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粉”们鼓噪下,宋朝真有那么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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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8月19日
“把宋朝历史中看上去非常‘现代’的事项单独抽出来,加以放大,最后服务于‘宋朝是现代的’这个结论。”近日,著名学者赵冬梅对《风雅宋》等“宋粉”式写作提出批评,称这些书的内容是“非历史”“反历史”的。
“宋粉”指一批过度追捧宋朝的人,在网上,他们远比“唐粉”“明粉”“清粉”影响大。喜读宋史无可厚非,但用追星思路读书,用饭圈式手段造势,易生偏颇。
“宋粉”典型的观点有:
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宋朝GDP占当时全球的80%。
宋朝没有文字狱,言论自由。
宋朝无腐败,无内乱,人民爱皇帝。
宋朝有乡规民约,是现代社区自治的蓝本。
宋朝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很民主……
这些观点多来自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宋粉”们抽去观点的限制、条件、立论过程等,加以移植、曲解、夸大甚至篡改,使宋朝突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中华文明的代表”,崇拜宋朝成了崇拜文明,当“宋粉”就是当“文明粉”。
在“宋粉”们鼓噪下,“宋粉”书籍大热,“宋粉”电视剧火爆,还涌现出《回到宋朝当书生》《回到宋朝当将军》《回到宋朝当公主》《回到宋朝当状元》《回到宋朝当王爷》《回到宋朝中状元》等网络小说。
可宋朝真有那么香吗?
比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
称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并非新观点,系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上世纪初提出。
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史观,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段,启蒙大师孟德斯鸠在《法意》中力倡此说。
古代欧洲官修史不发达,少有“以史为鉴”意识,为整合零散记录,形成这样的史观:历史不是时间上的延续,而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其中有规律可循。
换言之,有进步性,才叫历史,否则不算数。
黑格尔说:“从本质上来讲,(古代)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
随着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思想东渐,东方学者颇感压力:东方自古高度重视历史,留下丰富史料,却一夜之间被清零。
内藤湖南引“三段说”,套到中国史料中:宋朝科举发达,推翻贵族世袭制(宋朝134位宰相,123人出身科举,唐代仅50%);“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儒学发达,突破了前代束缚;不抑商,商税收入一度超过农业税收;基层交给社会自组织,民众较和谐……
宋朝皇帝不太专制,宋神宗改革,被文彦博所阻,宋神宗质问:“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回敬: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是和老百姓共天下。
这种话,历代无人敢说。
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发生了“唐宋革命”,宋朝是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比西方文艺复兴还早三个世纪……
宋朝GDP占全球80%?
“宋粉”们最常见的误会,是宋朝特别富裕,竟称:北宋人均GDP达2280美元,总量占当时世界的80%!
学者张邦炜在《不必美化宋朝》一文中,予以批驳:此说源自英国经济史家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原文是人均450至600美元,不知哪个好事者乘上了近4倍。更何况,麦迪森统计的是“中国”,包括辽、西夏、大理等,只算北宋,GDP总量仅占当时全球的22.7%。
宋朝史料错讹多,张邦炜指出,《宋史·食货制》载,北宋治平年间垦田“四百四十万余顷”“税赋所不加者十居其七”,换算下来即1460多万顷,超13亿亩(2020年,我国耕地保有量不少于18.65亿亩),北宋实际控制面积仅300万平方公里,这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数据基础上,GDP是怎么算出来的?其实,麦迪逊自己都说是Guestimate(瞎猜)。
在史料中,有大量宋朝饥荒、贫困、赤贫的记载。北宋张咏在《愍农》诗中写道:“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为逃人头税,不生孩子)。据《两宋农民战争史史料汇编》,北宋160余年,发生成规模的民众起义203次,远超前代。
南宋皇帝曾问名臣黄震时弊为何,黄震回答说:“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有良知的宋朝人并不知自己身处高峰,目之所见,处处皆穷民,他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千年后正有大批“宋粉”,争前恐后想要穿越过去吧?
