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对重要范畴，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传统的“道器”关系，无论是“道在器先”、“道在器中”，还是“天下惟器”，无非表明是重道还是重器。而器与道的关系从古代造物的实践来看，“以器启道”是其重要内涵，从“器”中我们能够体悟出它的美学追求，这其中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在古代器物上，我们能够感受到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与天地之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审美状况，甚至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愿望、情感与思想等，在古代器物上或多或少的能够找到它的踪迹；古代造物者要“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在于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故其所创之物浸透着活泼泼的生命情调。

一、器合自然之道

　　何谓“自然之道”？若对“自然之道”作全面的理解，必须把握《老子》一书中“自然”概念的准确含义。在老子哲学中，“自然”的概念从来不是简单的关涉自然界，更为重要的是指与“人为”相对的自然而然的意思。老子的思想可以看作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但对《老子》中“自然”的理解，又不能等同于西方现代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老子实际上是用“道”的自然无为，同时也就是用自然界的自然无为来解释世界。

　　庄子也提倡顺应自然，甚至比老子的态度更加激进，他反对任何改变自然的行为。庄子在对待自然与人为的态度上是明晰的，即极力赞赏没有斧凿之痕的“自然”，反对“人为”。可以说，庄子的这种思想不利于古代器物设计的发展。但是他所提倡的返璞归真的思想，对古代器物中“自然”、“清新”、“素朴”趣味的养成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自然之道，其精神实质就是要尊重自然，人类的活动要遵循自然的规律、法则，自然万物的丰富性是人类造物制器的源泉，自然世界中的无限生机与活力是人类造物设计的不竭动力。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人与自然的联系非常密切，是亲和的而非对立的关系，这对中国传统造物观念与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创造了中国古代独特的造物文化。

　　古代匠师把主体的生命情感与意愿注入到自然界的材料之中，让自然材料与人的气脉相通，创造出一种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理想器物，这样的器物仿佛就具有了生命。古代造物者就是很好地选择材料、利用材料的特点，使器物在材料、技艺、匠心的共同作用下合乎自然之道、彰显自然之美。

二、器载社会之道

　　什么是礼乐文化？礼乐文化是古人把“礼教”与“乐教”融为一体而形成的教化体系，其要旨就是以礼为教、以乐为教，这是中国古代儒家之教的根本。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因此中国古人典型的生活方式就是礼乐生活。古代人的生活方式是“礼”的载体，而这个载体是物质与精神、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这其中自然包括古代的各种器物。因此，研究古代器物必须关注古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只有对古人的生活方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容易认识和理解那些体现古人生活方式的器物。

　　“器以藏礼”出于《左传》，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古代器物无不体现出一种礼的尺度与乐的精神，把秩序与和谐观念全面贯彻于日常生活，并体现在日用器皿之中。如中国古代的玉器就担当了礼器的作用。“器以藏礼”，即用“器”作为象征手段，将礼法通过礼器贯彻于仪式中。礼器就是礼的表现载体，也就是说，礼的含义是通过器物体现出来，如器皿、舟车、宫室、衣冠等。器物也是权力与身份的重要载体，器物的形制、色彩、纹饰等，都可以成为权力与社会地位的一种表征。

　　古代青铜器是礼乐文化的典型代表。青铜礼器不只是贵族统治者的装饰品和奢侈品，更重要的是国家之礼器与权力之象征。鼎是青铜礼器之首，它是盛牲器，鼎中盛放什么样的牺牲，它的数量多少，决定了礼的级别高低。西周时期就存在着列鼎制度，列鼎是王公贵族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形制、纹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或相同的成组的奇数的鼎，即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礼器组合以鼎簋较为常见，簋往往成偶数出现，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随着奴隶制的瓦解，用鼎制度虽然发生了变化，如出现了“僭越”现象，但用鼎数量的多少还是判断墓主人身份高低的重要标志。

　　青铜器的觚，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来。日常使用时，如需温酒而饮，要用爵，不需温热，则用觚。爵和觚，都属于级别很高的礼器，不能随便使用。古人在举行燕礼和祭祀时，才用爵和觚。青铜觚是一种长身、细腰、圆底、敞口的酒器，一般多为圆形，也有方形觚，但较少见，口大而平，装饰有饕餮纹、蕉叶纹、四瓣花纹等。不论圆觚或方觚，其共同点就是器身有棱，“觚”字本意即为棱角。到了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铜觚的形制已经不如西周时期的规整，棱角不甚明显，直至消失，而仍然名为觚，以致引起孔子的无限感慨。觚是礼器，有无棱角与成为礼器似乎并不矛盾，那么，真正引起孔子感叹的应是觚的用法失礼了。觚只是孔子生发感叹的媒介，他真正感叹的是春秋末期的礼崩乐坏。

　　古代礼器有玉器、青铜器、漆器，也有瓷器。礼器是古代皇帝、贵族在进行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嫁等礼仪活动时所使用的各种器皿。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瓷质礼器，形状多为青铜器中的鼎、炉、花觚、瓶、尊、簋、爵、鬲等。单色釉瓷器上的花纹也多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夔龙纹、饕餮纹、云雷纹、回纹、乳钉纹、蕉叶纹等，在装饰风格方面也采用了商代青铜器的装饰手法。而青花、五彩、斗彩等瓷质礼器，在造型设计上不像单色釉瓷器那样严格地模拟古代青铜器，而是有些小的改变；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在彩瓷上是不多见的，代之以云鹤纹、团龙纹、凤纹、花鸟纹、缠枝莲纹等。

　　中国古代造物设计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是在不断地适应礼乐文化的内在要求。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现代设计不但要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既要凸显社会主流的审美价值，也要关注社会非主流的审美价值，真正做到“器能弘道”。

三、器显生命之道

　　与“器以藏礼”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器物设计更普遍的观念是彰显利生乐生的生命之道。古代工匠本着务实的精神，从实际生活的需要出发，来设计器物的基本形式和结构，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制作出器物，以便尽可能地符合人们具体的使用要求，为生活带来方便。从原始先民器物制作的初衷来看，实用是第一性的，即功能效用为根本出发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实用的器物设计，而是逐步地开始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由此也相应地把美的形式与实用功能结合起来，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对所设计的器物加以装饰和美化，以便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愉悦，为使用者所喜爱，而这正是设计创造者所追求的最高目的。

　　中国哲学的内在本质是生命哲学。儒家学说以生命创生、万物化生为根本。在道家看来，生命在宇宙间流行贯注着，它是一切创造之源，而大道弥漫其中。在先秦思想中，“生之哲学”是从自然的形态、生命的形态，上升为精神的形态，古代贤哲认识到生命为宇宙大化流行之本。这种观念影响了中国古代的造物设计，即不仅要表现自然万物的生命意识，同时还要挖掘自然万物的生命之美。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的思想发生了碰撞与融合，不仅关心悟道成佛的形而上层面“道”的问题，还关心形而下层面的衣食住行“器”的问题。在自然的大化流行中，中国哲学家体广大、察精微；在造物艺术的世界里，中国古代匠师含弘光大、钩沉致远，将自然万物的生气、天地之美的奥秘，在艺术与器物中表现出来。

　　概而言之，道与器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体现在中国古代器物美学中就是器以载道，器不仅仅是实用之器、陈设之器，还是观念之器、含道之器，后者就是中国古代器物设计的形上追求。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作者：李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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