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顶端新闻

作者：谢芳  李炎炎

摘要：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对世界文明也有着影响，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商精神是传统儒商与现代儒商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与商业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儒商精神包含了“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日日新”的创新精神、“天行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致良知”的经营价值观。改革开放之后，儒商精神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从文化精神上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关键词：儒学、儒商精神、中国式现代化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对世界文明也有着影响，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

一、儒学与儒商精神的形成

儒商及其精神属于历史范畴，离不开其产生的历史哲学问题。在儒学思想强大的影响下，我国的商人也深受滋养，有一部分商人在长期的经营理念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核心理念，被称为儒商文化。儒商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初见端倪，之后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逐步形成“以人为本、义以生利、尚中贵和、诚实守信、勇于创新、为政以德”等儒商文化核心理念。进入新时代的，儒商文化仍然深刻的影响着以李嘉诚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者，为他们提供修身资源与智慧，形成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企业文化，为新时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精神支柱，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不懈的贡献。从古至今，中国商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文化基因传递的持续过程。只有识别和替换这些基因，我们才能在这个谱系的发展中找到相似之处和共性。明代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明代憺漪子《士商要览》和清代吴中莩《商贾要览》所记,先秦文献中只有“儒”与“商”两个概念。商丘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是商族的发祥地,商人、商品、商业的起源地和商朝最早的建都地,被称为“三商之源”和“殷商之源”。商丘与孔子渊源颇深，因为商丘还是孔子的祖籍地，就是如今的商丘市夏邑县，他的先祖是殷商后裔，早期先公微子启是商王帝乙长子，纣王庶兄，宋国的国公。后来其弟微仲衍继位，微仲衍就是孔子的十四世嫡祖。商丘在商业历史的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但在商丘，在山东、山西等等中华大地，儒商精神代代相传，不断升华。春秋末年,随着自由市场和自由商人的出现,人们开始把那些讲求信义有德行的商人称为“诚贾”和“良商”，如《管子·乗马》篇中记载“非诚贾不得食于贾”，就是说缺乏诚信的商人是没有资格从事商业活动的；《战国策·赵策中》写道“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商人不会与人计较买卖价钱,而是善于把握商机。到了汉初,司马迁则依据商人品德高下把商人分为“廉贾”与“贪贾”，“廉贾”薄利多销,让利客户；“贪贾”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子贡、范蠡、白圭等则是这些“诚贾”“良商”和“廉贾”的代表。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时间轴上，儒商精神决定了有机生命力的存在。儒商是儒家思想在商业生活中的体现，是中国古代具有独特商业风格的商人群体。从历史上的儒商到今天的创业精神，都是基因传承，儒家思想塑造了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儒家气质。

 二、儒商精神的特质

 儒商精神是传统儒商与现代儒商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与商业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一)“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

“经世济民”是我国古代圣贤对“经济”一词的理解，意为“经邦济世，强国富民”，历代中国有志向、有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崇高思想境界。儒商的企业家精神体现了儒家“以财发身,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大学》说“仁者以财发身”，就是要人的生命得到升华。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思想“仁”的具体体现，是说一个仁爱的人，是一个以“博施济众”为己任的人，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自己也要有力量，强调利己与利他的统一。自古至今，中国能践行“仁”者精神的商人不计其数，比如如子贡，富可敌国,但他的财富都用在了帮助孔子“传道授业”的事业上了。子贡是一个儒商，他是孔子的高徒，是七十二贤中的佼佼者，有着纯正的儒家文化背景。在子贡的观念里，一个真正的“儒商”，不仅要有学问，包括书面知识和社会经验，而且还要有“道德”。他在起步阶段，也是“穷则独善其身”，把金钱当作了一种实现其人生目的的条件，然而，在他“家累千金”之后，他却能开始“兼济大下”，他始终坚持仁在利先，从未动摇本心。《论衡·知实》载：“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经商为他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但他的内核永远是儒。诸侯不但需要他的货物，也需要他的政治识见和才学。经商成为他宣传政治主张和实现外交才干的重要条件。商雅兼济、政商皆通，他在春秋的纷乱中毅然前行，以商为名，以儒为道，展现了儒商的风采。儒商的一个特点就是不仅能“以义生利”地创造财富,还能“达则兼善天下”,回报社会。如清初盐商汪应庚“累世业盐于两淮,积资巨万”,富而好施，在扬州出资修平山堂、栖灵寺、五烈祠等。雍正九年起，海啸成灾，连续三年洲民仳离，他慷慨解囊，出银五万，运米数万石救灾，设药局治病除疫，共救治九万余人，授光禄少卿。在歙城修“徽州学宫”，在潜口建石坊。他出巨资重修年久破败的江都、甘泉学宫，又出资二千余两白银为学宫购置祭祀乐器，还另外出资购置1500亩沃田捐作学田，以年租充作学宫岁修开支和生员乡试的路资，此举被称为“汪项”，传为美谈。在现代企业家身上延续了这种“达则兼善天下”的家国情怀。2003年，福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到福建平潭调研，听说和他老家隔海相望的一个村子原来有七八十户村民，现在只剩下二三十户，住在部队撤退的民房里，吃水要到5公里以外挑，非常不便。曹德旺提出出资帮助村民做生态移民，听到这个消息，村民非常激动，整村同意搬迁。“村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脱贫的意愿非常强烈，整个村原来搬出去的，迁到外地去的，也迁回来了。这个村就是平潭的福耀村。”曹德旺还成立了河仁慈善基金会，在“万企帮万村”行动中，这个基金会按照国家政策，在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对几十个村进行了帮扶。还有荣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史贵禄，20年来带领帮扶定边县海则梁、白泥井、周台子3个乡，通过4个“五年计划”让3个乡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由贫困转向小康。

