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集散地蜀山古南街 刘政摄

一辈子没有长久地离开自己的家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种缺失还是福报？当很多作家在遥望着故乡、抒发乡愁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只能徜徉于家前屋后的溪流边作逍遥观。早年我并非没有仗剑远行的宏伟抱负，但命运使然，最终还是留在了自己的血地。闲来无事，啜茗品墨，一把紫砂壶是少不了的。这样的一壶茶，喝着喝着就流进我的血管里了。许多年后，紫砂壶和它背后的江湖，以及器物故事，成了我文学书写的一个主要载体。

我的家乡在太湖西岸的陶都——江苏宜兴。说它是陶都，是因为这里有七千年的制陶史。紫砂壶独步千秋，享誉海外。这么说吧，我是通过对紫砂壶的书写，慢慢地打开我的精神原乡的。家乡的山水养育了我，而它的精神内核，却需要我进行长久的跋涉才能读懂。

我最早也写小说，关注江南地域百姓生态。2005年，王蒙先生来宜兴，我陪他到紫砂工艺厂参观。在与壶艺大师互动之后，他对我说：“其实紫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你为什么不写紫砂呢？”还幽默地说：“写紫砂，你有优势，我们肯定写不过你！”

其实，对紫砂壶的喜欢，一直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小时候我一直生活在外祖母家。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镇，文脉很厚。我的外祖父是一家陶器店的老店员，精通各种陶器。他经常用一把小榔头，敲击那些缸瓮罐缶，听声音就知道它们的品级。晚上，他住在店里守店，我常常陪着“焐脚头”。记得那是在一个狭小的阁楼上，夜里听他讲山海经故事。当他盘点那些器物时，我就在一旁玩。所以我从小就熟悉那些日常的陶器，大到水缸，小到砂锅，乃至茶壶、茶盅，以及生活日用的坛碗瓢盆。他自己习惯用一把包浆很亮的老茶壶喝茶。那壶跟他深酱色的额头很相似，而壶里发黑的茶水浓酽得苦唧唧的，这就是我最早对用茶壶喝茶的印象——年轻时我就用家里的老茶壶泡茶，给人一种老气横秋的感觉。

所有这些背景情况，都成为我写紫砂题材的启蒙。慢慢地读了一些书，特别是读了一些有关江南文化的书籍，感觉紫砂作为一种器皿，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载体，是江南文化的典型个案。它与江南的风俗史、手艺史、生活史，都是打通的。太多的耳濡目染，让我对紫砂书写有一种特别的神往。

在获得2015年年度“中国好书”的传记作品《布衣壶宗——顾景舟传》里，我写道：“……一柄古风霜怀的紫砂茶壶，身世平淡却暖手温心，终究与俗世不离不弃，幸留壶命。且吸纳吴地脉象，滋润世代壶客；又因文人宝爱，为其凿字赋诗，壮声提气，身份便有些不俗。壶手一旦与文人投缘，渐渐便有了头面。所抟妙器，为人间平添一味雅玩，亦为当地开掘了一份世代不衰的传宗产业。”

紫砂茶壶原本只是滔滔人世的一件饮茶之器。如果肯给它一张干净的茶桌，它会显得仪态静雅，饱浸茶汤之后，会泛出恬淡幽光，溢出清雅茗香。一把壶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的生长也要有一片沃土，与江南的民俗、诗词、书画、器物、手艺、弦乐乃至美食，都是十指连心的关系。

优秀的民俗民间文化是作家精神家园的根底。它涵养我的气质，赋予我一种文化自觉，让自己在《尧臣壶传》《花非花——蒋蓉传》《一壶乾坤》《读壶记》等非虚构作品里，并不满足于描绘传主的身世、身手和作品，而是专注于由“器”到“道”的升华与演绎。太多的美器装点了这个喧嚣的世界，唯有大道至简的妙器，才能演绎“天人合一”的内涵，给出一种人间的高境。

比如《一壶乾坤》里写到的清代壶艺大家邵大亨，其代表作之一《八卦龙头一捆竹》，壶身由六十四根仿细竹围成，壶盖塑以八卦图案，盖与钮系太极图符。壶把与壶嘴如神龙之首，壶身的束带装饰，使壶腰线条恰似束紧的竹捆，意境自然。壶底则精工细刻成“河洛图书”式的星象纹。在技法上，看似烦琐，实则简洁。一把壶，装进了天地日月，已然超出“巧夺天工”的范畴，而摆渡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又比如《布衣壶宗——顾景舟传》里写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工艺学会创始人、陶艺家加藤达美来拜访顾景舟。加藤在日本，名头大，也很自负。开始他没把顾景舟放在眼里，进得屋来，见到简陋的工具桌上，只有一个“扁仿鼓壶”和一些整齐摆放的工具。突然，他的目光变得平和了，拿起做壶的工具端详，说他到过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从来没有见过像“扁仿鼓壶”这样的作品，特别是每一件工具都是艺术品！

