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康校长和群里的各位老师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康校长，这一年辛辛苦苦的授课，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年多的陪伴。我有以下几点收获：01以前我非常痛苦，总是看别人毛病，听了康校长的课，使我明白了许多的道理，我要放下我执，去寻找别人的优点，我去欣赏先生的优点，发现了他做的很多好的地方。没有学习之前，我看不到先生的优点，总是看到他的毛病。弄得自己很痛苦，家庭也很不幸福。02我和孩子的关系改善了很多。以前我总是盯着孩子学习，唠叨孩子，有很多的忧虑，总是担心这担心那的。通过学习，我知道了孩子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他不是为了完成我的愿望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要像尊重别人一样尊重自己的孩子。我现在能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久违的笑容。03通过学习，我知道了孝顺的重要性。在家里，我要好好的孝顺公公和婆婆，这是给我修福报的机会。我要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爱他们。顺者为孝，我要尽量顺着他们的意去做事，不让他们为我操心。把对孩子的心更多的用来孝敬公婆，哄公婆开心。04虽然不能经常的回到父母的身边去孝顺父母，但是我可以经常给父母打电话问候他们，让他们放心。父母有需要，我会尽量的满足父母，不惹父母生气。05通过学习，我知道了，要扩大自己的心量，要为大家多做事，不要只为自己着想。我要修一颗为大家服务的心，为别人去服务。心里不能只有小我，要有大我。感恩康校长，感恩各位老师，我要坚持住，给自己加油。好好学习，身体力行去践行《弟子规》，去弘扬传统文化。  愿新年，胜旧年。再次感恩康校长，感恩群里所有老师的鼓励和陪伴。感恩美好的遇见！

刚刚这六点主要是讲对人方面。我们接着看在对事方面，有哪些也是需要我们去行善、去付出的。“兴建大利”，古代很多仁慈的员外常常都是造桥铺路。铺一条路能够让多少人得利益!像我们中国还有几千年的桥，那利益多少人!这是兴建大利，与人方便。还有一些员外找来很好的老师，教育他那一个乡党的小孩，这个大利长长久久。因为这些孩子明白圣贤道理，往后可以造福社会，往后还可以传承这些圣贤教诲给他的子子孙孙，所以办教育是长远的大利。 范仲淹先生家里有一块非常好的宝地，可能是我们说的龙穴。你会拿来做什么?赶快把祖坟挪到这里，看以后能不能出一些大官。范仲淹先生没有这样想，他马上把这块地捐出来盖学校。这块地在苏州，现在是一所高中。近一千年来，出了将近四百个进士，八十几个状元。你看兴建大利不为自己，让更多的人在这样的风水当中，依山傍水，读书的效果就特别好。心量愈大福愈大，所以范家都已经一千年了，现在家道还很兴旺。2002年全球华人聚集到山东曲阜读诵中国的经典，邀请了范仲淹嫡传后代，他是特别来宾，上台唱了一首歌，叫《岳阳楼记》。后代子孙感念老祖宗的教诲，为它谱了一首曲子。当他唱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相信范仲淹在天之灵一定会觉得他的做法是正确的。他有这样的心境才能够这么大地利益乡里，甚至利益这么多代的中国人。只要是利益他人的事，我们就要尽力去做。你可不能说要大利，我们专找那个影响很大的，身旁的就不用干了。一定是处处替人着想，你往后才能处处替众人着想，都是从小处着眼，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 我们常常在海口会发现很多大颗的石头摆在人行道上，有一些民工兄弟聚在一起聊天，聊完天之后，石头就没搬回去。太阳下山了，整个路就看不清楚，假如刚好有一个人在打手机，突然踢到了，可能就跌一跤。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把石头搬到旁边去，这也是利益别人的行走。有时候工地没有考虑周到，整个尖尖的竹子都已经挡到人行道上来了，人假如有时候不小心、不注意，可能就撞到了。我们就赶快找一块红布绑上去，就很明显。念念能够去考虑到别人，就是在利益他人。 今天你骑脚踏车，或者摩托车，看到一颗石头在路上，你赶快闪一下,好险，没压到。那接下来怎么办?很多人还在骂那个石头是谁丢的，然后就走了。我们要存心仁厚，你能闪过去，后面的人假如今天刚好情绪很急躁，骑得特别快，他就闪不及了，闪不及可能就祸患上身了。假如他是为人父的，身体出状况了，那一个家就出状况;假如是一个孩子出状况了，他的父母就很难受。所以我们自己能免于这个祸患，也要想到让别人也不要遭这个祸患，懂得把它拿掉。 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庄王有一位很有名的臣子，叫孙叔敖。他小时候有一天他看到了一条蛇有两个头，双头蛇，他马上把它打死，埋起来，然后哭哭啼啼就回家了。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传言，说只要见到双头蛇的人一定活不了，他不希望别人再见到，所以把它打死之后埋好;但是他想自己活不了，对父母亲不能尽孝，所以一路就哭回去。结果他母亲听完很高兴，她说你念念都是为别人，不会有难的，别担心。后来孙叔敖当了楚国的大臣，也很得楚庄王的信任。从这里我们看到，只要你念念想着要利益他人，就是在行善，就是在积福。这是“兴建大利”。

