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人类的生活里面，真实才有万钧之力 （转自柴静个人博客）上周五，《看见》的日文版出版，翻译者铃木将久教授来北京送书，问我可否可以在博客刊发书里他对我的访谈部分。 去年他联系我，翻译这本书，并想做一个采访，我说可以邮件或者电话，也可以网络视频，但他还是从东京来，采访完我，当晚再回去。当时这本书还没确定出版社，就算有，翻译在日本也是很微薄的报酬，这点酬劳不知道能不能够这次出差的费用，但他要这么做。 从他的提问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媒体的了解程度，这不是他的专业，他以往多翻译的是学术书籍，模样仿佛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布衫布裤，给我印象是微微弓着背，谦恭到有点懦缓的样子。 访谈中谈到我去中央电视台的前因后果，算是一次完整的回顾，谈到的情绪与感受，客观与主观的看法，这本来近于抽象，又隔着语言，我不知道自己说清楚没有，他说你说清楚了，不是那种逻辑式的清楚，但已经说完全了。 采访之余，我们闲聊几句，他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萧红，茅盾。日本是芥川龙之介。这些老一点的，我问为什么，他说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刚刚开始，还不完全成熟，更好一些。 好在什么地方？ 独特的，不是学来的。 我们也谈到川端康成和谷崎润一郎，写雪地上的银河，绯红的脸与雪白的脖颈，读的时候当然是愉悦的，类似我们读小山重叠金明灭的那种愉悦。不过就是太格调化了。铃木说，没有一种真实感了。 以他的阅读趣味，他当然知道《看见》这本书的弱点，但没有多说，只说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过程，又说，这不会是你最后一本，你会写下去的。 我说您的建议是什么。 他沉吟下说：可以写得更小，更深。 临走时，他送我妻子让带来的点心和木碗。夕阳下送他打车离开的心情，象感染了刚刚谈话的气氛一样宽和。 以下是访谈全文 铃木将久：感谢您今天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日本的一般读者对中国媒体的情况很少了解，甚至可以说完全不了解。今天希望通过访谈给日本读者介绍介绍中国媒体的现状。第一个问题。根据您的大书，您某种意义上似乎偶然地加入中央电视台。能否给我们介绍您加入中央电视台的具体经过。 柴静：这个话题要从我如何进入传媒这个行业说起。关于我怎么进入这个行业，早十年不会发生，晚十年的话可能方式又会不一样。因为我是中国第一代不再由学校分配工作，而是开始实施市场化聘用制度的大学毕业生，那是1995年，我成为了一家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命运基本在大学时就被规定好了。比如说如果你要做一个记者的话，应该在大学里学的是新闻，然后被分配到相应的单位才可以。但我是在一个铁道学院，学的是财务会计专业，要想找一份传媒的工作是不可想像的，在毕业分配上也实现不了。但我正好误打误撞地碰上了第一批的就业政策改革，电台可以长期聘用我。当时我的父母非常的担心，因为本来我可以按照传统的就业方式，去一家体制内的国有企业，我的父母还不能够习惯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体制里的身份和铁饭碗。但我那时候对自己的选择并不是比较和分析的结果，只是一种直觉地对传媒工作的热爱。 这份热爱是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我出生在1976年，那个时候文化方面的养分还很少，我能看到的书、听到的音乐、接触到的电影都很有限，在我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录音机让我听广播学英文，那个录音机可以收到台湾的广播，我第一次在广播里面听到人可以这样讲话。所谓的讲话就是，他是一个人，他把我也当做一个人，用人和人的方式交流，这是特别朴素的一个传播方式，跟当时中国大陆的广播节目非常不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有一天我也可以做这样的工作。读大学的时候我又正好在湖南。中国当代的传播领域，湖南是比较早开始改革的，她的模仿与创新比较快，率先实行了以主持人为主的机制，以及直播节目等等。 我是1994年开始做电台节目的。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电视工业也没有如今这么发达，青年人没有交流与倾诉的渠道，电台几乎成为了唯一的主流通道，靠它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们所有同学都在听同样的节目，就是一个男性主持人接电话跟别人谈心，非常受欢迎。我就给这个主持人写了一封信，说我很喜欢这个节目，能不能也来参与。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冒失的行为，也不太可能实现，因为他大概每天都会收到上千封信。但是很巧地，他在节目里回复了这封信，希望我能够去面试，结果我去的时候发现整个办公室里面全部都是大学生，因为大家都听到了，哈哈哈。大家的想法都跟我一样。 后来可能领导看这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当时的体制还不允许学生当节目主持人，他们出面干预说不需要学生，大家就都回去了。我在回去的路上，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愿望大过于我的失落感，所以我去了学校的广播站，自己设计、自己配乐、自己朗诵等等，做了差不多三十分钟的一期节目。然后我又骑着自行车，回去找了那个主持人，请他听一下我做的节目。他只听了一段，不到五分钟就停下来，我以为他可能是不满意或者有什么问题，结果他跟我说：我今天晚上就在我节目里播。当时如果不是以主持人为中心的机制，这个情况又是不能发生的，因为以前国内不太有主持人的概念，只有播音员，每个员工都只是一个螺丝，你不能自作主张，做什么事情需要经过台里的批准，但是他是第一代的电台主持人，他拥有的群众影响力足以让他可以说我要为我的东西做主。他就直接让我在这个节目中出现了，在那个暑假。我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到我毕业的时候又刚好碰到用人体制松动，就正式地进入电台了。 在电台工作了三四年之后，我去北京念书，学电视编辑。这个时候湖南卫视找我，希望我做一个电视的人物采访节目。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正好赶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改革，这次改革比1995年那次还要更大胆。之前我和电台是长期聘用制，还是在单位里的一个人，去读书必须得辞职。但湖南卫视那时候要市场化，改革更进一步，我跟他们之间没有签任何契约，只要我答应，第二天去工作就可以了，都不需要合同。所以我是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湖南卫视工作了两年。我那时候也就二十三岁吧，感觉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比当下的年轻人更能够感觉到社会上的一种宽松气氛，没有单位没有固定的合同。 这也是为什么两年之后，中央电视台来找我的时候我会迟疑，我已经习惯这样一个比较自由的工作模式，突然要进入一个单位当中，而且是一个新闻单位。我从来没有做过新闻，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可能不太适合，这是我对陈虻的算是很礼貌的一个回答。但可能阴差阳错地，他恰恰喜欢像野草一样长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他从来没问过我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学什么？你得过什么奖？你有什么背景、资历？都没有。这种选择一个人的标准在现在很少了，也可能是因为那是2000年、那个时候的新闻评论部，我又碰到了中央电视台体制变革的一个高峰期。 他们经常把新闻评论部的成立称为水浒梁山，就是一些人在精神上的小的起义，在这个地方就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样，是一块实验田，它实行一种承包制，在人权、财权、事权上进行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很大的改革。所以为什么陈虻能够有权力找一个主持人，他当年连部门主任都不是，只是个制片人，但是他可以决定我要这个主持人，第二天就来上班。这在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必须经过人事处的集体讨论。 后来我问过他一次是怎么发现我的？我以为他是看了我主持的节目，后来我发现他一期都没看过，他也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在见我之前都不知道我的名字，需要跟别人打听。他当时要寻找一位女性新闻主持人，是一个十六分钟的节目、每天的重点新闻，跟专家、新闻当事人连线讨论。这种节目，如果在美国或者日本，需要至少是五十岁以上，有多年经验的人来做。但是中国电视太年轻了，那个时候十年经验以上的专业电视记者都很少，就不得不从最年轻、最稚嫩的那群人中去挑选。陈虻就想找一个、符合他的要求和标准的人，他随便拿着遥控看电视，结果看到湖南卫视一个采访我的节目，也就是我在讲一些我自己的经历。他跟我说他甚至没有去听我所说的内容，他没有留意，只是注意了我的说话方式，就通过湖南台的人找了我电话。他说：我觉得你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样的人可能不会人云亦云吧。 铃木将久：您加入中央电视台之后，首先被安排去《东方时空》。我认为《东方时空》在中国电视历史上是划时代的节目。您怎么看《东方时空》节目。实际加入《东方时空》的成员之后，有没有特别的感受。 柴静：我觉得每一个媒体都是人格化很强的，观众看你的时候他是把你当做一个有生命的机构，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你有没有诚意、有没有心灵。黄金时期的《东方时空》是一个有灵魂的机构。尽管他也有不同栏目的切割，但是这些栏目背后有一种相近的价值观。 那个时候的新闻评论部也有这样的气息，我们有专门一本非常厚的评论部员工手册，也是用这种风格写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对待你的采访对象、你的上司、你的下属，片子没播出的时候怎么洗个热水澡继续活下去。很诙谐，也挺有人情味的。 铃木将久：我回想当时看《东方时空》。感觉到的是，它虽然是新闻节目，但跟我所认识的新闻节目很不同。日本的新闻节目基本上报导新闻，但东方时空最著名的栏目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感觉很新鲜。 柴静：我觉得它在那个阶段出现也是有几个巧合。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新闻频道要求大量的资讯、随时更新、要有时效性，可能不太欢迎看来慢吞吞的、表现一个人的纪录片方式。但是在九十年代《东方时空》产生的时候，一个是因为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艺解放，迫切地需要在大众媒体上有一种小小的文艺复兴和启蒙，然后人这个字眼有他的尊严。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所谓自己的故事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成为主体，得到重视、得到尊重。所以表面看只是一个电视节目，但出现在一个国家电视台上的时候，它是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所呼吁、期待的一种价值观念，也能够引起一个大的浪潮。第二点就是，正好是因为评论部当时机制改革，吸引来的大部分是一些读书写字的人、大学里的教授、做纪录片的人。