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舒服与否，只有自己知道”什么样的假肢才能满足每一位残疾人的精确需求他用六年时间，为自己设计制造了一双灵活的腿又为近200位残友提供他生产的假肢他在申请专利要用平民的价格让更多的残疾人站起来、走起来、富起来请让我用这不标准的姿势，给大家说声谢谢。我叫程保军，来自河南省漯河市，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有过三年的军旅生涯，参加过1998年的长江抗洪抢险，并荣立集体二等功。2011年4月27号的，一次意外车祸，导致我双腿截肢。半年之后装上假肢的我，整天待在家里，不愿意出去见人，感觉自己已经是个废人了。另一方面，当时穿的假肢很不舒服，走路不得劲，根本不能像现在一样轻松行走。我是一大一小双腿截肢，需要安装性能好的假肢膝关节，才能保证走路的安全，然而需要的假肢费用接近十万左右，像我这样的普通家庭，失去收入能力后，根本承受不起。未来，三十多岁的我，还要更换好几次假肢，我简单的算了一下大约需要近百万，而事故全部的赔偿款，还不够我更换假肢的费用，真的是无能力去承受。不愿出门，我就在家里开始琢磨，能不能把我的假肢拆了，看看它到底为啥穿着不舒服，走路不得劲。我突发奇想，我能不能自己给自己做两条假肢呢？想了就开始干，仅凭自己的热情，还有在部队接触过的机械知识，我便开始尝试改造我的假肢，于是我买来简单的材料，开始模仿着做了起来。因为膝关节是整条假肢当中最贵的部分，也是最关键的部分，所以我就选择了做关节。如果穿上性能不好的膝关节假肢，走路腿是直的，不好看也不容易打弯，最重要的是不安全，特别是下坡路，很容易摔跤。我就想着投入几千块钱，在它的基础上，给它改进一下就可以了，可是搞好后，关节的上方走多了，用久了，容易开叉产生间隙有旷量，这样走路就不舒服了，于是我在它上面，设计成抱轴的形式，这样它就不会产生开叉，产生间隙了。过了没多久，关节的下方一个缓冲块的调节件，在压缩的多了之后会往下退丝，于是我又设计，在它上面打了几个小孔，用小螺丝给它固定住，这样它就能一直保持，我调整好的那个角度和状态，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渐渐搞明白了假肢其中的原理，于是我就想，干脆我自己给自己做吧，这样就可以把赔偿款省下来，留给孩子上学用了。这一干就是两年多的时间，我自己制作的假肢关节，终于问世了。可是好景不长，因为我用的是普通铝材，不耐用，很容易磨损，出现间隙，甚至断裂。这次的失败让我很失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啥也干不好，一度想放弃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又好像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因为我知道原因出在材料上。几年制作的过程中，我曾多次想过放弃，甚至有一次我把房间里的东西都砸了，两个月都不想进去，太难了，太难了，我不做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整天在家无所事事的我，脑子里不自觉的总结了一下，分析这次不成功的原因在哪里，是不是把材料再换换，哪个零件再改改就可以了。几年折腾的过程中，让我一步步摸清楚了膝关节里，每一个零件所起的作用。哪个零件调整到什么位置，会让假肢穿着更舒服，如果不舒服它的原因是什么，我都一清二楚。因为这是我自己要穿的，只有我自己才最了解我自己的需要。我能精准到令我穿着不舒服是液压缸里的哪一道环，哪一个微孔出了问题，我都能感受到。我是双腿截肢，要可以在正常的路上行走，不能说遇到一点小坡、小台阶，就把我给难倒了，起码我要可以应付正常的路况，能自如地行走。经过六年多，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修改、验证、调试，仅仅是为了找到合适的液压油，我就从国内到进口，先后适用了十多种，最后终于找到一款适合我家肢用的。后来我发现这其实也是一个坑，在不断的尝试中，我的工具，我的材料，都在不断地升级，费用也在快速地增加。一开始投入几千块，慢慢地上万，虽然投入越来越多，但经过一步又一步的改进，我发现我投入的钱都值，因为我的假肢功能更完善了。这也就让我越来越坚定，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要不然我的赔偿款就全搭进去了。这六年里我的假肢从整体上改进了四代，如今在小小的关节里，有八十多个零件，除了其中的五个小螺丝钉，是市面上能够买到的，其他的都是我自己画图设计制作出来的。终于我穿上自己制作的假肢，站了起来，走了起来，我兴奋地一次给自己，做了十条关节，我想这下够我穿到老了。我又高兴地跑到我们的残友QQ群里嘚瑟，给他们发照片，告诉他们这些都是我做的，我是以后不用再买了。朋友们开始恭喜我，有的朋友说：“反正你做了十条，卖我一条呗！”也有的朋友说：“看你双腿截肢，穿着都能走那么好，我是单腿截肢，我穿上之后一定比你走的还要好。”还有一位女残友说：“程哥，你能做的再漂亮一点吗？我们女孩子也想要。”我们的QQ群，就这样热闹地讨论了起来。我刚开始做的这十条，确实有点粗糙不够美观，既然大家都想要，我就把它设计的再美观一些，干脆把它当成即将上市的产品，毕竟这不是我一个人穿的假肢了。于是我就又开始忙活了，这时的我心里觉得满满的，满是干劲，因为有这么多好朋友，期待能和我一样站起来，走出去。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困境，我特别理解残友们的期待，能有一条轻松行走的假肢关节，是多么的重要。