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中国企业的成长之路,历史上儒商诚实守信、急公好义的形象,涵养着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研究日益深入、系统,中国的企业界和商界开始自觉塑造儒商形象,着力培育儒商精神。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儒家思想与当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进一步融合凝聚,已成为当代中国学界和商界挑在肩头的重任。
儒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商业与文化概念,它在古代典籍中的出处似乎无据可查,但人们普遍认为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中华儒商的始祖。
在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张雄看来,如果作为专有名词的“儒商”确实在古代文献中出现得很晚,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很早便流传于民间的概念,作为百姓对于那些不单纯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的赞许。这一类商人的共同特点在于以儒家的价值观念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
孔子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中山大学原哲学系教授、博鳌儒商论坛主席黎红雷认为,这句话道出了儒家义利观的本质——义是拿来生利的,而利则是用来安抚百姓的,实为儒家经营哲学的精髓。
儒商的出现并非简单的商业现象,而是一个文化现象、哲学现象。中国的商业文明萌芽得很早,但恰恰是由于受到了儒家文化重义轻利,以及中国封建时代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而发展缓慢。
但是,从“重义轻利”到“义利整合”,从“重农抑商”到“农商兼举”,中国的商业文化始终沿着一条自己的道路不断创新、发展。直到资本主义的出现,拦腰阻断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那条商业文化发展道路。
而以“唯利是图、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文化道路南辕北辙,却把中国商业发展模式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少儒商的身影,遗憾的是,那只是个体的故事,而非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概念、形态,缺乏理念与理论的支持。
“儒商”是“儒”与“商”的结合体。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儒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既是儒者的楷模,也是商界的精英。
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兼善天下的理想情怀。
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商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文化与社会的关切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我们很难想象少了子贡的《论语》和没有徽商的徽州儒学。
“所谓‘当代儒商’就是践行儒家商道的当代企业家”,黎红雷认为,儒商不是外界套给企业家的光环,而是企业家自觉的选择;儒商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行为方式;儒商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责任;儒商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担当,表现为企业家对于企业、社会、员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担当。
义中取利,在创造的价值中只取一瓢饮
原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教授将世界经济发展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是漫长的“传统停滞时代”;18世纪下半叶至今,人类历史迈进了“现代成长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成长于传统停滞时代。这个历史阶段当中,全民的福祉来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所以,中国文化只求和谐与安定,并不鼓励社会成员整天钻研财富的积累。
如何实现社会和谐与安定呢?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各自的社会义务,尽个人的本分。理论上,人与人之间相处所维持的关系为“伦理”,伦理的实践是“道德”,道德表现在行为之上就是“品德”,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就成了君子。
儒家文化期待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君子修己安人,然后安天下百姓,从献身社会的自我实现中得到人生的幸福。然而单单依靠个人修养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与约束,孔子时代谓之“礼”。
儒家重义务、重责任,而不重权利;重仁义,而不重财富,却不排斥财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所以,儒家思想的现代成长并不排斥对于财富的追求,两者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儒商”为媒——义中取利,在创造的价值中只取一瓢饮。