这些人本来都有人文情怀和创作愿望，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本能地向这个方向去。如果放到现在，他们会被整个挪到十套科教、九套纪录片频道去了，不太可能进入到一个主流的新闻视野当中。 铃木将久：之后您被安排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是一个深刻追求社会问题的节目。您觉得《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的班子有差异吗。另，在中央电视台里面，《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等评论节目具有怎么样的位置。 柴静：我在东方时空还算是勤奋的，当然不适应感也很强，但我书里面也写过，如果你只是为了获得坐在主播台上的安全感，并不是很困难，但还是会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跟我十七八岁去做那个电台节目的动力和热忱是有很大的差别。也有可能就是离人远了，因为你坐在演播室什么都看不到，接触不到现实生活，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叶子一样慢慢枯萎了。这个失掉水分的过程是很缓慢很缓慢地发生的，你感到的是种隐隐约约的害怕，说不出来。大家都觉得不错呀，二十四五岁已经在做节目主持人了，还要怎么样呢？但我自己知道不对，我后来看那个时候自己的日记也是充满焦虑。 去新闻调查是得到一个通知，也很突然，但是好像是几方面的人都认为我应该去那儿，我正好碰到制片人张洁，很巧的是他原来就是《东方时空》的子节目《东方之子》的金牌编导。他其实是把很强的一部分《东方时空》的气质植入了《新闻调查》。在电视界，当时的制片人负责制发挥一个非常强的作用，制片人的价值观是什么，什么就是这个节目的气质。在张洁之前《新闻调查》有过很多任的制片人，几乎每一任上来之后都有自己的理念。一直到张洁上任，我刚好去了《新闻调查》，现在回头来看也是一个很巧的契合，让我们两个人的想法、追求和判断在很多点上交会了，如果早五年或者晚五年可能情况都不一样。 铃木将久：我的印象当中，新闻调查的题目有很多是新闻，比如说杀人事件、社会问题等新闻类的内容比较多。 柴静：当时不觉得，现在回头去看那几年的节目，会发现这个直觉背后有一个线索，就是当年《东方时空》的一个线索。张洁跟我的判断都在这个线索上交会了，这个交会就是对人的关注，使人在新闻当中浮出水面，使人能够被看见、被感受，而不只是一个话题的工具。以前的有些节目，会陷入一种特别宏大的东西里面，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做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45分钟我们要说清楚他们的关系如何，而普通人或者新闻中的人很少被浮现出来。我是靠着青年人的直觉，张洁是靠着东方时空的历练，我们两人不谋而合。 我一进《新闻调查》就碰到非典了，我和他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坐下来谈一谈要怎么做节目。他就像一个兄长一样，我推开门进去跟他说我想做这个，他几乎从来没有迟疑，说你去做吧。他也有不同意我看法的时候，但他会看我的态度，如果我很坚持、有热情，他会说，我和你的判断可能不一样，但是也许用你的判断也能做出好的东西，你就去做吧。我想这也是生产精神产品的一个规律。你应该给具体制作的人自由，这个东西很难很难，因为张洁会承受他的压力，不管是收视率的或者外界的，他必须把这个压力承担住，把空间给我们让出来，让年轻人自己去尝试。甚至他要发展出一种主持人中心制，就是从我这代人开始，让一个出镜的记者自己来充当核心，是一个制作小组的领导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觉得张洁第一次在把电视记者当成专栏作者使用，给予你创作的自由，尊重你创作表达的独有方式，而不是轻易地加以砍削。所以，是他的理念最后决定了我们生产出来的节目的面目。 铃木将久：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新闻调查基本上有大的方向和框架，这是制片人张洁来决定的，而在这个框架内部，每个主持人有自己的空间。 柴静：对，我们有三个记者/主持人，分成了三个组，所有的编导、摄像和录音全部分组，跟记者捆绑在一起，固定合作。我跟四五个编导，再跟两个摄像、一个录音，是一个固定的团队。所谓的主持人中心制，张洁找我的时候我有点犹豫，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到大连小组长都没当过，不知道他给我的权力和义务是什么，要负什么责任。他说，说白了主持人中心制就是一点，主持人可以有决定选题的能力，不管是谁报的题，如果你自己认为没有兴趣或说服不了你做，就可以把它否定。听起来简单，但这在电视台内部是从未有过的，我们的主播概念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播音员，或者是生产当中的一个环节，而不可能作为一个核心人物。很多时候制片人说了算、主编说了算，其他人就听命令。但是张洁决定释放主持人这个角色的生产力，把你当成一个专栏作家来尊重。这是一个精神上的极大尊重。当时我才二十七岁，他的意思是你先去磨一磨嘛，总会长大的。他说反正我给你配的都是比你更年轻的，也不用怕。 铃木将久：也就是说，当时没有具体的指导思想吗？ 柴静：指导思想特别重要，一个栏目的灵魂就在于这个栏目说出的那一句话，就像您记住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样，它看上去好简单，但这是陈虻想了四天三夜才想出来的。为什么这么难？因为他必须用一句话找到栏目的灵魂。《新闻调查》的那一句灵魂就在于探寻事实真相这六个字，一旦这六个字定下来，那么我们就跟着它长了，顺着它往上走，不管你是靠直觉还是靠本能什么的，实际上你越敏感，你就跟着它走得越快、生长得越蓬勃。 在这当中我也有自己的体会，我对探寻或者调查的理解，并不是那种传统的调查性报导，一定要找到某一个级别的官员把他拉下马，或者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多大的企业的漏洞，我认为真相是无底洞的底，我的驱动是探寻，是一个动态的思想过程，我在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不断地碰到障碍，我又不断地推翻它、不断地向前行，这个过程越曲折、越需要智力，也就越有趣。对我来讲，最迷人的就是那种苦的时候。 铃木将久：我作为一个观众认为《新闻调查》最有魅力的部分就是深入调查的过程，往往结果不那么新鲜，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猜想得到，不过这个过程本身特别吸引人。 柴静：回头想，其实这也是当年陈虻在《东方时空》时期已经想明白的问题，只不过我是后来才跟他有了相似的看法，那就是结论永远是简单的，但是过程是复杂的、结构是复杂的、关系是复杂的。其实从一开头，我觉得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就不很主张新闻的功利主义。所谓的功利主义，是有一个特别具体的、目的性很强的目标，说我这个节目一定要达成一个社会改变，或者我一定要做到一个什么被大众认可的标准，这样才叫成功的新闻。那样的新闻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不认为那应该是出发点。我认为新闻是人们认识自身的一个路径，而深度的调查、报导又使这个认识本身变得让人着迷，使人们避免太简陋的思考、直达结论的那种思考。 铃木将久：你的大作比较详细地介绍你在当《新闻调查》主持人的过程当中成长的故事。你好像在很多采访中面对很多现实生活，不断地摸索采访的方法和角度，而不断地接受自己的变化。 柴静：对，这是意想不到的，之前你以为你只是一个观察者或者报导者，但是不可避免的是你就在其中。对这种角色我也有挣扎，但后来我发现这就是现实，你想认识世界你也同时得认识自我，不可能回避也没有必要回避。 铃木将久：不过，据我的理解，一般新闻报导的态度应该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来报导对象。你好像有意识地不用那样的方式，而有意识地去接受改变自己？ 柴静：我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必然的。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人是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认识局限和主观情绪，尤其是情绪。但你慢慢地查觉到情绪的危险，会提醒自己要抽离出来，要追求客观冷静、避免缺陷。再往下发展你会发现，其实当初妨碍你的并不是感受，只是情绪。这两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情绪是非常主观的，是带有自我的偏见的，而感受恰恰是把偏见放下来，进入到别人的经验当中所获得的。所以在我的定义里面，感受是一个客观概念。 铃木将久：你刚才说，感受和情绪是不一样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但我还是想追问，因为日本的一般读者认为新闻报导者应该保持客观的标准，但你好像突破这种限制。 柴静：一个因素是我从一开头做的就是深度报导，它有点像报纸里面的特稿。如果我们做的是资讯或者纯新闻，那可能按照新闻的要素去执行就够了。但特稿从来都是要求在写作和长度上都要有充分的延展。我们看海明威或者马尔克斯，他们当年也都是新闻记者，我也会找他们当年的报导来看你看海明威哪怕做一个体育记者的时候，他的报导也很准确，而且他的报导是与众不同的，他有感受。比如说他会写，一场棒球比赛结束之后，那个失球的人很懊恼的把手套摔在橡木地板上沉重的砰的声音。可能其他的记者不会注意到，只报导了比分。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客观？五比七的比分是客观还是这个砰的声音？也许都是客观。那么你的眼睛能深入看到多少，这个客观的程度就有多深。我向他们学习，这个学习是在你一开头看的时候就要看得尽可能的深、看到尽可能多的层面，这样你在写它和表现它的时候，才能更丰富更完整。 铃木将久：您说过，选题基本上是由主持人来提一个题目，但是有的时候其他人也可以提。那么最后决定的时候是开会决定吗？请简单地说明一下选题过程。 柴静：开会也决定不了。我们有一个批题的制度，选题报到制片人那里，制片人再向部门主任申报，部门主任会向新闻中心申报，新闻中心再向总编辑申报，所以我们大概有四五级的申报系统，他们批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做。 铃木将久：这个话题可能引起很多日本人的疑问，日本人认为中国编辑一定有一种检查制度。有明显的检查吗？ 柴静：这在任何新闻机构里都存在，就像CBS《六十分钟》，平常是他们的制片人唐休伊特，但是碰到重大新闻题材的时候也会通过他们的总编辑。我们也是这样，普通题材可能我们的部门主任或中心主任审，一些重大题材就需要台里的总编辑来把握。 就包括书里提到的那个袁总，是我们台的总编辑，他送我一本《金刚经》嘛。他希望我通过《金刚经》学会怎么去采访。有意思吧？他会跟你说，你现在很年轻，我从你的采访状态中看你很敏锐、很有热情，这个很好。可是你有时候不够自觉、不够克制，不能够守住，你的表情或者你的状态表现出过多的渴求，不管是对于真相或者是对别人开掘内心的渴求。我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认为渴求是好的事情呀。所以他送我《金刚经》，让我回去看看，什么时候领悟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后来我出差什么的也带着看一看，我书里面写到《金刚经》的注解里面有一句对我后来影响还挺大的：念起即觉，觉已不随。就是说，念头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察它，当你觉察它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跟随它被它左右了。这个念是什么，在我看就是情绪。其实我为什么说从情绪向感受演变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过程，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从主观进入客观的过程。