（二）“日日新”的创新精神

儒学主张弃旧图新。《周易·系辞》：“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宇宙大化一阴一阳，运动不息、不断更替交叠，在君子身上就表现为日新其德。《大学》里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之，没有间断。这在现代商业社会尤其重要,它向中国当代企业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企业要不断创新,生产出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才能生存下去。知常达变、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一直是儒商的基本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企业家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企业家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现代企业更注重创新，注重发展新质生产力。如百度从2010年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技术，多年技术积累和创新，以及长期研发投入，使得百度在人工智能技术栈的各层都有较为领先的自研技术，包括昆仑芯、飞桨深度学习平台、文心大模型等，其中文心一言大语言模型，已具备理解、生成、逻辑、记忆人工智能4项基础能力，可应用于金融、政务、工业等多个领域，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万用户。再如杭州第19届亚运会向世界呈现了首个数字点火仪式，活动参与人数超1亿人次。蚂蚁集团利用自研Web3D互动引擎Galacean打造了亚运数字火炬手平台，做到亿级用户规模覆盖，并支持97%的智能手机设备，用户不需要下载APP，通过支付宝小程序就能参与，帮助杭州亚运会实现“通过一部手机，人人都能成为数字火炬手”的目标。

（三）“天行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孕育了中国儒商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古代经典《周易》首卦“乾”。天道自然运行不息，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出发，以人效法自然也当自强不息。这也是《道德经》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古代“天人合一”并不是静观平宁的超越，而是积极作为的推进，是对自身道德的要求和对人类和谐事业的追求。1997年，李书福创办我国第一家民营汽车企业。“我决定要研究、生产汽车，真没有太多的人相信。大家都认为中国在汽车工业领域已经没有优势了，只能与外国汽车公司合资或者合作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李书福回忆，“但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随着车市大发展，自主品牌崛起，李书福创办的吉利控股集团连续10年位列世界500强。李书福从昔日的放牛娃成长为汽车业巨子，折射出众多市场经济弄潮儿成长的轨迹。“为中国汽车跑遍全世界，而不是全世界的汽车跑遍全中国而顽强拼搏。”现代企业家要带领企业在国际市场立足,更要弘扬“天行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一点在李书福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四)“致良知”的经营价值观致良知是中国明代王守仁的心学主旨。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王阳明对孟子的“良知”说作了进一步发展,成为“良知”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良知是本体,未有超乎其外者,“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致良知”的关键在于“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知即是良知,行即是致良知。从古今中外的企业家来看，部分企业家总是从自己出发、从利益出发，从而导致利欲熏心，找不到正确的方向；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从民众、客户、股东、员工四个主体出发，以高质量企业运营提供高质量服务。阳明心学的现实作用就是帮助人们找到光明的内心，致良知就是要找到内心光明的指引。“致良知”在企业经营上具体表现为生产“良心”产品,诚信经营。儒商的诚信虽然没有今天的法律明文规定和制约,但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商人们明白“诚信经营”“有德性地做人”是一条道德命令,也是经商成功的秘诀。正是在这一精神的牵引下,古代儒商才得以信誉满满，做成了一笔又一笔回报率可观的生意。“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是医药行业的古训，是说做药的过程无人了解，但其动机好坏，上天自会知晓。据传这句话最早即是由同仁堂提出的。北京同仁堂是中医药行业的老字号，历史三百余年。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同仁堂几度兴衰，始终屹立不倒。金字招牌背后，蕴含的是其独特的经营理念和对诚信的儒商的执着坚守。历代同仁堂人始终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始终坚持诚信经营，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创办之初就确定了同仁堂今后要“济世养生”“诚实无欺”“货真价实”等行为规范，铸就了同仁堂“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的产品特色。几百年来，同仁堂经历了时代的更替和家族内部的各种变故，历尽艰辛，最终不仅将同仁堂的品牌保存了下来，还保存下来了大量独有的中成药产品配方，最好地传承了中药文化。　

 三、儒商精神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任何一项事业成功的背后都有着精神力量的驱动。马克斯·韦伯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力关系的一般性命题：任何形态的经济、社会发展必定内蕴了某种文化力的支撑。有了这种文化力的支撑，才能解释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纵观近代以来各国发展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紧密,因为文化传统影响着群体的经济行为,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追求与理想追求,影响着社会财富的积累、消费和使用,影响着生产组织的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等。由此，我们回过头来看新时代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那其中的文化力支撑因素到底是什么?而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家思想与儒商精神高扬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精神,必然会成为新时代现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经济发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驱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也必然需要中国企业家的家国情怀、创新精神、奋斗精神与诚信精神的驱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积淀千年的儒商精神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形成以儒商精神为基因的中国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文化精神上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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