这些细节的背后，其实是有江南文化史、手艺史在支撑的。独特的艺术都有地域文化的滋养，文学亦如是。我在写作这些作品时，大量的功课不仅来自田野调查，而且专注于对地域文化中那些积淀深厚的内在经络的梳理。历史与现实、古典与现代、器物与精神，那些纵横交错的历史线索、氤氲秀雅的江南水乡、千变万化的紫砂工艺、斑斓温润的阳羡文化、颠沛流离的艺人命运和高山仰止的大师人格，构成我的“紫砂文学”的重要质地。比如，在《江南繁荒录》里，我试图纠正世人对江南的一种“偏见”。似乎一说到江南，就是莺飞草长、小桥流水。其实，这里曾经也有太多的艰辛与苦难，只是江南人总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承受而已。我希望通过以“繁”与“荒”的对比，书写更为广阔的世俗生活，打通“文人江南”与“民间江南”的精神共相，激活被格式化的地理江南。

我就这样脚踏着家乡的土地，于江南一隅，安静写作。连续多年的非虚构书写，突然让我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许多素材、感受，需要一双虚构的翅膀来激活，并且跟我的思想、感情起飞。相信有一种更自由的叙事方式，能帮助我打开紫砂世界和江南文化的广阔天地。这就有了长篇小说《包浆》。

这里应该是一个“更江南”的所在——蜀山古南街，葛家三代人的紫砂收藏故事，带出烟火漫卷的时代生活。我曾经无数次领着朋友来这里参观，却很晚才知道，这里竟然是我那早逝祖母的出生地。她是一个窑户的女儿，自小识文断字，喜欢读《红楼梦》。18岁那年离开这里，就再也不曾回来。《包浆》这部小说里没有她的身影，但通篇都有她的气息。突然明白，我如此醉心于紫砂书写，冥冥之中或有祖先昭示。葛家三代人的奋斗史里，融入我家先辈的血脉与烙印。我通过他们来写中国人的器物观，写人与器物的关系。人如何创造器物，又在器物上丢失了自己，最终又在器物上找回自己。人与器相互成全，让器物有生命，让器物说话。现实中的蜀山古南街是紫砂发源集散地之一，而小说里的“古南街”应该是它审美意义上的“升级版”，两者之间有互通之处，但在小说文本里，“古南街”融合了儒释道的精髓，它们的和谐共存，给了紫砂壶得以发扬光大的平台。诗性江南的审美精神，历代艺人与文人联袂的前赴后继，赋予紫砂壶清刚之气和清静之性。如果可以转换成画面来表达，《包浆》里的古南街应该是诗性江南的范本之一。我终于在“虚构女神”的引领下，沿着我的“故事套盒”的轨道，将作品里诸多神秘、复杂、模糊的江湖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联合体，与读者共享了“人道大于壶利”“命比壶大”“尚真向善”等精神内核。

从今年第四期起，我在《收获》杂志开设“江南器物”专栏。我的创作视野，又从紫砂壶扩展至“江南器物”。在江南文化沃土的背景下，我想通过田野调查、名物研究、史志爬梳、古籍钩沉、非遗检索等方法，以扎实的史料和民间资料为基础，结合具体可感的多件器物，通过翔实的史料推演，带领读者重返历史现场，再现江南劳动人民的创造能力，呈现器物长河的波澜壮阔。文中有艺，有人，有事，有道，尽显江南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器物不但有生命，也是有“志”的。每一件器物背后，都有一个传奇故事，而许多故事，跟气节和守志有关。“器隐镇”成了我讲述江南民间百余年来器物生活的载体。我想在这里演绎一部江南版的“清明上河图”，各种人物将在这里登场。从科举、稼穑、节庆、风俗、嫁娶、餐饮、庭院、家具、服饰、舟车、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渐次展开，描绘江南民间器物的起始、传承、契合、演变。写中国文化在江南土壤中的落地与生发，从古代农民创造的龙骨水车，到犁耙锄钎等耕作农具，从碗碟盘盏的日常器皿，到鼎龛鬲匜等古代器皿在彼时社会生活中的使用。一件件江南器物，在温习稻饭羹渔里的日常生活之余，挖掘出其中的历史、文化、掌故、情感，印证器物背后的人生、人性与文化精神。

托江南之名，借器物说世。感恩养育我的这片广袤而深沉的土地。对于江南潜移默化的内在深切感知，让我可以从容避开一己想象，直接进入江南的日常，深入江南生命机体的内部，以古典的人文江南和民间江南，来确认自身的位置和心灵归属，在重述江南器物的故事中，不断发现江南生活的精神魂魄，确证价值立场和生命本色。

（作者系一级作家、江南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