打通中西 却有漏洞
内藤湖南学养深厚,精通中文,与当时中国名学者往来密切,“唐宋革命论”打通中西史学,一时被视为不刊之论。
“唐宋革命论”的方法不过是最简单的对勘,将东西方“看上去相近”的史料视为“相同”,在进化论风靡全球的背景下,它迎合了人们“各国历史过程大同小异”的错觉。
除孟德斯鸠等人的影响外,内藤湖南特别推崇顾炎武、黄宗羲、章学诚等,唐宋贵族体制崩溃说即来自顾炎武。其实顾炎武这么说,是认为宋朝后中国走了弯路,渴望重建贵族制,内藤湖南反其道而用之,认为这体现出历史的“进步性”。
“唐宋革命论”既迎合了当时的西方学者,也迎合了当时的东方学者。
18世纪的欧洲大陆曾出现“中国文化热”,启蒙大师伏尔泰称赞明朝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文豪歌德则点赞元杂剧《赵氏孤儿》。(伏尔泰、歌德都曾改编这部剧,他们均称其艺术性不足,但道德性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古代中国文化曾对西方文艺复兴有贡献,“唐宋革命论”恰好能给出完美解释。
在东方,为应对亡国灭种的压力,人们不得不用“先前阔”来做心理建设,况且宋朝的器物之美、商业之繁荣、士大夫之独立自主等,深得后代推崇,读书人心向往之。内藤湖南恰好挠中了痒处。
可问题是,“唐宋革命论”经不起推敲。这一有漏洞的“理论”,经“宋粉”滥用,更趋荒唐。
宋朝皇帝能敛财
不否认,宋朝确有不少城市很繁华。北宋都城汴京有160多行,商户达6400多家,“如遇买卖,动以万数”,此外,因南宋政府鼓励海外贸易,泉州曾居世界第一大港。这不代表皇帝特别开明,而是皇权还没来得及掐尖。
公元十至十三世纪,欧洲与宋朝都出现了商业化高峰,这与封建庄园经济淡出有关。双方都依靠法律来治理,学者郑颖慧对比二者商法,发现有明显区别:宋朝商法均自上而下,不考虑商人具体需要,欧陆商法则植根于自治城市,商人可充分参与,法律更具服务性。
以海外贸易为例,宋朝很重视,设市舶司,似在“对口扶持”,但在具体实践中,苛禁颇多。比如禁铜钱出海,超三贯便砍头。商人出海须办繁琐手续,否则“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宋朝政府还垄断珍稀货物交易权,“大抵海舶至,先征十分之一”,象牙、乳香等,一律由“官市”垄断,普通商人敢买,“计其直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岛”。
宋朝政府对商家的掠夺毫不掩饰
在国库管理上,宋朝皇帝同样家大于国、以天下奉一人。宋朝内库掌铜钱发放权,且有独立的征税渠道,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诸州折科、和市皆无常数,唯内库所须,则有司上其数供足”。
到北宋中期,“诸路上供多入内帑,致户部经费不足”,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只能年年向内库借钱。通过财政手段,皇帝实现了以内廷控外朝的目的。
对士大夫表里不一
宋朝皇帝不仅盘剥百姓、把持经济,对士大夫也表里不一。
据陆游《避暑漫抄》载,宋太祖立国之初在太庙立誓碑,上记三条誓言,其一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靖康之乱后,宋徽宗被掠到北方,怕宋高宗不知此誓言,专门派人告知。
其实,宋太祖便杀过88名大臣,宋太宗则是用毒高手,更不用提宋高宗杀陈东、欧阳澈等。不仅杀大臣,还大搞文字狱,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李光《小史》案等。据张邦炜钩沉,仅秦桧办文字狱,便不下20起。
宋朝是禁书最多的朝代之一。天文书、私家著史、兵书、七曜历、六一遁甲等,均在严禁之列,“违者徒二年”。刘攽的文艺理论著作《中山诗话》,因他生性诙谐,触了逆鳞,一度遭禁毁。名臣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亦被禁,举报者竟是他的曾孙司马汲。
宋朝多外患,皇帝有“忧患意识”,有时对士大夫“开明”一些,但这些“开明”从来不是制度性的,随时可收回。只是这一点点缝隙,已足以繁荣文化,并让士人产生依附感。
在基层,确有一些乡绅通过乡约,参与治理,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对比同时期英国乡村共同体,二者都有自治性质,多少也能对抗皇权,但宋朝乡约形成的是道德自治,不是法律自治,极少经济互助,更关心道德教化。这种脱离实际需要的约定,只能靠血缘亲情维系,宋朝以后,村庄与宗族日渐一体化,反而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
谈史不能生搬硬套
宋朝确有点像近代化,但那是不同历史逻辑的产物,不能用西方史的定见生搬硬套。只找“相似点”,忽略“不同点”,表面看是炫耀了“先前阔”,其实是把中国史变成西方史的附庸。
张邦炜在《宋朝何来“文艺复兴”》一文中指出,市场繁荣下,宋朝并没分化出新兴的资产阶级,有钱后,大家还是去当士大夫。没新阶级,何来社会转型?
“宋粉”推崇理学,以为是本土的启蒙主义,其实,它只是先秦诸子的实用专制主义、西汉董仲舒的神学专制主义的延续,还是家国同构、政神合一。
学者刘庆乐在《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理论之演进及其终结》中,指出理学继承了专制主义理论的三个基础:一是笃信社会连续性原则;二是奉行超越性的道德秩序;三是坚持经验主义原则,借口“天不变,道亦不变”,无法自我更新。
这些明显的漏洞,内藤湖南为何看不到?
因为内藤湖南是坚定的军国主义分子,甲午战争爆发时,曾写4篇文章歌颂日军。提出“唐宋革命论”,潜台词是中国帝制必然灭亡,而共和又不能自动实现,他劝中国人放弃国家统一,割让领土给“国际托管”,当然,这个国际特指日本。
“唐宋革命论”被一些“宋粉”误会成解决当下问题的良药。年轻人喜欢读史是大好事,犯错在所难免,不必苛责,不能要求业余作者达到专家水准。但多读几本靠谱的书,少一点情绪化、理想化,可以少中招。(蔡辉)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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