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相处，贵在有度，知晓进退，这也是中国人自古崇尚的为人处世之道。年少时读《红楼梦》，更爱黛玉，喜欢她的率性直接，总觉得宝钗世俗圆滑。人到中年，再读红楼，却发觉有话直说，有时候并不是一种可爱。在《红楼梦》中，自宝钗进贾府那一刻起，黛玉就将宝钗看作情敌，她早就看出宝钗对宝玉有心，便经常抓着这点让她难堪。宝玉被贾政痛打，宝钗难过得哭了一夜，第二天撞见黛玉，她自知状态不佳，便低声问好，匆匆离开。谁知眼尖的黛玉一眼就注意到宝钗两眼红肿，定是昨晚为宝玉痛哭。便当众笑道：“就算哭出两缸眼泪，也医不好棒疮”，让她难堪。贾母和别人聊起“金玉良缘”，宝钗误以为是暗指她和宝玉，便搭腔聊天，却被黛玉冷笑讽刺：“她在别的事情上没那么用心，唯有在这方面细心过了头。”一次行酒令中，黛玉害怕被罚，一时脱口引用两句：“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这两句诗出自《牡丹亭》与《西厢记》，对于当时未出阁的女子来说，这样的“爱情小说”实属禁书，大庭广众之下竟念出这两句，可谓极不得体。好在酒过三巡，无人发觉，只有宝钗留意到了，但她却并没有当庭拆穿。反倒在第二天，等众人散去之后，私下将黛玉叫来自己的住处，半开玩笑地打趣黛玉，问昨儿行酒令她说的是什么。接着宝钗先自曝其短，说起自己小时候也很淘气，再婉转劝说黛玉看书还是要捡正经的看，别被杂书移了性情。有的话藏起来不说，有的话换种口吻另说，有时候不是心机，而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善良。曹雪芹在书中多处评判宝钗“罕言寡语，人谓藏愚”，能看透别人是聪明，不说破是智慧，宝钗敛藏适度，比彰显锋芒更为可贵。逞口舌之快拆穿别人，自以为很聪明，实则会让人难堪，别人只会避之不及。作家李筱懿在《生活课》一书中写道：“好命的女人都是和自己死磕，不和别人较劲。”民国时期，苏青担任《天地》月刊主编，张爱玲投了一篇稿子给她，苏青见此人文笔不凡，便手写函约，向张爱玲约稿，张爱玲爽快答应了。等到苏青打电话催稿时，张爱玲却淡淡回了句“我忘了。”张爱玲的拖稿给杂志出版造成很大麻烦，苏青同事得知此事，议论纷纷，非常气愤，建议苏青将此事公开，严重谴责她。而苏青则认为，张爱玲肯定也知道自己拖稿不当，毕竟稿子是作家的饭碗，她一定是被别的事情缠住了。面对苏青的大度包容，张爱玲自觉理亏，自此，她的稿件再也没有爽约过。张爱玲不负所望，她的好几篇文章好评如潮涌，成为了《天地》月刊的金字招牌。后来，两人成为四十年代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性作家，双璧辉映，引领了文学新高度。翻译家梁遇春曾说：“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做各种错事的可能，所以更有原谅他人的必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面对别人的错误，不必太苛刻，试着宽容接纳。正如《增广贤文》中所言：“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对待自己要严格，对待别人要宽容，责备别人的过错时，要顾及到对方的感受。真正有修养的人，责备别人时，力度不过七分，给对方留有余地和情面，润物细无声般，对方自会感到羞愧，从心底感激敬重，从而改正错误。听过一位父亲教育儿子时说：“在人之上，要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要把自己当人。”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居于下位者，总会不自觉地过于高看他人，这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看低。 著名漫画家蔡志忠，曾获漫画界“金漫奖”终身成就奖。他的漫画《庄子说》广受读者好评。然而，《庄子说》的出版一开始并不顺利。1985年，蔡志忠开始投入《庄子说》漫画创作，他把初稿投给一家出版社后，编辑却认为漫画形式表现哲学，读者会认为是在亵渎传统文化，引起他们的不满，进而影响作品销量，还建议蔡志忠换一个轻松的主题，为了销量迎合读者。蔡志忠并没有为了出书而妥协，一把抓起桌上的画稿不卑不亢说道：“对我而言，创作要全力以赴，也要有自己的思想，讨好读者不一定是最好的。”说完转身就走了。后来，另一家出版社看中《庄子说》并出版发行，销量大好，蔡志忠也因此一炮而红。作家蒋方舟说：“能够真正欣赏你的人，永远欣赏的是你骄傲的样子，而不是你故作谦卑和故作讨喜的样子。”放低姿态取悦别人，不仅得不到他人的尊重，还会迷失自我、丧失尊严。有礼有节不卑不亢，独立的思想与人格，才是赢得他人尊重的砝码。你越是低头，只会显得自己越廉价，别人越是不把你当回事。敬人三分，而不是卑躬屈膝；尊重他人，而不是唯命是从。待人接物，要持有分寸感；敬人的同时，不必委屈和放低自己。敬人不卑尽，谦逊有礼，不卑不亢；有敬重别人的修养，更要有不讨好的骨气。周国平说过：“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它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这个距离意味着对于对方作为独立人格的尊重，包括尊重对方独处的权利。”分寸感的拿捏，不仅体现人与外界的交互技巧，更彰显人情练达的智慧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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