当你主观的时候你总是对这个人含有判断、期待、愿望，你才会过于热衷、才会热切，但是当你把主观的情绪拿掉，当你进入这个人的生活和内心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很平静、很开放的。这就是它说的觉已不随。我用了很久很久才意识到和做到，当然也不能完全达到，但是会比那时候好一点。陈虻审片更是这样，他们的业务意见，我认为这个对年轻记者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你没有有经验的编辑或者总编辑来指导你的话，我觉得犯错误的概率要多得多。 铃木将久：《新闻调查》节目追求社会问题，有时候扯到比较敏感的话题。那么，有没有受到地方政府或电视台上层的压力？ 柴静：其实这个压力不是这么局限的，只要你的节目播出之后可能会损害到某一方的利益，这个某一方可能是一个企业也可能只是个人，那么对方一定会有不快，这个不快可能就是压力，不管它以什么方式表现、不管它能不能干预到你，它都会让你感觉到这种压力。坦率地讲，我从这个压力当中学习到很多。一个是掌握到对现实保持一种感知，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结构本来就是各方的欲望相互交织冲突的结果，如果你对这个没有直接身受的感知，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感应到这个结构的形成是怎么来的。所以我这十年来会有一个对我自己很有帮助的变化。如果人只有情绪的话，你碰到压力的反应是我要反弹回去或者我要躲避，这是一种很动物性的本能，但坦率地讲我认为这是低级的神经系统反应。而如果你把职业当成是认识生活的一个工具，你会意识到压力有时候恰恰是认识社会必不可少的利器。像书里面陈虻教我们的，我们常常把压力当成是一种阻碍了，碰到困难的时候回来跟他说我没法拍，我压力很大、阻力很大，或者他们已经把现实干预了、扭曲了，我不能找到真实了。他会说，那么你为什么不纪录干预本身呢？那不也是一种真实吗？你实际上是后退一步，再去观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所以这是另外一层深入了解的一个机会。 观察一切而不是愤慨，这样你可观察的东西才多。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新闻要警惕功利主义，就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功利是以貌似正义的方式出现的，是以一个很容易鼓动情绪的方式出现的，那么你就要避免受到这个的诱惑，因为那样的话你自己很容易陷入到愤怒、沮丧里面，你就理解不了现实为什么发生了。平静的观察比一切都有意思。我觉得作为这个时期的记者，最好要具备历史研究者或者文学工作者的态度，来进行饶有兴味的观察，不光观察，还要饶有兴味。要观察压力带来的因果，这是一个社会的脉络。 铃木将久：您特别重视博客上与观众进行的交流。能否介绍开始博客的契机。您拍电视节目的时候，博客的经验会发挥怎么样的意义。 柴静：2006年开始写博客，其实是挺被动的。台里来找我，做一个报道两会的节目，希望开博客扩大影响力，不由分说地就以我的名字开了一个博客，然后通知我说你今天晚上可以写了。当然也跟我讲，你忙不过来的话我们来替你更新、发些照片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开了，我还是要严谨、负责任，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写博客。我从第一篇开始就将近每天或者每两天一次更新，因为新媒体会让你感觉到传播的巨大力量，你写了马上就有那么多人在下面看，然后给你意见、建议，你会有种兴奋感。幸好我开始得比较早，所以在新媒体传播中会碰到的各种问题我遇到得也比较早，反思也比较早。因为这部分是没有人管制的，我连个编辑都没有，也没有人说小柴你今天晚上写点啥呀？在专业上我倒没出过什么差错，但是忍不住有点卖弄文墨，得意嘛，总有人夸你。这样就会碰到问题，也会有人在留言里面提醒我，说柴静你小心点，你现在就像在大街上给大家表演胸口碎大石，拿个大石头砸在胸口上，石头碎了，说看我厉害呀！这是个很危险的诱惑。因为我发现开始对于一些并不是我报导领域的事情我也有发评论的倾向，你知道那个一发出来就会有很多人叫好，这很可怕。 我中间停了一年，最重要的是感到了对自己的不满意，我觉得自己腹中空空、才学有限却还要卖弄文辞，这个特别浅陋，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可容忍，所以停下来想一想，尤其是增加阅读。那一年相对来讲沉静一点。之前那些年我觉得自己有做传媒的直觉，但仅仅是直觉，真正的思考尤其是独立的思考少，更多的地方我觉得还是以拾人牙慧的东西为主，受别人启发、向别人模仿。但那一年当中我开始模模糊糊觉得说有一些东西尽管不成熟，不过是属于我自己的了。 后来恢复写博客之后有一个特点。以前我写得短，差不多一千字左右，写得很快。每天看到什么，恨不得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后来就写得少，但越写越长。基本上是六七千字甚至八千字、一万字都有。也有很多媒体约我写专栏，给的稿酬也不错，但是我就是要写博客，因为博客自由。写博客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纯粹是为读者和我之间的一种共享关系在写。这里面那种自由感也很好。那时候我才又发展出了工作之外的博客内容，我写一些人物、写一些书评，纯粹是一种不吐不快的欲望，我觉得有意思啦。 铃木将久：你写博客之后，一定有读者的评论。那么，这些读者反响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 柴静：这几年几乎每一期节目做完之后，我都贴在博客上希望大家评论、提出意见，然后我都会写一篇回应，把他们的意见摘出来、把我的回答写出来。有的时候我都很钦佩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专业的读者。他会注意我的每个提问是不是准确，表情口气有没有偏差，节目认识是否公正，有这样的观众你就不敢对工作轻慢。比如，我们做詹姆斯卡梅隆那一期节目，把一个数字写错了，仅仅在片尾闪了一下，就有观众看到了指出来，主编费了很大功夫把节目从互联网上全都抹掉，把带子从库房里面调出来再改一遍，再上传到网上。我们认为这是对观众的尊重，因为人家这样尊重你，对吧？ 铃木将久：日本的电视节目最重视收视率。那么，中国电视节目最重视的是哪些因素。 柴静：现在这阶段中国电视也同样受收视率影响非常大，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指标，不管是对中央电视台还是对于地方电视台。当然我的同行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评价和议论。我个人首先认为收视率成为一个重要指标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重视收视率无非就是受众这个群体对于媒体的决定性在发挥作用了，相比以前完全不用管收视率，肯定是一种进步。但是任何一个阻塞很久的河道突然开放的时候，水的冲劲就会特别大。可能会有另一种功利主义，它本身又还不够科学和完善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些险情，甚至会冲掉一些本应该存在的好东西。 从我做电台起，节目收听率一直很高，虽然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它，台里也没有把这个当作是发工资的一个标准。我理解的收视率，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人构成的。你自己心里要清楚，只要我们把握好节目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活下来并不困难。我们需要的反而是克制这种功利主义的冲动。因为对于我的节目来讲，我知道什么才能提高收视率呀，你做几个明星就可以了，收视率会很高，但我们经常都拒绝。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心，尽管它们可能不一定能创造更高的利润。这就是我认为一个节目应该有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而且需要一个共识，不光是我一个主持人的认识，而是和我的主编、我的制片人、我的同事们一起，都需要清楚地知道说我们站在历史的哪一个位置上。当年《东方时空》的收视率就很好，它的影响力也不差，所以不要着急。我们很多事情都是没有打好基础就要看成果，所以这几年我们有那么多的娱乐节目。我们甚至没有耐心去想一想自己怎么做一个娱乐节目出来，直接从国外买一个版过来，或者直接抄袭就可以了。 铃木将久：海外人士认为中国的电视台或多或少受到官方的一定的制约。您作为主持人，这么看待这种制约。您又面对着制约进行了什么样的尝试。 柴静：其实我们大概已经谈到了这个部分。我经常会想，比如说你看《红楼梦》你会想想曹雪芹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是在一个有皇帝、一个还有文字狱的年代，托尔斯泰也是在沙皇帝制的时期，但是都不妨碍他们的创造力，能够创作出在几百年后仍然有影响力的作品。所以我刚刚说我不是把新闻记者功利地当作一个工具来看，而是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具备研究历史或者是文学工作者的视野。这个视野是什么？就是它要非常宽广而深厚吧。我不是去挑选一个我认为完美的社会型态才去工作，而是生活在人类的任何时期，人类的生活本身都是那么让人饶有兴味。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能选择的是我要不要活一遭。所谓的活一遭就是我能不能睁着眼睛，感受我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更进一步使它能够逼真地存在于我的镜头或文字之下。而不是功利主义地加以选择，说只有在哪个时期我才创作，我觉得曹雪芹不会这么想，托尔斯泰也不会这么想。 铃木将久：现在您主持的《看见》节目，我认为日本电视界似乎没有相似的节目。请您介绍它在中国有什么样的位置？ 柴静：作这个节目之前，我是在新闻中心，后来到中央一套做这个节目。我离开了一个被界定为新闻机构的地方，去了一个非新闻机构。但回头总结，也有合理性。我对于新闻被界定为刚刚发生的资讯这一点，一直感到一种创作上的不满足。新闻节目制作的周期太快，缺乏这种时间上的准备去深入认识一件事或者一个人，在这个太快速的制作体系当中形成一种带有工具化的模式，比如说我说采访某个人，想去见见他的孩子跟他们聊聊吧，可能其他人的反应会是已经够了、不用了。但我是那种总觉得不够的人，我不觉得认识一个人是有止境的。多了解一些我会觉得更迷人。但电视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所以我必须寻找到跟我想法一致的人。我转头一看，就发现了我现在的制片人李伦那群人。他们从《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离开之后，一帮人很苦哈哈的，还是把电视当成一个手艺活着迷地干。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他也很意外，我就跟他说我想来跟你合作。当时的《看见》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一个一周播出五天的纪录片节目。一般人会觉得你一个主持人来干嘛，我说你一周给我一天吧，我去做一些什么东西出来，或者一年五六期也可以呀。有别于以往的人物专访，我还是很喜欢生活，所以会把人物放回到生活当看他在生活当中的本来面目、去看他跟周围人的关系和结构。他的一个动作或者他跟人交往时的一个状态会很有生命力。美国或者日本可能也有很多的人物采访节目，都是以一对一的方式面对面采访，而我们会增加很多纪录片的手段和方式。 铃木将久：你选择人物的时候，虽然偶尔出现一些名人，但似乎一般拒绝选择名人。这个选题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柴静：之所以说克制，是因为名人这条路太容易形成惰性。如果我一开始就这么主张的话，我的年轻团队可能很快就滑向做名人这条路，因为明星们几乎总在找我们，但我们要做一些复杂的事情。后来我发现观众对我们的期待也是这样，他们希望了解一些他们之前会感到迷惑不解的现实问题。比如说药家鑫这样的人，不管观众最初对这个人怎么憎恨或者愤怒，他心里面始终有不解，就是一个正常的像我一样的学生为什么会拿起刀来，他这个疑惑始终是没有解开的。