多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长期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金融业的畸形发展,从创造价值走向追求利润。一夜之间,似乎所有东西都可以证券化了。全世界的资金从生产性投资,转向了金融性投资。
然后,财富分配不均、能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财富生产的“副产品”,自是亚当·斯密始料未及的。回归以儒家伦理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节制物欲,将伦理放在利益前面,责任放在权利前面,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孙震十分认同郭台铭先生出席互联网大会时的一段言论,“救经济不能靠西药,而要用中药,因为西药只是治标,中药才能治本”,要采取长期的疗法,种下成功的种子,然后L型的经济发展曲线才能转向U型,发扬儒商伦理才是世界经济的治本之道。
司马迁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宋代宰相赵普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宋明以来,人们往往把关注点放在了儒家伦理之上,却忽视了儒家对于管理的重视,忽视了儒家的治理功能。
上世纪90年代初,黎红雷受邀前往哈佛大学做了一个题为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国学教育》的报告,麻省理工学院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教授当场表示质疑,“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绝大多数并没有接受过现代管理学教育,他们靠什么治理企业呢?”当时,黎红雷给出的答案是——“文化资本”。
黎红雷提出,当前的儒商研究应当遵守三个“结合”:
第一,学者的“儒商”要与企业家的“儒商”相结合。学者的儒商研究不应停留在书卷之上,必须与企业家具体的经营行为结合起来;
第二,荣誉的“儒商”要与实践的“儒商”结合起来,“儒商”不能成为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光晕,其背后要有企业家的商业实践作为支撑;
第三,伦理的“儒商”要与管理的“儒商”相结合。商业伦理不应只是体现在条款上面,切实可行、行之有效才是儒商研究的生命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则主张从五个维度去理解儒商精神:
一,道并行而不相悖。
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诚,儒商应以诚信为本。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
四,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儒商的“富有”,不仅仅是财富的累积,更应该是道德的富有,心灵的充实。“日新”则要求企业力主创新,企业家在文化上日益精进。
五,和合精神,即在商业万象的差异中,寻找中和与合作,和而不同,不同而和,追求商道与天道、人道的和谐。
正如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所述:儒家所体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儒家所关注的是个体身心的整合、人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人与自然所保持的持久和谐,以及人与天道能否相辅相成。而儒商正是实践儒家人文精神的企业家。
事实上,早年中国的企业家多为下海的干部、下岗的工人,大多数确没受过系统的现代管理教育。然而在传统上,中国家庭重视对于子女为人处世之道的教育,“老人言”传承了诸多可以让人“少吃亏”的小传统。
小传统背后是大传统,老人言背后是圣人言:
孔子讲“信则人任焉”;王阳明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孟子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无不言说着中国人的本分与担当。有了本分与担当,做人也好,做事也罢,做生意也是大致同样的道理,自然都自有方寸。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家自觉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经营哲学、管理模式,黎红雷称之为“儒家商道智慧”,内容包括:尊敬儒家先师孔子、承担儒家历史使命、践行儒家管理理念、秉承儒家经营哲学、弘扬儒家价值精神,以及履行儒家社会责任。
今天,中国企业家已经创造性地把仁、义、礼、智、信,细化为一条条具体、可行的标准,并每日践行。
儒商“为王先驱”乃应然而当然
在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朱杰人看来,儒商,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现象,更是一个文化、哲学现象。2010年10月,李泽厚提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说:“我认为后现代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应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西方哲学——那种狭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已经走到了头,而与西方哲学相平行,既见共同性又见特殊性的中国哲学却表现出后哲学强劲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海德格尔之后,该是中国哲学登场出手的时候了”。
对于李泽厚的上述观点,朱杰人十分认同: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崛起已经势不可当,但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却似乎还处于沉寂之中。作为一个杰出的哲人,李泽厚可谓先知先觉者,他已经预知到中国哲学的崛起已是呼之欲出的必然。
同样,我们不能忽视商业文化、企业管理文化及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整体觉悟与素养的领域,“今天,我想仿效李泽厚先生也大喝一声,‘该中国儒商登场了!’”