对于物品、对于生命都要爱惜尊重，不能伤害，所以道家的经典里面有提到“举步常看虫蚁”，这确确实实是很仁慈。爬山的时候脚抬起来看哪里?看看底下有没有蚂蚁窝。到时候你一脚踩下去，可能几十条命都没有了。我们很多喜爱爬山的人，在爬山当中也在长养他的修养，因为他觉得他到山上是客人，山上所有的动物是主人，所以他看到蜘蛛网都会绕道而行，不要把人家的家给砸了。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家被砸了?对，那动物的家你也应该尊重。 现在很多小孩看到路旁卖刚生出来没有多久的鸡、鸟，能不能买?有人买，有人就拼命抓，很多动物就骨肉分离，骨肉分离对于这些动物来讲是很痛苦的。曾经有一位读书人杀死了一只小鹿，结果母鹿走过来之后也躺在那里死了。这位读书人很惊讶，他把母鹿剖开来一看，母鹿的肠子断了。母鹿看到孩子死了，肝肠寸断。这位读书人从此不杀生了。我们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同的，物同此心，心同此理，应该爱惜生命。 我曾经教过一年级的孩子，那时候才教七个，他们站起来还不到我的腰，很单纯。有一次我发现一些蚂蚁死了，我就把它们埋起来，结果被学生看到了。有一天我看他们忙得不亦乐乎，我就说:“你们在干吗?”“老师，我们在埋蚂蚁。”连这么小的蚂蚁他都会去关心，他以后会不会伤害别人?他长养了慈心。 我跟山很有缘，后来有一年在一座山边教学，因为玻璃是透明的，那个鸟飞得太快没看清楚，直接就撞上去了，很多当场就死了。死了之后，我的学生一定会拿来给我，叫我处理，我就带着他们去让它入土为安。孩子能珍惜生命，他就不会伤害人命。对命要尊重，对物也要尊重。所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不能糟蹋食物，“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任何一件衣服得来都不易，都是半丝半缕织出来的，所以对于物品要珍惜爱护，不能糟蹋。这句话是在《朱子治家格言》里讲的。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为人父母的，念念都想着要成就后代，中国才有这么多宝贵的家训传下来，我们要会用，你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教孩子不是从零开始，这么多的圣哲人都在推我们一把，我们要懂得去善用。 有一个孩子看到一位老师拿着纸杯喝水，这个孩子一看，很想要那个纸杯，这位老师就把水递过来说:“来，这杯给你。”孩子的父亲马上走过来，他说:“老师，我们有带杯子来，您自己喝。”这位老师还没搞清楚，“没关系，就一个纸杯，就让孩子喝。”结果这位父亲很坚持，用他的眼神告诉那位老师:“这位老师，我们真的有带杯子，不用了。”这位老师马上感觉到是父亲要教育孩子，就离开了。一离开，这个孩子就稍微有点情绪，父亲就跟他说:“爸爸跟你讲，这个杯子都是砍伐树木做的，你多用一个杯子可能就是多砍一棵树，所以我们能省下纸杯、能省下纸就要尽量省。”这个孩子还是有点情绪，父亲马上说:“你假如胡闹，爸爸下次不带你出来了。”马上把水就抢过去喝。所以让孩子珍惜任何一件物品，你也要坚守，要“慎于始”，一开始你要坚持教对，你不能让他养成浪费的习惯了，再要把他拉回来，到时候你痛苦，他也痛苦。所以行善就是从这十方面去落实、去力行。       我们谈修身,“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改过,迁善”。“言忠信”是诚实,“行笃敬”是礼敬,“惩忿”是不嗔,“窒欲”是不贪，“改过，迁善”是不痴。不贪、不嗔、不痴、礼敬，还有诚实，这些就是佛家最重要的教诲，这个教诲是两千年前才传到中国来，而中国老祖宗在四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教诲。所以诸位朋友，要珍惜当中国人的机会，因为中国老祖宗的智慧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发布于：北京市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令世人振奋的经济奇迹。对此，中国企业家功不可没。商业行为的背后，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那个广博而精深的思想宝库。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业哲学和伦理，助推了当前的经济腾飞。儒商——这一雅致的称谓已被世人所广泛接受。