我们就要对这个不解试图作出解答，而且这个解答越复杂、层面越多，可能就越接近真实。这才是这个节目的立意。所以我们很大一部分选题还是社会现实，现实当中有争议的人物。 铃木将久：《看见》这个节目，观众的反应怎么样？ 柴静：收视还可以，但我们不在意有多少人在看，而在意节目在看到的人心中激起的共鸣有多深。现实本身是最迷人的，永远比概念迷人。有次做一期节目，同事觉得应该拍两个家庭，我说我认为拍一个家庭更好。有时候我们担心自己视野不够宽广，所以认为样本多了才有代表性。不是这样的，我认为看得不需要多，是更深，足够深入的话，一个人物身上带有的这个时代的全部成分，都可以表现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节目实际上是把《新闻调查》、《东方时空》当年的基因再度嫁接过来，我们这个节目工作人员本来就是一部分来自《新闻调查》、一部分来自《东方时空》，所以它很迷人，有时候做调查性报导，有时候做人物，揉合在一起。我的制片人对我也没有限制，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只是说，我能为你做的事情就是不让你去做什么。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时期或者一个社会，总有人在做一些事情，多多少少。 铃木将久：您对日本的印象如何？最近很多人讲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作为媒体人，您对中日关系有什么看法？ 柴静：我没去过日本，很想去看看。对日本的印象更多的还是从文字当中来，是第二手印象。我以前会比较轻易的信以为真，比如看《菊与刀》，会认为日本人就是这样，可以套用一个模式来分析。但现在我比较警惕这种观察方法。因为想要创造一个词汇来形容、概括一个群体，这是一个人类的诱惑，总有人要忍不住把一个群体纳入模式当中，我现在不太从这个角度去看任何一个人或者国家、民族。反过来说，我看向田邦子的短篇小说，倒觉得跟日本人有种亲切的感觉，那个亲切的来源不是异国情调、不是俳句、不是京都的静美，而是一个剥离掉所有这些东西的人情，这个人情才是恒久的、谁都可以理解的东西。我好像更愿意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人、和人交往。我觉得模式化会轻易地流露赞美，也可以轻易地流露贬低，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多好的事情。其实说到两个民族或国家的交往，和两个人的交往也没有任何差别。我觉得曾国?说的那个诚字很重要，所谓的诚就是，对别人能有所感受。 铃木将久：您说过将来会有机会去采访海外国家，包括日本。如果真去的话，您想采访日本的哪个方面？ 柴静：我现在还没有做详细的计划，但就像我们去年做了《静观英伦》，我们的选择也并不是说另辟蹊径，刻意求新。还是挺朴素的，我们也做贝克汉姆，也做普通的英国农民和六七岁的小女孩，每个阶层我们都做，但最重要的是方法。我觉得要突破那种简陋的模式，我们对外国人要嘛就是一种异国情调的，将之视为异类，把他身上跟我的不同表现得越多越好。要嘛就是追求一种戏剧性，越传奇、越迷人越好。这个好像跟我自己的趣味有很大的区别。我喜欢那种亲切的、天涯若比邻的感觉。像向田邦子那样的角度是我挺喜欢的。其实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日本人也都是很脸谱化的，比如上班的时候对老板毕恭毕敬呀，回到家他跟妻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但事实上我觉得人不是那样僵化的，如果我想拍日本的政治，那我可能就拍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的生活自然会反映出政治。其实我怎么观察中国人就会怎么观察日本人 铃木将久：很期待您去日本采访，最后，请您给日本读者致辞。 柴静：我觉得也不用跟日本的读者去特别客套。我们都在人类的生活里面，真实才有万钧之力。推荐阅读：本文来自：80后励志网

“聆听大家”系列访谈—— 嘉宾简介：陈来，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著作有《陈来学术论著集》、《东亚儒学九论》、《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仁学本体论》等。“作为从政者，不是每天想着怎么去纠正别人，而是首先想到怎么纠正自己”问：儒家文化提供了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提供了民族的凝聚力。儒家的治国思想主要有哪些？对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有哪些启示？陈来：中华传统文化十分丰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德治为本”，这种思想主要针对当时“以刑法为本”。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是理想的治国方法，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才是理想的社会。因此，从孔子开始，儒家提出了“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今天“以德治国”的思想根源就出自儒家。2000多年来的历史实践中，儒家强调德治为本，但也强调德法结合。汉代以来，儒家主导的治国理政基本理念是“礼法合治”，不是孤立地、单独地强调德治、礼治，而是把礼治和法治结合起来，礼法相依不可分。这样的总体思路对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结合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儒家的治国理念还有一个就是强调正身和修身。孔子说“政者，正也”。领导者要正身正己，不是每天想着怎么去纠正别人，而是首先想到怎么纠正自己。“如果全社会都能从传统文化中多学一些对人生的理解，对做人的指引和戒律，都是有利的”问：中华文化一贯重视做人的道理，不论哪种宗教和学派，都要落实到人生和做人上。这些道理给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带来怎样的启迪？陈来：做人的问题，人生的问题，不仅仅共产党员碰到，所有人都要碰到。古代文化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传统资源，儒家、道家、佛家都有很多。儒家文化重视人的德性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死还重要。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鼓励人们追求坚定独立的人格尊严，不被任何财富所腐化，不受任何外力所威胁。佛家讲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基本的道德戒律。道家也讲了很多，比如清净无为、知足自得，都是强调清心寡欲。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做人方面要很好地控制自己，在财富、富贵面前能够把握住自己。今天的党员干部，在学习党纪国法的同时，应该更广泛地学习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儒释道中有很多道德的训诫和要求，我们应该学习和了解，对做人都有好处。如果全社会都能从传统文化中多学一些对人生的理解，对做人的指引和戒律，都是有利的。陈来在清华学堂接受本网专访“今天的好多问题，包括干部的腐败，应该说都跟我们忽略了传统文化的作用有关系”问：您曾说，中华价值观呈现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的特色。面对全球化，怎样更好地认识并弘扬中华价值观，不断增强我们的自信心？陈来：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这三点针对的都是个人主义。如果整个基点是以个人的欲望、利益作为基础，那社会的责任怎么摆、社会的义务怎么摆、群体的地位怎么摆？总体来讲，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我国古代思想家用“家”“国”“社稷”“天下”等概念具体表达社群的意义和价值；“能群”“保家”“报国”等众多提法都明确体现社群安宁、和谐、繁荣的重要性，凸显个人对社群和社会的义务，强调社群和社会对个人的优先性和重要性。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义，故说“天下为公”，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比较好的传统。今天的好多问题，包括干部的腐败，应该说都跟我们忽略了传统文化有关系，忽略了传统文化中“对个人欲望的控制”的作用。我们传统文化讲究用理性来控制、引导、战胜个人的欲望。荀子讲“以道制欲”；宋代以后，理学讲“以理胜欲”，理性要战胜个人的欲望。今天如果讲怎么用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传统文化的教育是一个方面，而且这方面非加强不可。“我们执政党的执政文化要中国化，就是要更自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更自觉地传承中华文明”问：深刻领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有历史的回放和思考。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陈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注重历史的传统，很早以来历史的记述不断，而且受到珍视。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不能割断历史，我们要给予历史一定的地位，要看到中国的今天是从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共产党人做中华文化忠实的传承者，就是要自觉地承担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发展的责任。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对中华民族是有责任的，对中华文化是有责任的。我们要使在历史上传承了五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能够在今天放出新的光彩，让它不断随着时代有新的发展，这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同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的积淀，也为我们提供了今天发展的基础，珍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文化给我们今天发展积累的历史财富，重视这些财富，使它成为我们今天面向未来的动力。问：今天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怎样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陈来：今天我们确实需要全方位地努力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不仅在社会教化、个人修身方面，包括历史上很多的管理制度，我们都可以吸取和借鉴。发挥古代和近代以来以德治国传统，就是要强调怎么继承、传承中华优秀道德文化，涵养、接续、传承中华美德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加注重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来应对碰到的各种问题。我们执政党的执政文化要中国化，就是要更自觉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更自觉地传承中华文明。