李泽厚在大喝中国哲学登场时,表面上看他关注的是中国哲人的觉醒,实际上他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自信的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分享自己的哲学、商业哲学。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许无力解决人类尽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但这正是中国儒商今天应该登场的原因。
如李泽厚所言,“中国哲学是与西方哲学相平行,既见共同性又见特殊性的中国哲学”,就普遍性而言它是哲学在中国,就特殊性而言它是中国哲学。同理,中国的儒商文化是与西方的商业文化相平行的一种文化,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又可以补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之缺,但是它并不违背商业的普遍原则,所以它又是商业文化在中国。
人们在研究、总结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亚洲经济奇迹,所谓“亚洲四小龙”的时候,无不肯定其中儒家文化的因素。那么中国的经济奇迹与儒家文化有没有关联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中国的企业家中不乏自觉地以儒家文化为基准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管理自己的企业运作者,有些干脆以儒商自居。然而,朱杰人却为学术界、理论界的缺位表示不安,“我们的企业家们只能在繁杂的商业打拼中盲目地、盲人摸象般地求索,这是中国学术与理论的悲哀,现在应该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时候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崛起,文化崛起的先决条件,是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李泽厚说:“我先冒喊一声。愿有志者、后来者闻鸡起舞,竞创新思,卓尔成家,走进世界。”
他说的是哲学,那么,商业呢?商业哲学呢?企业文化呢?经济理论呢?管理哲学呢?不是应该落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学者们、中国企业家们的身上了吗?朱杰人以为,中华儒商“为王先驱”,乃应然而当然也。
历史已经从一个辩证的否定走向了一个新的肯定从五四的反孔到今天的推崇儒学,张雄认为,历史已经从一个辩证的否定走向了今天又一个新的肯定,这代表了我们中国伟大的实践逐渐走向成熟,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反思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重要的自我意识的反思阶段。
中华民族是怎么看待传统的?尤其是怎么看待现代性的发育?它意味着传统跟现代性发育之间的一种张力、转换和对接,说明我们在不断地走向成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现代性发育的重要历史征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反思单一地追求物质资源、不断地开发、再开发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哲学,人跟自然关系的紧张势必破坏甚至失去原有的平衡。
中国发展之路该走向何方?张雄认为,必须把精神资源、文化资源、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配置进去,“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仅是物质流的问题,更是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
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理念被亚当·斯密阐释为:所有的社会必须发展为市场,所有的人都必须成为经济人,所有的价值都必须沉淀到商品价值上。据此产生的发展模式,我们称之为“经济理性的发展模式”。而其追求资本效益的最大化的本性只会把人类带入“强者必霸”的怪圈。
中国的制度创新将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哪些宝贵的财富?中国拿什么文化精神来整合这个受了伤的地球的发展理念?张雄认为,儒家思想的深刻价值和意义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 无疑,儒商精神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源远流长,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思想动力,还对现代经济学说和经济实践具有重要启迪作用。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指引,可以更加系统地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宝库中挖掘出具有现代价值的有益成分。
一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涵盖面广,体系庞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涵盖经济伦理、经济治理、财政、农工商、金融、土地、人口、生态、消费、经济统计等诸多范畴,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一是从哲学伦理角度确立核心基调,结合宏观与微观视角提出经济见解与政策主张,运用数量分析揭示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外关系;二是经济议题的广泛性与思想的综合性,如果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划分来看,不少传统经济思想都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此外,在财政、货币、经济治理等领域,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见解更加深入。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独特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蕴含的诸多概念术语形成了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核心概念包括经济伦理思想范畴的“义”与“利”、“公”与“私”、“均”与“平”;经济治理思想范畴的“民”与“国”、“轻重”与“无为”、“本”与“末”;金融思想范畴的“子”与“母”、“钱”“银”“铜”“钞”、“贷”“典”“当”等。各经济范畴之间及其内部的“核心概念—下属概念”语义联系,构筑了一个具有逻辑关系的语义网络,具有揭示经济规律、深化经济分析、引领经济发展、塑造思维方式等功能,但也存在偏向经验实用等局限。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呈现出持续创新的动态特质。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古代中国涌现出许多领先世界同期其他国家的经济思想创见,不仅能够率先对新兴经济现象提出突破性的观点和主张,而且为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贡献。