萝卜头甚至不满9岁，距离新中国成立仅24天。重庆解放后，当小萝卜头的遗骸被发现时，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里面握着的，是狱中的老师送给他的那一小截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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