今天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积极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努力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中国文化当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到世界。“腐败分子触犯党纪国法，就是知而不行，屈服于自己的贪欲，忘掉了道德规范的制约和党的纪律要求”问：明代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给当时及后世带来哪些积极影响？陈来：我们研究王阳明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行。他反对宋代朱熹的知行观，朱熹有一个讲法，叫“先知后行”，他说人认识的过程应该是先知后行的过程。王阳明认为，“知行合一”，就是要破朱熹的“先知后行”。知和行要结合，知不能离开行，行也不能离开知。王阳明看到了很多人知而不行，只求知，不践行，所以他提出“知行合一”，主要是强调行，强调对道德知识的践行。王阳明当时讲的知和行的范围比较广泛，知包括了很多行的内容，行里也包括了很多知的内容。他说，知行互相渗透，行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他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从大脑活动开始的，从意心动念开始，这个行动已经开始，所以他说“知是行之始”。人的意念活动，包括贪污也好、腐败也好，从动念的一开始，这个行为已经开始了，所以人要特别谨慎自己的内心活动。“知行合一”不管在王阳明时代，还是今天，不管是对党员干部，还是一般人，践行“道德的知识”都是现实的要求。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碰到道德的选择，做好事还是坏事，善恶的选择，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怎么把知道的东西，在践行中体现出来，这是王阳明时代和我们今天共同探讨的问题。所有的腐败分子，不管多高的官，他不可能不知道不该做的东西，为什么最后违法乱纪，触犯党纪国法，就是知而不行，屈服于自己的贪欲，忘掉道德规范的制约和党的纪律要求。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我们今天来说仍有重要意义。陈来在清华园“公德要以私德为基础，没有私德的养成，公德也不可能养好”问：您认为，在各种道德缺失的现象中，尤以各级公职人员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对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社会风气的败坏影响为最大。对此，您有什么建议？陈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绩。同时，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道德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包括很积极的变化，也出现了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简单地加以概括，就是市场经济对道德领域的侵入造成了人们道德观念的迷失，导致人的意识的商品化与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以及自私意识的合理化。如果官员道德缺失、私欲泛滥、贪赃枉法，则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这一现象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古代社会强调官德。比如清廉、谨慎、勤政，即清、慎、勤。我觉得除了讲党纪国法以外，怎么利用传统文化中对官德的要求来行事，强调官德的修养、官德的规范，是我们今天需要好好考虑和规划的重要工作。我们要处理好公德和私德的关系，公德即公民基本道德，指向公共生活；私德即个人基本道德，关注个人道德品质。私德作为个人基本道德要求，在中华传统美德中含义非常丰富，在现代社会中仍有重要意义。比如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诚信是基本的道德，诚就是要向善去恶，就是要真诚待人。古代社会对私德有很多具体的要求。一个人的私德好，就能自然延伸到他的公共服务中，所以公德要以私德为基础，没有私德的养成，这个人的公德也不可能养好。为官要修好私德，私德不好又去为官，必然会走向违纪违法的歧途。在私德建设的问题上，我们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为核心，又要注重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弘扬，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党员领导干部，直接面对国家利益、公和私的问题，所有的工作都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必须要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问：《礼记·儒行》提出了包括“强学力行”、“不宝财禄”、“傲毅清廉”在内的十六条行为规范，请您谈谈这些规范对今天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借鉴意义。陈来：这是很重要的。《大学》《中庸》强调修身、慎独，重在加强内心修养。《儒行》的“行”，是重在行为上，即行为的规范和德行的指引。这十六条应该说代表着儒家对一个君子德行的全面主张，中心是“义利”问题。《儒行》讲“见利不忘其义”，碰到“利”的问题，首先不能忘“义”，“义”就是代表道德规范、道德原则。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就出在见利就逐利，跟着利益去追逐，忘掉了道德规范的约束。党员领导干部，直接面对国家利益、公和私的问题，所有的工作都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必须要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儒行》讲“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这都和“义利”的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讲明“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国家和人民利益。傲毅清廉，毅是刚毅，廉不仅仅是廉洁，也是一种特别的倾向，就是把清廉看得非常重要。而要做到清廉，首先要解决“义利”的问题，要把“义”放在“利”的前面。孔子讲“义以为上”，就是要把“义”放在我们最为崇尚的地位。所以《儒行》非常重要，对我们今天仍有教育和借鉴意义。“要像爱自己的家一样去爱国家。家国一体，这是中国古代非常长久的传统”问：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是我们民族独有的概念，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离。您如何看待中华文化中的家国情怀？陈来：中国古代认为家、国、天下具有一致性，不是割裂的，是一个连续的统一的整体，适合于家的道德规范，同样也适合于国。比如《大学》里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不是认为每个阶段它有自己独特的，和前后完全不一样的一套规范、原则。所以古代讲“忠臣必出于孝子之家”，忠臣要到孝子家去找。儒家也讲“移孝作忠”的观念，都表现了强调家、国实体上的连续性，规范上的一致性。古代讲，爱国如家，也就是说人可以把国和家放在一起，放在同等的位置上考虑。提倡要像爱自己的家一样去爱国家。家国一体，这是中国古代非常长久的传统。家和国不是对立的，家是我们最切近能感受到，生活于其中的东西。儒家认为社会的管理是个同心圆，即个人—家庭—国家—世界—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不断地扩大，从家庭到宗族、到社区、到州县、到国家甚至到天下。《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提出“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我国古人早就把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人们可以把家和国连结成一体，同时赋予感情、道德，这是古代的传统。                                                        陈来接受专访“传承孝文化，要求我们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使孝道、孝行适合今天的社会发展”问：孝道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当代中国如何传承孝道文化？陈来：孝是中国很重要的文明，对调节家庭的关系，解决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增加家庭的亲情等，具有很多方面的功能。而且孝文化传承久远，在中国至少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孝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观念之一。从理论上讲，孝是血缘、亲属之间的道德。而仁义礼智信已经超越了血缘、亲属，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道德。孝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并不能因为仁义礼智信的普遍性意义更强，而孝只适合于家庭、亲属、血缘关系，就减低它的意义。我们的社会治理，从各个方面来讲，还要传承孝道，要能够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使孝道、孝行适合今天这个社会。“我们传统文化里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监察体系，对权力的制约、对官员的监督，有制度性的要素”问：请您谈谈对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全社会廉洁文化建设的建议。陈来：刚才主要是从道德方面讲的。还有一方面，党风廉政建设怎么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提供一些思路，我觉得是制度。可以好好总结两三千年以来中国的监察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很悠久，有不同的形式，很严格，特别是到了宋明清时代，其中一些值得参考。我们传统文化里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监察体系，对权力的制约、对官员的监督，有制度性的要素。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挖掘。中国历史上的官僚制度体系，在世界历史上是最为长久的，应该好好总结，看看哪些今天可以利用。全社会的廉洁文化建设，我觉得是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在影响大众的媒体里，应该有一种对于道德风气的自觉监控，对社会风气的自觉维护。比如，送礼广告，媒体应该自觉抵制而不是倡导，这关系到社会风气。良好社会风气的培养，是每一个社会个体所应负的责任。每一个公众人物，尤其应该有这样的自觉和约束，就是自律。全社会都应该从这些基本的要求做起。“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这些大案要案，老百姓和社会各界都认为非常好，应该是大快人心”问：您如何看待十八大以来的正风反腐工作？