回顾中国企业的成长之路，历史上儒商诚实守信、急公好义的形象，涵养着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研究日益深入、系统，中国的企业界和商界开始自觉塑造儒商形象，着力培育儒商精神。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儒家思想与当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进一步融合凝聚，已成为当代中国学界和商界挑在肩头的重任。

儒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商业与文化概念，它在古代典籍中的出处似乎无据可查，但人们普遍认为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中华儒商的始祖。

在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张雄看来，如果作为专有名词的“儒商”确实在古代文献中出现得很晚，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很早便流传于民间的概念，作为百姓对于那些不单纯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的赞许。这一类商人的共同特点在于以儒家的价值观念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

孔子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中山大学原哲学系教授、博鳌儒商论坛主席黎红雷认为，这句话道出了儒家义利观的本质——义是拿来生利的，而利则是用来安抚百姓的，实为儒家经营哲学的精髓。

儒商的出现并非简单的商业现象，而是一个文化现象、哲学现象。中国的商业文明萌芽得很早，但恰恰是由于受到了儒家文化重义轻利，以及中国封建时代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而发展缓慢。

但是，从“重义轻利”到“义利整合”，从“重农抑商”到“农商兼举”，中国的商业文化始终沿着一条自己的道路不断创新、发展。直到资本主义的出现，拦腰阻断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那条商业文化发展道路。

而以“唯利是图、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文化道路南辕北辙，却把中国商业发展模式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少儒商的身影，遗憾的是，那只是个体的故事，而非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概念、形态，缺乏理念与理论的支持。

“儒商”是“儒”与“商”的结合体。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儒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既是儒者的楷模，也是商界的精英。

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兼善天下的理想情怀。

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商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文化与社会的关切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我们很难想象少了子贡的《论语》和没有徽商的徽州儒学。

“所谓‘当代儒商’就是践行儒家商道的当代企业家”，黎红雷认为，儒商不是外界套给企业家的光环，而是企业家自觉的选择；儒商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行为方式；儒商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责任；儒商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担当，表现为企业家对于企业、社会、员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担当。

义中取利，在创造的价值中只取一瓢饮

原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教授将世界经济发展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是漫长的“传统停滞时代”；18世纪下半叶至今，人类历史迈进了“现代成长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成长于传统停滞时代。这个历史阶段当中，全民的福祉来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所以，中国文化只求和谐与安定，并不鼓励社会成员整天钻研财富的积累。

如何实现社会和谐与安定呢？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各自的社会义务，尽个人的本分。理论上，人与人之间相处所维持的关系为“伦理”，伦理的实践是“道德”，道德表现在行为之上就是“品德”，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就成了君子。

儒家文化期待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君子修己安人，然后安天下百姓，从献身社会的自我实现中得到人生的幸福。然而单单依靠个人修养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与约束，孔子时代谓之“礼”。

儒家重义务、重责任，而不重权利；重仁义，而不重财富，却不排斥财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所以，儒家思想的现代成长并不排斥对于财富的追求，两者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儒商”为媒——义中取利，在创造的价值中只取一瓢饮。

多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长期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金融业的畸形发展，从创造价值走向追求利润。一夜之间，似乎所有东西都可以证券化了。全世界的资金从生产性投资，转向了金融性投资。

然后，财富分配不均、能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财富生产的“副产品”，自是亚当·斯密始料未及的。回归以儒家伦理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节制物欲，将伦理放在利益前面，责任放在权利前面，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孙震十分认同郭台铭先生出席互联网大会时的一段言论，“救经济不能靠西药，而要用中药，因为西药只是治标，中药才能治本”，要采取长期的疗法，种下成功的种子，然后L型的经济发展曲线才能转向U型，发扬儒商伦理才是世界经济的治本之道。

司马迁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宋代宰相赵普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宋明以来，人们往往把关注点放在了儒家伦理之上，却忽视了儒家对于管理的重视，忽视了儒家的治理功能。