譬如,先秦范蠡的“农业经济循环论”比杰文斯的太阳黑子经济周期理论早2000多年;唐代杨炎提出“量出以制入”以应对财政困境,西方直至19世纪末期才正式提出“量出为入”的财政收支原则;北宋沈括的“流借”概念对货币流通速度的论述早于配第和洛克约600余年;明代丘濬已基本形成国家预算思想,而英国在18世纪才逐步确立现代预算制度。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备较高的分析性和体系性。尽管以熊彼特、泰勒为代表的怀疑论者认为,古代中国似无可与古代西方相比拟的经济分析。但实际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包含熊彼特意义上的基于市场交换的经济分析,可与古希腊乃至古典政治经济学初期思想家的成就相媲美,还展现了基于国家管理的更为多样的经济分析,具备较高的分析性和体系性。譬如,孟子以“性善论”为研究起点,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治理思想,其在分工、价格与价值思想上的观点与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具有一定的相通性。《管子》基于“轻重”概念和货币供给假设,提出一套体系性的货币管理思想,在货币职能与本质、货币数量论和货币管理等方面具有领先世界同期的见解。
二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性转化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之一。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流派曾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过借鉴,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有助于为进一步汲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养分、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法国重农学派曾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过借鉴与发展。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被誉为“欧洲的孔子”。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指出,“魁奈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继承,在很多思想中都可以发现,最重要的就是‘无为’思想——译成法语就是‘自由放任’”。魁奈在跨文化阐释中对中国传统“无为”概念进行转化与理论建构,赋予其现代经济学意义的学理表达和鲜明内涵,为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魁奈选择性地汲取并拓展了儒家道家的思想精髓,并结合欧洲自然法等观念,提炼发展了自然秩序、整体均衡、循环流转等重要理论。
美国经济政策曾对中国传统智慧进行过借鉴与应用。在应对大萧条时期的农业危机时,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借鉴中国的常平仓制度及王安石青苗法、市易法等改革思想,在现代大农业生产条件下推出1933年和1938年两部《农业调整法》,构建了美国的“常平仓制度”。通过商品信贷公司提供农业贷款,稳定粮食价格,并由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收购过剩农产品,既支持农业发展,又缓解城市贫困,奠定了农业长期繁荣的基础。华莱士访华时指出,王安石“在1068年的重大困难之下所遭遇的问题和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所遭遇的问题,虽然时代悬殊,几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方法,也非常相似”。值得一提的是,“常平仓”通过中国留美学生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传播到美国,并通过美国农业政策的成功实践,成为全球农业政策的重要参考。
上述案例表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蕴藏着解决现代经济社会难题的深邃智慧,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条件,结合时代需求,对其中的优秀成分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发其现代价值。
三
汲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精华,必须立足我国具体实际,推动传统智慧与现代经济理论、经济实践深度融合,加快建构符合当代需求、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炼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素材。在全面整理和系统阐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运用“两点论”“重点论”的辩证思维,客观评价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与局限,既要肯定其历史贡献,亦要剖析其历史局限与内在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因此,应注重挖掘、筛选和提炼与马克思主义核心理念相契合的传统经济思想,譬如,围绕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生产力观点、开放品格、利益观、公平观、生态观、消费观等,筛选出“民惟邦本”“尽地力之教”“和而不同”“义以生利”“均无贫”“以时禁发”“用之有节”等传统经济思想资源,并予以重点关注和针对性转化。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精华所蕴含的整体思维与辩证精神,从立体、联系、多元的视角揭示了动态、丰富、真实的世界,有助于为建构符合中国特色、兼具全球意义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思想元素。比如,富民论、小康论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当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见利思义”“兼相爱,交相利”等传统经济伦理思想,重视利己与利他的辩证统一,有助于弥补“理性经济人”假设片面强调经济利益的不足,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底层逻辑;轻重论、善因论等传统经济治理思想,展现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各自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探索当代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历史智慧;“和而不同”等智慧,倡导合作共赢,强调超越零和博弈的对立思维,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现代合作竞争理论;“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超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有助于从系统角度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
(作者:程霖、段博,分别系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