对今天治理和预防腐败有什么建议？陈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正风反腐工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也特别关注，对于所取得的成果大家都是叫好的。我觉得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这些大案要案，老百姓和社会各界都认为非常好，应该是大快人心。但是另一方面也痛心，这么多干部出问题，党组织也是很痛心的。我觉得，一方面要反腐、抓案件，另一方面，一些制度建设要紧跟。一方面要维护党的纯洁性，另一方面从爱护干部的角度讲，也应该把制度抓好，把制度建设好，使干部少有机会犯错误，这对组织建设非常重要。其实有些干部，因为制度上的漏洞，缺少监督和提醒，结果一步一步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所以说，加强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建设，既是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也是对人民负责、对干部负责。“我希望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就是我的中国梦”问：请您说一下心中的中国梦。陈来：现在的中国梦有很多讲法，我所讲的中国梦还是在国家层面，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是国家的政治价值，表达了我们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整体期待。我希望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陈来题写寄语“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问：请您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题写一段寄语。陈来：“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这是孔子在《论语》里提出的，可以看作是对干部“美”的要求。“惠而不费”，为政者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成本不 高，又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戴，何乐而不为；“劳而不怨”，有些干部很辛苦，但是劳而不怨，“我付出再多是为党工作，我是国家的公务员”；“欲而不贪”，人可以有欲望，但不能有贪心、贪欲；“泰而不骄”，就是不要骄傲自满。这些在今天仍然有针对性。（采访整理 景延安 冯国刚）采访札记孜孜追求中华文化“日日新”冯友兰：《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又新说》 徐儒宗书师从哲学泰斗张岱年、冯友兰，几十年如一日，始终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他是著名哲学家陈来。初见陈来，是在今年春天，中华书局读者开放日现场。再见陈来，已过夏至，在青砖红瓦、翰墨书香的百年清华学堂，他如约接受了我们的专访。陈来的办公室里，满眼是书，就连办公桌上也仅仅留下一小块书写的“自留地”。陈来开创了“朱熹理气观”的研究先河，《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一书被赞“考据精审、治学谨严”。之后，他完成对王阳明哲学的全面研究，把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提高至世界前沿，对阳明学、理学乃至中国哲学的研究，都有普遍的示范意义。为追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根源，陈来又把夏、商、周和春秋作为重点研究的历史阶段。探索完上古和诸子时代，他又回到对宋明时期的研究……陈来秉持“好学深思，心知其义”八字真经，沉潜反复、上下求索，解读和还原中国哲学，阐述和挖掘中华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价值。正如他所言：“我在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始终关注并努力回应思想文化界的反传统声浪。”在与我们的对话中，他引经据典，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经、史、子、集在他大脑里如同印刻在书本上。他以传统文化为主线，时时紧扣现实，寻找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契合点。他说，中华传统文化是道德教化的重要资源，可以透过教育，使其道德价值植根于民众心灵，不仅能培育民族精神，还有改善社会道德风气的现实意义。对传承传统文化，陈来有着深远的思考，“要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其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精髓弘扬和运用起来。”谈及正风反腐，陈来既肯定成绩，又有自己对党的忧思：“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他们出现问题，对党组织来说也是一种痛心。”陈来的中国梦，充满“爱国如家”的赤诚，他说：“希望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就是我的中国梦。”1988年，冯友兰为陈来命字曰：“‘来’一言以蔽之‘日新’。以‘来’为名者，以‘又新’为字，方足辅之。”陈来，名副其实，他心系国家，钟爱国学，始终以“又新”鞭策自己，孜孜追求着中华文化“日日新，又日新”。（冯国刚）​文章来源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每个人一生，母亲对自己的影响总是巨大的，一个母亲是否有文化，是否品行端庄，是否教子有方，直接影响孩子一生。母亲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影响孩子思想观念的形成。所以一个男人，若能娶一房好太太，便能“富”三代。当然，这里所说的“富”，并非一定指有钱，而是一个人的思想富，品德富，最终使自己成一个有所作为的人。纵观历史上，那些有建树、有所出息的名人，大都深受其母亲思想之熏陶，从而也成就了他们的人生。这些母亲中，最为著名莫过于中国“四大贤母”，她们分别是：孟母、陶母、欧母、岳母。就是这样四位伟大的母亲，她们的事迹被广为传颂，她们的儿子成为国家的栋梁，影响中华儿女一生，并成为学习的典范。   一、孟母       孟母是战国孟子之母，位居“四大贤母”之首。她的儿子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仅次于孔子的儒学大家，被誉为“亚圣”。孟母之所以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儿子，全在于她对子女的悉心教育。她最被广为传颂的事迹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孟母早年丧夫，却志不改嫁，一个人含辛茹苦养育孟子。刚开始她和孟子住在丈夫的陵墓附近，以便于每天可以去祭拜丈夫。只是在这种地方住久了，年幼的孟子竟学起了出殡人士的哭丧胡闹。孟母觉得这样的居住环境不利于孩子成长，便把家搬到了集市。可是把家搬到集市后，孟子却学着小贩商人们做起了吆喝买卖。孟母不希望自己儿子将来成为市井小人，所以又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从此后，孟子就跟着学校里的士子，学起了“好好读书，天天向上”。孟母之所以三迁，是因为她深谙 一个道理：“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孟母还有“子不学、断机杼”的故事，她教育孟子，学业若半途而废，就如织到一半的布匹，是不能为人所用的。同样，人若在年少时不好好读书，长大了便只能做些苦命的劳役，是没有出息的。从此孟子发奋读书，终成为一代旷世学儒。二、陶母       陶母是东晋陶侃之母。陶侃是一代名将，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很有建树。而当时陶母“截发筵宾”、“封坛退鲊”的教子故事也广为流传。陶侃幼为孤子，家境贫寒。陶母也是早年丧夫，她含辛茹苦，靠纺纱织麻维持生计，供养陶侃读书。在教子上，陶母一直教育儿子，交朋友一定要交比自己更有水平、更有文化之人。有一次，同郡孝廉(即举人)范逵访贤遇大雪，借宿陶侃家。时天寒地冻，马无饲料，陶母揭去自己床铺上的稻草席，剁碎喂马;由于家中贫寒，无以款客，陶母又偷偷剪下自己的长发，卖给邻人，换钱购买酒菜。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头发是不可以轻易剪的。陶母如此举动，足见她待客之诚心。所以范逵大为感动，遂举荐陶侃由县吏拜授郎中，从此后，陶侃走上了发达的仕途。这就是“截发筵宾”的典故。陶母还有一个广为传颂的故事是“封坛退鲊”。陶侃曾在浙江海阳做县吏，监管渔业，常有下属送东西给他。有一次，一位下属送了一坛鱼鲊(腌鱼)给陶侃，孝顺的陶侃马上念及一生贫居乡间的慈母，便嘱托乡人带给母亲。谁知母亲却原封不动地将这一坛鱼鲊退了回来，并在信中写道：“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鱼鲊和回信，大为震动，更愧疚万分。他下定决心，一生遵循母亲教导：清白做人，廉洁为官。后人赞誉：“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而天下之用恶有不理哉?”三、欧母       欧母是北宋欧阳修之母。欧阳修是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但他的成就也离不开他母亲的伟大教育。欧母又是一位单亲母亲，她丈夫在儿子四岁那年便去世了，留下她孤身一人辛苦拉扯儿子。欧阳修父亲在世时，家中经济比较宽裕，可自从他去世后，家境便一落千丈，日渐贫寒。后来竟到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地步。孤儿寡母在这样的境况下生活，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欧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她家穷志不穷，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将儿子养大，并用最原始的方式教欧阳修识字。这便是著名的“画荻教子”：欧阳修五岁时，欧母便教他读书识字、做人处事的道理。只是当时家里穷，家里没钱买笔墨纸砚，欧母只好用芦苇杆代替，然后在地上铺一些沙，把地当纸，一笔一画地教欧阳修写字。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欧阳修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特别懂事，于是奋发图强，学习成绩优异，他于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高中进士。欧阳修在当官期间，积极支持范仲淹维持新法，后因此被贬职。但欧母并没有抱怨儿子的仕途不济，而是宽慰儿子说：“你为正义被贬职，不能说不光彩。我们家过惯了贫寒的生活，你只要思想上没有负担，精神不衰，我就高兴。"有母如此，儿子焉能不伟大?四、岳母       岳母是北宋名将岳飞之母。岳飞十五六岁时，北方的金人南侵，宋朝当权者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很多自私的母亲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前线，希望能在战乱年代保全子嗣血脉。但是岳母却和一般母亲不同，她大义凛然，主动励子从戎，精忠报国。她为了让儿子永远铭记大丈夫当“精忠报国”的训诫，甚至用绣花针把这四个字刺在岳飞的背上!由于岳母的积极鼓励，使得岳飞投军后，奋勇杀敌、义无反顾，他很快屡建战功被升为秉义郎。有一次宋都开封被金军围困时，岳飞随副元帅宗泽前去救援，多次打败金军，受到宗泽的赏识，称赞他是"智勇才艺，古良将不能过"。后来岳飞终成为一代有名的抗金英雄,为历代人民所敬仰。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四大贤母”，她们教子的故事，充分说明了母教的重要及伟大。古语讲：“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接受了母亲的言传身教的影响，知道如何去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与人和睦相处，形成了谦恭有礼、严谨诚信的态度，培养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品德，走上社会之后自然知道如何与领导、同事、朋友乃至与陌生人和谐交往。母教，比哪个学校都重要；中华民族需要站起来，未来的时代需要女性站出来，这不是说一定要女性来做领袖的意思，而是女性作为社会的基本力量，需要培养和建立妇女的道德，来影响男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身作则，教育好下一代，影响社会与世界。图文来源晶彩时光