上世纪90年代初，黎红雷受邀前往哈佛大学做了一个题为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国学教育》的报告，麻省理工学院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教授当场表示质疑，“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绝大多数并没有接受过现代管理学教育，他们靠什么治理企业呢?”当时，黎红雷给出的答案是——“文化资本”。

黎红雷提出，当前的儒商研究应当遵守三个“结合”:

第一，学者的“儒商”要与企业家的“儒商”相结合。学者的儒商研究不应停留在书卷之上，必须与企业家具体的经营行为结合起来；

第二，荣誉的“儒商”要与实践的“儒商”结合起来，“儒商”不能成为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光晕，其背后要有企业家的商业实践作为支撑；

第三，伦理的“儒商”要与管理的“儒商”相结合。商业伦理不应只是体现在条款上面，切实可行、行之有效才是儒商研究的生命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则主张从五个维度去理解儒商精神:

一，道并行而不相悖。

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诚，儒商应以诚信为本。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

四，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儒商的“富有”，不仅仅是财富的累积，更应该是道德的富有，心灵的充实。“日新”则要求企业力主创新，企业家在文化上日益精进。

五，和合精神，即在商业万象的差异中，寻找中和与合作，和而不同，不同而和，追求商道与天道、人道的和谐。

正如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所述:儒家所体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儒家所关注的是个体身心的整合、人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人与自然所保持的持久和谐，以及人与天道能否相辅相成。而儒商正是实践儒家人文精神的企业家。

事实上，早年中国的企业家多为下海的干部、下岗的工人，大多数确没受过系统的现代管理教育。然而在传统上，中国家庭重视对于子女为人处世之道的教育，“老人言”传承了诸多可以让人“少吃亏”的小传统。

小传统背后是大传统，老人言背后是圣人言:

孔子讲“信则人任焉”；王阳明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孟子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无不言说着中国人的本分与担当。有了本分与担当，做人也好，做事也罢，做生意也是大致同样的道理，自然都自有方寸。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家自觉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经营哲学、管理模式，黎红雷称之为“儒家商道智慧”，内容包括:尊敬儒家先师孔子、承担儒家历史使命、践行儒家管理理念、秉承儒家经营哲学、弘扬儒家价值精神，以及履行儒家社会责任。

今天，中国企业家已经创造性地把仁、义、礼、智、信，细化为一条条具体、可行的标准，并每日践行。

儒商“为王先驱”乃应然而当然

在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朱杰人看来，儒商，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现象，更是一个文化、哲学现象。2010年10月，李泽厚提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说:“我认为后现代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应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西方哲学——那种狭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已经走到了头，而与西方哲学相平行，既见共同性又见特殊性的中国哲学却表现出后哲学强劲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海德格尔之后，该是中国哲学登场出手的时候了”。

对于李泽厚的上述观点，朱杰人十分认同: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崛起已经势不可当，但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却似乎还处于沉寂之中。作为一个杰出的哲人，李泽厚可谓先知先觉者，他已经预知到中国哲学的崛起已是呼之欲出的必然。

同样，我们不能忽视商业文化、企业管理文化及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整体觉悟与素养的领域，“今天，我想仿效李泽厚先生也大喝一声，‘该中国儒商登场了!’”

李泽厚在大喝中国哲学登场时，表面上看他关注的是中国哲人的觉醒，实际上他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自信的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分享自己的哲学、商业哲学。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许无力解决人类尽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但这正是中国儒商今天应该登场的原因。

如李泽厚所言，“中国哲学是与西方哲学相平行，既见共同性又见特殊性的中国哲学”，就普遍性而言它是哲学在中国，就特殊性而言它是中国哲学。同理，中国的儒商文化是与西方的商业文化相平行的一种文化，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又可以补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之缺，但是它并不违背商业的普遍原则，所以它又是商业文化在中国。

人们在研究、总结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亚洲经济奇迹，所谓“亚洲四小龙”的时候，无不肯定其中儒家文化的因素。那么中国的经济奇迹与儒家文化有没有关联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中国的企业家中不乏自觉地以儒家文化为基准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管理自己的企业运作者，有些干脆以儒商自居。然而，朱杰人却为学术界、理论界的缺位表示不安，“我们的企业家们只能在繁杂的商业打拼中盲目地、盲人摸象般地求索，这是中国学术与理论的悲哀，现在应该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时候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崛起，文化崛起的先决条件，是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李泽厚说:“我先冒喊一声。愿有志者、后来者闻鸡起舞，竞创新思，卓尔成家，走进世界。”

