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广大文艺工作者应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不少高校艺术人才培养重动手实践之“术”、轻思考明理之“学”——老师们希望学生尽快掌握创作技巧，并在艺术实践中发挥直接作用，却忽视了文化积累对于艺术创作和艺术研究的深远意义。重“术”轻“学”导致一些艺术从业者文化素养不高，不仅限制了他们个人事业的发展，也对整个行业造成不利影响。比如，很多演员在表演中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句苏轼《明月几时有》的词时，完全是陈述语气。可这句话分明是苏轼对时间的思索和对青天的追问，无疑应该是问句。再比如，表达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的“一夜鱼龙舞”时，很多演员把眼睛望向水里和空中，说“看到了鱼在水里游，龙在天上飞”，可这里的“鱼龙”指的是鱼灯和龙灯，描写的是元宵夜众人耍灯的场面，表达的是古代人们的狂欢。还有一些创作人员，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和敬畏，创作出的作品严重脱离史实，甚至架空历史、歪曲历史，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陷阱。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这里孔子所说的“成人”，也可以解释为全人，也可以说是人世间的全才。子路问怎样才是全才，孔子说，要求一个全才太难：第一个是智慧，像臧武仲，这位鲁国的大夫，智慧高，知识渊博。其次要像孟公绰的清心寡欲，什么都不要，本身非常清高、廉洁。光是有清廉的德操，智慧的修养，还是不够，还要有勇，如卞庄子。卞庄刺虎，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当然不止是打老虎的勇敢，主要在有决心、决断，需要牺牲的时候就敢于牺牲的大勇。就是有了智慧、清廉、勇敢还不够，还要有冉求之艺，文学艺术的境界，样样才能都会。这四个人的优点：高度的智慧；道德的涵养，没有私欲，没有火气，心平气和；品德好的人，往往有点像废人一样，所以又要加上勇敢、决断、侠义的精神，这样还不能算是全才或全人，还要加上文艺境界，与高度的礼教修养，这样几个条件合拢来，就可以为成人了。这该多难!但是要注意，原文“亦”字用在这里的重要意义，孔子说了如此等等，还是用了一个“亦可以为成人矣”的“亦”字

编者按： 孩子从小学习文言文，打好文字基础，并运用经史合参的方法，读诵中国典籍，可以熟悉祖国的深厚文化传统，更能建立一生做人做事的准则。适逢世界读书日，我们分列中国文字、中国经典与中国历史三个主题，选编南怀瑾先生再三推荐的相关书目，以供读者参考。01 中国文字《幼学琼林》《千字文》我们祖先，晓得人类的语言，三十年一变，如果用白话文把古文记下来，到现在五千年，这个书是没有办法读了!所以把语、文分开，把语言变成一种文字。因此我们五千年的文化，用古文保留下来，只要学两年的功夫，一个孩子学通了中国文字，就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个文化一下就懂了。 ——《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东方出版社 有一本书《幼学琼林》，你们国学院的同学们要特别注意，你把这一本书会背的话，什么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经济，你大概会知道了。都是很有韵律的文章，要朗诵，要念出来，要会背，全部都背做不到，就背一些重要段落章句。《幼学琼林》的编者是四川西昌人，这些人都是默默无闻的。古人著书不是希望赚钱，不是希望版权，他希望把自己的心血传留给后面的人。不像现在的人，到处向钱看，看到钱

晚年的聂先生，常常谈起师大的一些往事。记得他曾经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教育部领导对师大学风的评价，有“师大博而厚，在厚积中创新”的说法。其实，聂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或者说他正体现了这样的学风。代代学人，薪火不尽 先生讳石樵，1927年生，2018年逝世，山东蓬莱人，1949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为新的北京师范大学，聂先生当时为四年级学生，次年毕业留校，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师。此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直至九十年代退休。 聂先生曾回忆，刚入学不久即随学校的队伍参加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开国典礼，心情无比振奋。三年后两校合并带来的变化，给聂先生的印象是深刻的。辅仁大学建校略晚，学校的规模不大，著名教授却不少。校长是史学家陈垣先生，文学院院长是余嘉锡先生，国文系主任是顾随先生，在他们的主持下，国文系的课程设置重在传统学问。到了北师大中文系，名教授同样也不少。民间文学方面有钟敬文先生，文学理论方面有黄药眠先生，外国文学方面有穆木天先生、彭慧先生，古代文学则有刘盼遂先生、李长之先生、王汝弼先生和启功先生。聂先生1953年毕业留校入古代文学

六艺可以全提，可以合论，亦可分论。现在请合论《诗》《书》《礼》《乐》。《诗》《书》《礼》《乐》为何可以并提合论？ 盖缘于此四“艺”实有其特殊性。这涉及最早的学校设置何种课程的问题。我国学校起源甚早，殷商不必说，前面的夏朝甚至五帝之时，已有学校存焉。当然形成健全完整的学校建制，是在周朝。《礼记·学记》写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52页）意即古时的教育是分层级的，闾里的叫“塾”，略同于后来的私塾，由做过官的人，回归闾里后每天坐于门前，而家塾就在门侧的厅堂里，是为“家有学”。按周时制度，二十五家为闾，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郑玄注谓：“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同上）“庠”指乡学。孔疏云：“凡六乡之内，州学以下皆为庠。”（同上，第1054页）而“序”，则为县以下、不超过六遂的区域所设之学。“国有学”者，依孔氏颖达的疏证，国是指天子所在的都城，以及各诸侯国的中心区域。由此可见以周朝为代表的古代教育体制，有极为完善的学校建制系统。《周礼》贾公彦疏又云：“周立太学王宫之东胶，胶之言纠也，所以纠