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说到爱，大家很容易联系到“母爱”。然而，自古以来许多人谈到继母，都把她们看成蛇蝎的心、豺狼的性。高宗娶了后妻，而放逐孝己；献公得了骊姬而诛杀申生；闵子骞因为后母而身穿芦衣；伯奇因为后母而足履冰霜……然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用自己至诚无私的母爱，为古今的后母，洗清耻辱，为爱正名。她不论前妻的孩子如何憎恨和诋毁，也不计较他们是否会悔改，用她宽厚的母爱，终于使他們感动和悔悟，谱写出一段千古佳话。穆姜温仁 化继为亲四子改过 为爱正名汉朝时期，汉中地区有一个人叫陈文矩，为人忠厚老实，勤劳俭朴。然而，不幸妻子早逝，给他留下四个儿子。从此，陈文矩为养家糊口疲于奔命，难以安身。后来他续弦娶了李穆姜为妻，李穆姜是汉中大族李氏家闺秀，从小知书达理。陈文矩前妻的四个孩子，有了继母照看，家庭稍微安定了一些。不想，在穆姜生下第二个孩子不久，陈文矩就病故了。从此，抚养六个孩子的重任全都落在穆姜身上。一个女人带着六个孩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穆姜是个贤淑达观的女人，为了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平日里她做的白面饭食，主要给丈夫前妻的四个孩子吃；加糠加菜的饭食给自己生的两个孩子吃；剩下的自己吃。自己的两个孩子不乐意，她就劝慰他们说：“四个哥哥比你们大，还要干活，他们应该吃白面的。”然而即使如此，这四个孩子对穆姜这个继母也还是怀有戒心，认为继母这样做是虚情假意，为给别人看的，对她的怨恨有增无减。他们还时不时的给继母出难题，稍不满意便出口不逊。不仅当面对继母不恭敬，而且在背后说她的坏话。尽管如此，慈祥仁爱、温和宽厚的穆姜毫不在意，心疼他们没有亲娘，更加用心的抚养他们，给他们置备的衣服食物等都加倍地好于自己亲生的儿子。可四个继子还是经常故意诋毁她，邻居看到这种情况，为之不平，就对穆姜说：“你对他们已经仁至义尽，可那四个孩子如此不孝敬你，他们已经长大了，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分家单过？眼不见，心不烦，也省得跟他们生这份气！”穆姜笑笑说：“我不能这样做。他们终究还是孩子，我不能推出去不管。我还是要尽母亲的责任，用心呵护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一次，长子陈兴得了重病，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穆姜急得直落泪，心想：“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治好陈兴的病。”她到处求医寻药，请来名医高手为陈兴看病。她每天亲自抓药、熬药，还一匙一匙地喂陈兴喝。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精心照顾，陈兴的病渐渐好了起来。经过这场大病，陈兴终于醒悟过来，他非常感激继母对他的照料，想起以前对继母怀有戒心，心里很惭愧。他把三个弟弟叫来对他们说：“继母对我们的爱，出自天性。可我们兄弟不仅没有感念继母的养育之恩，而且态度言语恶劣，我们的心就如同禽兽一般。虽然母亲不计较，对我们愈加慈爱，但我们兄弟几个的罪恶实在太深了！”于是，他带着三个弟弟跪在穆姜面前哭泣着忏悔：“母亲，我们以前不尊敬您，我们错了！您虽然是我们的继母，但更是我们的慈母，恳请母亲原谅！”穆姜听罢笑着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应该照顾你们，你们成为有出息的人，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听了穆姜的话，陈兴更加羞愧不安，他又带着三个弟弟来到南郑的监狱，向监狱的官吏叙述继母的恩德，坦陈自己的罪过，请求受到官府的惩处。县府的主管官员不敢做主，禀告郡里的长官，郡里的长官又向朝廷上书称赞穆姜的盛德。后来朝廷免除了陈家的兵役和劳役，打发他们四兄弟回家，给他们重新改过自新的机会。从此以后，陈兴兄弟四人洗心革面，对待继母像亲生母亲一样。在穆姜的关爱下，六个孩子都成为守规矩、明事理的国家栋梁之才，造福桑梓。穆姜操劳一生，晚年颐养天年，八十五岁善终。汉朝当时有厚葬之风，而穆姜在临终前特意把六个儿子叫在一起说：“我的弟弟伯度，是智慧通达的人，他所倡导的薄葬，意义很深远。又有前朝一些临死前的遗令，都是圣贤的法令，你们一定要遵守，不要与流俗相同，增吾之累，一定为我薄葬。”儿子们遵从了母教，含悲薄葬。穆姜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数百年后，范晔著《后汉书》将穆姜收入《烈女传》中，给了这位母亲高度的评价。丰子恺曾有这样的隽永妙语：“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是的，生命有尽头，爱心无终期。在爱中付出，也在爱中收获，那么我们的人生将在爱中无限的延伸……文章来源于网络

三代同堂的真正重大意义中国人最注重福气，家庭就是福气，要惜福。工作、做人就是造福别人，造福自己。老年人才可以享福，但通常积给子孙。如果为了什么而做什么，总会觉得不够。浪费就是不惜福，但不要小气，大人要做表率，否则就没有福气了。工作比较辛苦，可能就是在造福。人物简介：曾仕强（ 1934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1日），中国式管理大师，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被称为"中国式管理之父" 。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哲学荣誉博士、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美国杜鲁门大学行政管理硕士、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曾任台湾智慧大学校长，台湾交通大学教授，台湾兴国管理学院校长。著有《胡雪岩的启示》、《易经的奥秘》、《家庭教育》、《孙子兵法与人力自动化》等。2010年11月15日，"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曾仕强以78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5名。2018年11月11日19：54，国学大师、中国式管理之父曾仕强先生在台湾安详辞世，享年84岁。文字视频来源于网络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师者传道，道以明德。立教以敦伦修身，弘道以化民易俗。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绵不断，中华民族来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加和谐更加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此与历来阐扬人道、尊师重教密不可分。近年来，中华文化复兴之势如大潮涌动。全国上下，各界有识之士欢欣鼓舞，从不同角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尤为可喜的是，众多民间学者、机构也满腔热忱投身其中，许多贤达不计名利，各显才华，贡献非凡。他们用心用智，以生命点燃生命，以智慧点燃智慧，树榜样于各行各业，为全社会传递了许许多多的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正能量。       中华传统文化包罗宏富，也有不同的层级。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变动，过去的180年，先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随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激烈的冲击。于是，中国也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中西文化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与交锋。不言而喻，当前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还具有过渡时期的某些特征，因而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存在着表面化、形式化、功利化之类的问题，因而民间国学教育需要更多的虚心涵泳、系统研究者。应当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真精神，在努力把握中华文化特质上下功夫。如果于经学之义理有所不明，于考据之严谨有所欠缺，课程就难成体系，成德之教就不能达到目标。       当前，无论国家社会还是家庭个人，都呼唤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力回归，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以传统文化精神铺染底色、滋养生命。但毋庸讳言，众人奔走各地，汲汲求学，却有不少不知修学次第、无章可循，或成记问之学，或成盲目力行，或杂乱无序。更有甚者，则迷信泥古，而至于坏乱不修之境地。人们可能不得其利，反受其害。近年来民间闾里之传播传统文化，为人所诟病者多缘于此。夫师者以传道为本，传道以明伦为要。依我对正心国学院的粗浅了解，其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人赞赏！国学院成立以来，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尊道统，承文脉，重学术，十多年来，诸位学者同仁肩负使命，淡泊名利，深入经典且孜孜于教学。影响广远，好评如潮，各级嘉奖荣誉不断，为民间传统文化弘扬树立了优秀形象。       在原来的基础上，正心国学院再接再厉，又汇聚众智精心整理，联合国内各优秀平台、知名院校、科研机构专家团队共同打造传统文化师资进修班。课程设置及教学秉承历代学者之宗旨，注重义理、考据、辞章之修学，以期众学者经循序渐进而至于居敬持志。相信必将于传统文化之良性发展起到积极引领之功用。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衷心希望优秀传统文化师资进修班能有裨于正本清源，为国家社会培养更多才雋之士。望诸位师资班学员未来能大展宏图，携手以中华传统文化成风化民，令中华传统文化粲然于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恪尽本分，贡献力量！杨朝明先生简介：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正心国学院首席专家，著名儒家文化学者，稷下国学文化名家讲坛特邀嘉宾。