他说的是哲学，那么，商业呢？商业哲学呢？企业文化呢？经济理论呢？管理哲学呢？不是应该落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学者们、中国企业家们的身上了吗？朱杰人以为，中华儒商“为王先驱”，乃应然而当然也。

历史已经从一个辩证的否定走向了一个新的肯定从五四的反孔到今天的推崇儒学，张雄认为，历史已经从一个辩证的否定走向了今天又一个新的肯定，这代表了我们中国伟大的实践逐渐走向成熟，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反思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重要的自我意识的反思阶段。

中华民族是怎么看待传统的？尤其是怎么看待现代性的发育？它意味着传统跟现代性发育之间的一种张力、转换和对接，说明我们在不断地走向成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现代性发育的重要历史征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反思单一地追求物质资源、不断地开发、再开发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哲学，人跟自然关系的紧张势必破坏甚至失去原有的平衡。

中国发展之路该走向何方？张雄认为，必须把精神资源、文化资源、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配置进去，“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仅是物质流的问题，更是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

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理念被亚当·斯密阐释为:所有的社会必须发展为市场，所有的人都必须成为经济人，所有的价值都必须沉淀到商品价值上。据此产生的发展模式，我们称之为“经济理性的发展模式”。而其追求资本效益的最大化的本性只会把人类带入“强者必霸”的怪圈。

中国的制度创新将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哪些宝贵的财富？中国拿什么文化精神来整合这个受了伤的地球的发展理念？张雄认为，儒家思想的深刻价值和意义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 无疑，儒商精神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程霖 段博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源远流长，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思想动力，还对现代经济学说和经济实践具有重要启迪作用。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指引，可以更加系统地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宝库中挖掘出具有现代价值的有益成分。

  一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涵盖面广，体系庞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涵盖经济伦理、经济治理、财政、农工商、金融、土地、人口、生态、消费、经济统计等诸多范畴，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一是从哲学伦理角度确立核心基调，结合宏观与微观视角提出经济见解与政策主张，运用数量分析揭示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外关系；二是经济议题的广泛性与思想的综合性，如果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划分来看，不少传统经济思想都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此外，在财政、货币、经济治理等领域，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见解更加深入。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独特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蕴含的诸多概念术语形成了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核心概念包括经济伦理思想范畴的“义”与“利”、“公”与“私”、“均”与“平”；经济治理思想范畴的“民”与“国”、“轻重”与“无为”、“本”与“末”；金融思想范畴的“子”与“母”、“钱”“银”“铜”“钞”、“贷”“典”“当”等。各经济范畴之间及其内部的“核心概念—下属概念”语义联系，构筑了一个具有逻辑关系的语义网络，具有揭示经济规律、深化经济分析、引领经济发展、塑造思维方式等功能，但也存在偏向经验实用等局限。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呈现出持续创新的动态特质。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古代中国涌现出许多领先世界同期其他国家的经济思想创见，不仅能够率先对新兴经济现象提出突破性的观点和主张，而且为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贡献。譬如，先秦范蠡的“农业经济循环论”比杰文斯的太阳黑子经济周期理论早2000多年；唐代杨炎提出“量出以制入”以应对财政困境，西方直至19世纪末期才正式提出“量出为入”的财政收支原则；北宋沈括的“流借”概念对货币流通速度的论述早于配第和洛克约600余年；明代丘濬已基本形成国家预算思想，而英国在18世纪才逐步确立现代预算制度。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备较高的分析性和体系性。尽管以熊彼特、泰勒为代表的怀疑论者认为，古代中国似无可与古代西方相比拟的经济分析。但实际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包含熊彼特意义上的基于市场交换的经济分析，可与古希腊乃至古典政治经济学初期思想家的成就相媲美，还展现了基于国家管理的更为多样的经济分析，具备较高的分析性和体系性。譬如，孟子以“性善论”为研究起点，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治理思想，其在分工、价格与价值思想上的观点与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具有一定的相通性。《管子》基于“轻重”概念和货币供给假设，提出一套体系性的货币管理思想，在货币职能与本质、货币数量论和货币管理等方面具有领先世界同期的见解。