7月10日，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家校社共育指导工作委员会理事长康金胜带领3名工作人员，从北京专程前往南阳，拜访聂振弢老教授。聂振弢受聘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校社共育指导工作委员会，授予高级学术顾问。聂老谦虚地说：有什么事情，康理事长您敬请吩咐。聂老的热情与真诚，康理事长一直心存感激，但由于疫情原因，一直没有机会当面致谢。北京疫情刚刚稳定，康理事长就亲往聂老家乡，感谢老人家对家校社指导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支持与帮助，并向聂老请教了教育、学术上的问题。经过3个多小时车程，康理事长一行抵达南阳。聂老委派专人亲自接站。在赶往宾馆的路上，聂老打了四次电话询问康理事长到哪里了。康理事长一行到达宾馆已是中午，聂老早已在宾馆门前等候。次日上午，康理事长就《礼记•内则》上的一些学术问题再次请教聂老。聂老认真查阅资料、引经据典解答得清楚明了。在交流中，康理事长一行了解到聂老年轻时刻苦求学，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看书、抄书。直至今天，聂老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最大的爱好就是研究国学。聂老说他接下来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整理一些经典注解，因为有的经典的注解是错误的，这样会影响后人的学习。比如，春秋·孔子《论语·第七章·述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沙俄和西方列强的环伺，如何加强和巩固边防，以左宗棠为代表的“赛防派”认为要警惕沙俄的侵略野心，不能放弃西北边防；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则认为必须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务，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而当时的国家财力无法东西兼顾，只能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办法是“暂弃关外，专清关内”。裁撤西北军队，省下军饷，支援海军建设。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节录） 左宗棠 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1）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2）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臣之愚昧，何能稍抒末议，上渎宸聪？（2）顾闽浙承乏，稍知海国情形；及调督陕甘，虽拮据戎马之间，迄少成绩，而关塞征戍局势、地形亦尝留意。既蒙垂询及之，敢不必献其愚，以备圣明采择。 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3）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一以占埠头、征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

 在中国思想史上，春秋战国无疑是一个虎气腾腾的时代。其后两千多年，无论是在文化还是思想方面，都不曾超越那时的辉煌。    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发祥期，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便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础。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产生的诸子百家学说，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千秋万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为人类文化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在激烈而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不断出现新变化，不同的阶级与阶层的代表人物，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于是“诸子百家”便应运而生。    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

宁波自宋以来，“衣冠文物甲于东南”，大儒辈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可惜这些文献分散收藏，有的甚至已损毁，亟待抢救和整理。一直以来，宁波就缺少一部与城市地位相称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2020年，宁波市委、市政府决定着手编纂出版《四明文库》。可以说，这是宁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方文献出版工程，意义不言而喻。四明夙称文献邦 自古以来，宁波被誉为“文献名邦”。谈起本邦文献之富，历代宁波学者莫不充满自豪感。明代黄润玉在《屡典文衡诗序》中说：“吾四明夙称文献渊薮。”他列举学行纯全、体用兼备而出色乡邦者，“皆表表当时，不可以什佰计”。周应宾在《重修儒学并置学田记》中亦云：“吾鄞为东南巨邑，文献甲天下。”清代全祖望《湖语》云：“四明累世之文献，莫与伦也。”宁波历代的府县志，多详载地方经籍书目。民国张寿镛编纂《四明经籍志》45卷，搜罗了近6000种文献，余姚、宁海文献还不计在内，其数量堪称浙东之冠。陈汉章在《编辑〈四明丛书〉商榷书》中感叹说：“四明遗书毓富夥够，非《台州丛书》《永嘉丛书》《绍兴先正丛书》之比。” 宁波历代文献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大家名著层出不穷，承载了宁波的文化精神。比如，南宋“四明

一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陈伯元在美去世，享年７７岁，其遗言有三：    一，嘱咐百余亲传弟子，如南阳语言文化学院有教学需要，须鼎力相助，不可推辞。    二，将平生所藏万余册图书，捐赠给南阳语言文化学院。    三，将灵骨交付友人带回南阳，安放于南阳语言文化学院。    三条遗言，字字句句不离南阳，不离南阳语言文化学院。二    陈伯元，名新雄，伯元是他的字，系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    有论者认为，清末民初的国学殿军是章太炎、黄侃，而当代的国学殿军就是陈伯元。陈伯元的老师是林尹，林尹又是黄侃的大弟子，称得上是师出名门、传承有序了。    陈伯元１９３５年生于江西赣县，后随父入台，平生仅到过南阳一次，而令他念兹在兹、寄托着他教育理念和教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