现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山东省政府首届决策咨询特聘专家；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        出版学术著作《鲁国史》《儒家文化面面观》《鲁文化史》《周公事迹研究》《儒家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正本清源说孔子》《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中华传统八德诠解》《儒学精神与中国》     《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等20余部，发表文章200余篇，为社会各界讲授中华传统文化1000多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资进修班》正在冷静进修中，目前500多人参与，若您有大愿、有眼光、有智慧，有打算，欢迎同道同行做同学！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公益网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首次向全国中小学生发布阅读指导目录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广大中小学生阅读能力和综合素质，受教育部委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研制并发布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以下简称《指导目录》）。《指导目录》旨在引导学生读好书、读经典，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提升科学素养，打好中国底色，开阔国际视野，增强综合素质，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指导目录》的研制历时一年，来自国家教材委、有关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小学校的110多人的专家团队，经过基础研究、专业推荐、深入论证多个环节，根据青少年儿童不同时期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和阅读特点，从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图书中精心遴选出300种图书。《指导目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努力突出方向性、代表性、适宜性、基础性、全面性和开放性，力求兼顾多个学科、不同时代、多种文化和世界多个地区。　　《指导目录》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其中小学110种、初中100种、高中90种，统筹考虑了中小学生阅读时间、阅读特点和阅读数量。《指导目录》所列书目分为人文社科、文学、自然科学和艺术四类，充分体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目标。人文社科类注重选择反映领袖人物、重要历史人物和英雄模范人物的作品，将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贯穿三个学段，帮助学生增强“四个自信”，培养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文学类既注重推选了中国传统文学名著和红色经典作品，帮助中小学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又遴选了世界文学名著和外国当代优秀作品，帮助中小学生增强对优秀多元文化的理解。自然科学类选择了充分反映古今中外科学成就的经典著作，并注重推荐当代中国作家的原创科普作品，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艺术类着重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读物，帮助学生了解和鉴赏传统戏曲、书法和古代建筑等，培育和提高学生审美能力。　　《指导目录》是对现行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教材的拓展与延伸，对于丰富中小学生精神文化生活、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指导目录》所列图书供学生自主选择阅读，各地各校不作统一要求，不得强制使用，不得要求学生全部必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将进一步指导学生、家长、学校和社会用好《指导目录》，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指导目录》进行动态调整，不断完善更新。 文章来源于传统文化教育专委会   

母亲节，是感念母恩的节日。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对子女恩重如山，做子女的孝敬父母，是为理所应当。而在中国古人看来，就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看似平常无奇的亲情互动里，却蕴含著“至德要道”。中国传统启蒙经典《三字经》云：“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良的善，而是指人的自性真心本来就完美圆满，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是一个大宝藏。 人人都有完美圆满的自性宝藏，但是我们很难感受得到。圣哲告诉我们，这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妄想、分别、执著，遮蔽了性德，而要开启自性宝藏之门，金钥匙就是孝敬。孝是自性第一德，这是人的天性，是从父母与子女间的亲爱关系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譬如年轻的母亲生了婴儿，她看护孩子无比地细心周到，孩子的一声啼哭、一个眼神，她就知道孩子的需要。她与孩子相处时，内心只有孩子，没有自己，所以她能够对孩子的每个小动作明察秋毫，这是母亲的天性。而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也是出于天性。儿女心存父母，放下私心，也能做到“母子连心”，父母有什么需要，不用言说，就能够敏锐地感知到。就像孔子的弟子曾子，他上山砍柴，家里有客来访，母亲想唤他回家，就咬自己的手指，一咬，曾子在山上就心痛，他就能感知到母亲在召唤他。这看似特异功能，实则人人本自具有，只要有纯孝之心，念念想着父母，人人都能够恢复这个本能，恢复这本有的天性。曾子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孝子，他时时处处心存父母，所以他的心清净细腻，能在父母日常的一举一动里体察亲心，满父母所愿。从前曾子侍奉他的父亲曾皙时，每餐饭都一定有酒有肉。等父亲吃好了，临到要把吃剩的东西拿走时，曾子必定问父亲：这剩下来的给谁吃？如果父亲问：还有多余的没有？曾子必定回答说：有。他一定顺着父亲的心意，让父亲从他的侍奉上得到愉快，同时感到宽舒。 他之所以要问父亲这吃剩下来的东西给谁吃，就是要成全老人家一个疼爱晚辈的机会，可能父亲想把它给孙子吃，或者赏给仆人吃。父亲问还有多余的没有，曾子之所以一定回答说有，那就是叫老人家宽心享用，东西还有，不必担心做儿子的奉养为难。曾皙死后，曾子的儿子曾元侍奉曾子，每餐饭也有酒有肉。但曾子吃好了，曾元把吃剩的东西拿走时，就不问曾子这剩下的给谁吃。如果曾子问他：这东西还有没有多余的没拿出来？他也只回答说：没有了。曾元这样，就不过是对父母口腹上的供养罢了，没能像曾子那样体察亲心、随顺亲意。曾元只是养父母之身，而曾子是养父母之志。同是养亲，曾元还掺杂着私心妄念，而曾子纯真无妄。用心不一，功效自有天渊之别。所以一个人私心妄念愈多，离自己的本善愈远，自性真心被蒙蔽得愈深，本具的智慧德能便难以显露。人生于世，如果没有智慧、没有德行，必然没有福报，多艰多难。 清朝福建有位姓冯的算命先生，给人算命很准。这位冯先生给自己算命，自己的两个儿子中有一个能够显贵。可是他到了五十多岁，两个儿子没有一个显贵，甚至赌博成性，不务正业。所以他心里很痛苦，一一算别人的命算得很准，自己的命为什么算不准？他听说武夷山有位很有修行的道长，能知人吉凶祸福，就前去请教。道长就跟他讲，一个人命灵不灵，关键是看他的心术有没有改变，而心术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孝道。道长说，你家里富庶，对妻妾非常的钟爱，对父母的奉养却很刻薄，这就是人伦颠倒。本来你儿子确实应当显贵，但因你的不孝，天怒人怨，所以你儿子的福分全没有了。冯先生听了道长一席话明白了，于是回到家里一改前非，侍奉父母非常的周到，不敢怠慢。果然，最后他的两个儿子都回头，戒掉赌瘾，变得纯良，都能听从他的教导，也能够为他保住家业。 所以通过行孝，体察亲心，可以把人的私心妄念自自然然的去除掉，开启自性宝藏。一个人从与父母亲爱（父子有亲）的关系起步，把孝敬之心扩展开来待人处世，自然能处理好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孝心是自性真心的起用，心是一颗心，一真一切真，用这种心，侍奉上级即是忠诚，侍奉长辈即是敬重，对待朋友即是诚信，教化下属即是仁慈，普度众生即是大爱。再进一步，用这样的孝心对待天地万物，则能对天地明察秋毫，故《孝经》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古时明君圣王心地清净，他能够事父母孝敬，他事天地也能明察，所以天地有些什么样的风吹草动，他马上就感知到有什么样的预兆。他能够这样去明察天地，就能够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不会因违逆自然之道而遭受灾祸。 所以孔子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要砍一棵树，或者要杀一只畜生，如果不是按照时节来做，这也是属于不孝。为什么呢？对天地非礼。人能处处想到维护自然界的长久，这就是移父母之孝而事天地。人能夠长存此心，就能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必然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一个人，从对父母尽孝开始，逐渐扩展到用真心对待一切人、事、物，即是从小孝升华到了大孝，性德圆满彰显。故《礼记》云：“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意思是说：小孝是尽自己的能力供养父母；中孝是勤勤恳恳，动心思让父母心安；大孝则是竭诚行孝，惠及天下，让孝道世代流传，永不竭尽。 正是因为看到孝心具有强大的功用，所以古圣先贤、历代君王无不竭力宣导孝道。在《孝经》中，孔子告诉曾子：“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古代明君圣王，他们有和谐世界的法宝，能够顺天下，使人民和睦，上下尊卑都能和谐而无怨，而这个“至德要道”就是孝道。 所以孔子认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教育最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启发人的孝心。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人都能力行孝道，性德显露，自然“百福骈臻，千祥云集”。古人身先士卒，率先垂范，通过孝敬去妄存真，回归自性，明了天地同根、万物同体的人生真相，苦口婆心、谆谆教诲，实则只为后人趋吉避凶、消灾得福。换个角度看，这何尝不也是父母怜子之心？ “父母恩深重，恩怜无歇时，起坐心相逐，近遥意与随。”母亲节，我辈后人当感念古圣先贤、父母祖先的究竟怜悯之恩，如教奉行，见贤思齐，方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文章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