  二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性转化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之一。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流派曾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过借鉴，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有助于为进一步汲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养分、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法国重农学派曾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过借鉴与发展。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被誉为“欧洲的孔子”。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指出，“魁奈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继承，在很多思想中都可以发现，最重要的就是‘无为’思想——译成法语就是‘自由放任’”。魁奈在跨文化阐释中对中国传统“无为”概念进行转化与理论建构，赋予其现代经济学意义的学理表达和鲜明内涵，为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魁奈选择性地汲取并拓展了儒家道家的思想精髓，并结合欧洲自然法等观念，提炼发展了自然秩序、整体均衡、循环流转等重要理论。

  美国经济政策曾对中国传统智慧进行过借鉴与应用。在应对大萧条时期的农业危机时，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借鉴中国的常平仓制度及王安石青苗法、市易法等改革思想，在现代大农业生产条件下推出1933年和1938年两部《农业调整法》，构建了美国的“常平仓制度”。通过商品信贷公司提供农业贷款，稳定粮食价格，并由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收购过剩农产品，既支持农业发展，又缓解城市贫困，奠定了农业长期繁荣的基础。华莱士访华时指出，王安石“在1068年的重大困难之下所遭遇的问题和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所遭遇的问题，虽然时代悬殊，几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方法，也非常相似”。值得一提的是，“常平仓”通过中国留美学生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传播到美国，并通过美国农业政策的成功实践，成为全球农业政策的重要参考。

  上述案例表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蕴藏着解决现代经济社会难题的深邃智慧，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条件，结合时代需求，对其中的优秀成分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发其现代价值。

  三

  汲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精华，必须立足我国具体实际，推动传统智慧与现代经济理论、经济实践深度融合，加快建构符合当代需求、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炼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素材。在全面整理和系统阐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运用“两点论”“重点论”的辩证思维，客观评价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与局限，既要肯定其历史贡献，亦要剖析其历史局限与内在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因此，应注重挖掘、筛选和提炼与马克思主义核心理念相契合的传统经济思想，譬如，围绕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生产力观点、开放品格、利益观、公平观、生态观、消费观等，筛选出“民惟邦本”“尽地力之教”“和而不同”“义以生利”“均无贫”“以时禁发”“用之有节”等传统经济思想资源，并予以重点关注和针对性转化。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精华所蕴含的整体思维与辩证精神，从立体、联系、多元的视角揭示了动态、丰富、真实的世界，有助于为建构符合中国特色、兼具全球意义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思想元素。比如，富民论、小康论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当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见利思义”“兼相爱，交相利”等传统经济伦理思想，重视利己与利他的辩证统一，有助于弥补“理性经济人”假设片面强调经济利益的不足，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底层逻辑；轻重论、善因论等传统经济治理思想，展现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各自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探索当代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历史智慧；“和而不同”等智慧，倡导合作共赢，强调超越零和博弈的对立思维，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现代合作竞争理论；“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超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有助于从系统角度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

  （作者：程霖、段博，分别系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很多人说圣贤大道听起来非常博大精深，其实真正深的道理也是最平常的道理。我们说的伦常大道，没有比这个再高的法了。请问伦常大道是什么?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诸位朋友，这些天的课程我们一起研讨的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纲领，掌握了纲领，纲举目就张，再借由自己的解行相应，你的理解就会愈深愈广，你也可以一分得利就传承一分，十分得利就传承十分。我们每个人要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切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国家不单是我们现在的国，还指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我们都有责任尽一份力量。所以从修身开始做起,《大学》已经把我们立身行道的第一步讲得很清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第一步。《中庸》也说“登高必自卑”，你要爬得很高，必须从哪里开始?“卑”是低的意思，你爬山一定从山下爬上去，有人直接爬到山顶上去的吗?除非他有轻功，不然一定是一步一步踏上去。我们在两个月前到了九华山，九华山很陡，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假如我们爬的时候先看到差不多几千米高的地方，你会觉得这么高，累死我了，我还是别爬了，觉得自己不行。“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有一位老师就说，爬九华山只要看着你的下一步，一步接一步，自然而然就爬上去了。所以要活在当下，敦伦尽分，尽自己家庭的本分，尽自己工作的本分，尽自己当一个社会榜样的本分，我们把太太演好，我们把母亲的角色演好，我们把同事、上司的角色演好，自然而然德风不吹自吹。 要影响别人不是你每天在那里想着，“我要影响你，我要影响你”，这样别人偏偏不让你影响。往往都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这都是我应该尽的本分，你做得这么真诚，做得这么自然，才让人家很感动。所以往往做很多事的人，都觉得他啥都没做，因为他觉得那是他的本分;而觉得自己做很多人，每天想着，你看我做这个别人有没有看到，我做那个别人有没有看到，每天是想着自己的名、自己的利。用名利心去做事，往往让人家看了不感动，往往让人家觉得，你看那些学圣贤的人都这么做作，做些善事还要让人家知道，这个时候可能不只没有好的效果，还会衍生坏的影响。往往我们沾了名、沾了利，走到半途目标忘记了，心里变成只在乎名、在乎利了，这个时候圣贤学问就忘了。所以我相信秦桧最开始的时候也想着能够利益人民，为什么走到最后变成弄权害国了?名利那个力量很厉害。不要等到“八风”吹过来的时候才练功夫，时时刻刻先把我们的根基扎好，真正为人做事、为民做事的时候才能禁得起这些考验。 苏东坡跟佛印禅师处得很好，有一天苏东坡觉得自己境界不错，就写了一首诗:“稽首天外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八风”是指哪八风?“利、衰、苦、乐、称、讥、毁、誉”。人与人相处，还有我们处的境界当中，这八种情况常出现。“利”就是你很顺的时候,“衰”就是你在低潮的时候。我们进步最多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逆境。所以逆境磨炼人，顺境淘汰人。顺境一来人就自视甚高了,就忘了初衷了,这个时候就被淘汰出局了，所以顺境、逆境都是勘验自己的修养，要能够顺境不贪，逆境不埋怨。

人生苦的时候，你能不能修养还很好?心还很清净?这个就是功夫。“乐”，我们说乐极生悲，人往往在乐的时候就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的安全，忘了自己很多本分。打开报纸，很多意外事件都在游乐当中发生，所谓“乐不可极”，自己的情绪都要遵循中庸之道适可而止。“称”，人家称赞你。“讥”，人家刺激你、讥讽你，你能不能修养很好，不动心?“毁”，别人毁谤你了，你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接受?人家批评你十句话，只有一句话是真的，其他九句是假的，你也不生气，这一句你拿起来好好反省自己，那相信连毁谤你的人到最后也会被你感动。所以八风吹不动的人才能转别人，八风一吹就动了，那是被别人转，被境界牵着鼻子走。所以唐太宗为什么能够创唐朝的盛世?因为唐太宗在大臣给他批评的时候，他都能够广泛去接受，而不会去责罚他的臣子。 有一次有一个臣子也是长篇大论批评唐太宗，批评完之后，这个臣子出去了，旁边几位大臣就跟皇上讲:“皇上，他所讲的大半都是假的，您怎么不责罚他?您怎么不制止他的话?”唐太宗就说了:“他讲十句有两句对的，我就拿来用了。假如我去制止他，这个风声一传出去，说皇上对别人的谏言还会反驳，还会批评，以后忠臣敢不敢谏言?就不敢。”所以唐太宗能够看得深远，能广纳雅言，自己再去判断，这样就不会影响忠臣对他的劝谏。唐太宗面对别人讥、毁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态度。所以一个人成就有多高，跟他的心量成正比。 “称”是称赞。“誉”是荣誉到身上来的时候，你也能够不沾染。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一得奖就把它摆起来，结果到他的办公室去，全部都是什么第一名、金牌，摆一大堆。许哲女士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注意看了一下，她的房间干干净净。她都是新加坡的国宝，请问她有多少奖状?太多了。她一个也没摆出来，只摆了一个师长送给她的“爱”字。所以真正有德行的人，他觉得这些都是我该做的，这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所以荣誉一来就好像风吹过来，一点痕迹也不会落在心上。这是八风吹不动。 苏东坡觉得自己境界很好，所以就写了这首诗送过去给佛印看。佛印看完之后，马上在信上写了一个字，“屁”，就把它送回来了。苏东坡心里想什么?他心里期待的是什么?来称赞我，你看境界这么好，结果就是一个“屁”字送给他。他火冒三丈，马上气冲冲地就去找佛印理论，结果佛印连门都没开，只在门口写了两行字:“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八风吹不动，居然一个“屁”字就把他的境界统统破了，所以苏东坡一看很惭愧，赶快回去了。所以人这个修养确确实实骗不了人，要常常看自己的起心动念，在境界当中看，你的境界有没有被这些世间的习气搞乱了。所以什么时候是修身?时时处处，一切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 “修身”的功夫确确实实要靠我们滴水穿石之功，必须从一步一脚印开始踏出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都是跟经典的教诲相应，“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这是《中庸》的教诲。

●康金胜      清人陈宏谋《养正遗规》有云:“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教术之端，自闾巷始。人材之成，自儿童始。大易以山下出泉，其象为蒙。而君子之所以果行育德者，于是乎在。故蒙以养正，是为圣功，义至深矣。”     它的意思是说:天下有好的教育方法，才会有真正的人才。教法的起点，要从乡里街巷(家庭)开始;人才的培养，要从童蒙(三岁前)时期开始。《易经》蒙卦的卦象，为山下流出泉水(上卦为艮，艮为山;下卦为坎，坎为水)。君子能够成其德行，都是在童蒙时期受过良好培育。所以在孩子童蒙时期就注重培养其品德，这是圣人的功业，功德巨大!陈宏谋，乾隆初年广西巡抚、封疆大吏，后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太子太傅。其学识渊博，仁心深厚，忧国忧民，极重教育，尤重童蒙教育。陈宏谋于康乾盛世中列为能臣廉吏，殁后谥号文恭，《清史稿》中对其评价甚高。文恭先生曾作《五种遗规》，其中《养正遗规》列为第晚清中兴之臣曾文正公在与其胞弟信中，再三叮嘱其必学《五种遗规》与朱子《小学》。并言其弟，其它之学能学则学，不能学，亦无影响，此两种书是必读之书。重视家教的曾文正公劝其弟必学《五种遗规》，可见文恭先生其书对当时社会影响之广之深。      现今国人都希望我们国家强大。而强大之国家，必要有和谐稳定之社会做基础。国家之强大、社会之稳定，必要有人才做支撑，也就是需要国之栋梁，即既贤又能之人。贤能之人的产生，定要从童蒙时培育。且贤能之人定要在和谐和睦、温暖温馨的家庭中培育生成。反观现今的家庭教育、家庭状况相当不容乐观，离婚率居高不下，家庭矛盾冲突激化，导致青少年出现诸多严重问题。      诸君每天都能在现实社会、周边生活以及各种媒体、各类资讯中，看到、听到、了解到青少年自杀、抑郁、违法犯罪现象和案例的发生。问题青少年及其家人的痛苦不堪，悲剧频仍，令世人触目惊心。吾等从事传统家庭教育十余年，接触、了解问题青少年及其家庭颇多，深怀忧虑之余常常夜不能寐，殚精竭虑，苦苦思索如何尽快帮助家庭、帮助社会解决青少年自杀、抑郁和违法犯罪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欲解决问题，先要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余长时间从事家庭教育，了解到青少年出现问题，源于家庭教育出现问题。家庭教育中，童蒙教育尤为重要。今取文恭先生《养正遗规》之开篇于文前，希冀同仁同道者认识童蒙教育之重要。然诸多为父母者，知道童蒙需教育，却不知何为教育，皆以才艺、知识之学习为教育。此乃本末倒置也。实则才艺、知识与教育几无关系。父母此举不但耽误了孩子的最佳教育时机，而且由于父母行为举止不当，孩子在学习模仿记忆能力最佳时期，不自觉地接受了父母之不良习气，为孩子日后人生痛苦种下种子，亦给社会注入不安定因素。如此教育孩子，必会危害社会，贻害国家，惜哉痛哉!      当下，父母了解何谓教育尤为重要。《说文解字》云:“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始作善也。”白话解释就是:教是指父母、老师做好样子，令儿女、学生效仿。育是指，使儿女成为善人。《礼记·学记》有云:“教也者，长善救失。”意思是:教育是指，使学生、子弟增长善心，挽救染恶者。      文恭先生在《养正遗规》中说:“学也者，所以学为人也。”学习，即学习做人而已。清人李毓秀夫子之《弟子规》，与文恭先生之作同为蒙学读物，然文恭先生之作内容细致具体，尤其适合童蒙学习。二种课本，同属儿童教育读本，应由父母、老师身体力行，以身教使儿女、学生模仿学习。如若不然，则儿童学习、教育效果定然不佳。吾等从事传统家庭教学十几年，实例甚多，不胜枚举。      使其未来人生幸福美满，亦多增栋梁之才，为国家出力，为社会造福。家庭、学校培育善人，为善孩子、学生童蒙时期，父母、老师以《养正遗规》《弟子规》为教材为标准，用身之善教，不但者必甚众，社会必和谐，国家必强大。余之愚见，谨供仁者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