这也是我截肢之后，第一次发现自己活着有用了，有价值了，我不再是那个茫然的废人了，我有了自己的方向，不仅我自己可以站起来了，我还能帮助更多的人站起来，这也让我越来越自信。把假肢设计美观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把腿亮出来，我不会用裤子把假肢挡起来，后来我总结为“假肢裸露穿，勇敢做自己。”我认为只有你从内心不在意这件事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站起来。我给我做的假肢关节，起名叫C100，为什么叫C100呢？中国的英文首字母是 C，我姓程，第一个拼音字母也是 C，100我就想让大家百分百满意。我穿上自己制作的假肢，走的很轻松自然，刚开始省内比较近的朋友，从网上看到后就慕名而来，慢慢地就在我们那个圈子里传开了。现在穿我假肢的朋友，已经遍布全国21个省市，近200人了。我在帮他们装上假肢，教他们走路和之后的交往聊天时发现，很多人能站起来了，能走了，但是心里依然很自卑，走不出家门，融入不了社会。为了让他们能从心里面，也能站起来，走出去，于是在2018年5月8日，我在漯河市，组织创建了“中国梦肢队”以中国梦肢队，传递正能量为己任，以假肢裸露穿，勇敢做自己为特色。把大家组织起来，经常出去做一些活动，让在家里走不出来的人也能够看到，虽然我们残疾了，但是我们也能和正常人一样走出去。我们组织队员去过北京、上海等全国很多地方。在去八达岭爬长城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能不能上去都是个问题，可不到长城非好汉，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人，爬长城对我们的内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我一样双腿截肢的一名队员芬芬说：“我能从湖北走到北京，今天还能爬长城，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事，今天就是爬，我也要爬上去看看。”我们每个人爬上去之后，对自己的内心都是一种莫大的肯定。在爬长城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了同行游客一致的点赞和鼓励，他们在为我们喊加油，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其中有个大姐握着我的手说：“原本我已经爬不动了，看到你双腿穿着假肢，还在奋力攀爬，你给了我莫大的动力，我今天一定要爬到最高处，太谢谢你们了。”2019年5月，中国梦肢队受邀参加敦煌戈壁无人区挑战赛活动。当时队员们既担心又兴奋，就想着我们肯定走不下来，能亲眼看一看沙漠是什么样子，体验另一种环境就好了。在茫茫戈壁，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主动与我们合影，健全人都会向我们投来钦佩的目光，在擦肩而过的时候，都会为我们加油。没想到中国梦肢队队员，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和氛围下，能激发我们内心强烈的斗志和毅力，我们一段一段地走了下来。其中有个叫韩煜的队员，他一直走在我们队伍的最前面，并且超越了很多健全人，一共四天，其中的两天，他完成了赛事方规定的全部赛程，总共走了78公里，还有人开玩笑说，因为我们是铁脚不会磨泡。其实在收到邀请时，我的心里也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108公里还都是沙漠戈壁，一方面担心队员的身体，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我的关节，能否经受住这样环境的考验。但我又想我的假肢以后要让更多的人来使用，就必须考虑到各种环境，那么一定要经历这样的考验，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假肢能否经受住沙漠戈壁这样恶劣的天气，一天几十公里高强度的考验。所以在我的行李中，我额外多放了两个备用关节，带着我的工具，以防突发事件。很开心的是我的一切准备都是多余的，两个关节除了增加了我的行李重量外，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我们有一名叫臧彩楼的队员，他是全国自强模范，受到过国家领导的亲自接见。以前他都是拄着双拐去演讲，现在他可以穿着假肢，站着演讲几个小时都不成问题。来自陕西五十多岁的王军正，是某知名品牌重工机械的全省代理，因为不差钱，他一直穿着十几万的假肢，但一直走不好，走路姿势不好看。在网上看到我的报道后，就慕名来到我这里，说他之前的假肢太笨重不灵活，走路姿势不好看，在换上C100后，现在走路非常灵活，行动自如。大哥在对比他之前的假肢后，激动地对我说：“保军，你做的这件事是帮助残友的大好事，你一定要坚持把它做下去，我也要加入梦肢队，咱们一起加油。”他不但自己给梦肢队捐款，他还号召有爱心的企业给梦肢队捐款，帮助更多的人。队员陈陈是江西人，十年前因为车祸截肢，截肢后的陈陈，近十年几乎不出家门。2018年夏天，他来漯河安装假肢都是被家人硬逼着过来的。装上假肢训练几天后，他脸上的笑容，也伴着他越走越熟练的步伐，越来越多。前不久陈陈的妹妹，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自从哥哥出事后，他天天在家阴着脸，我爸爸妈妈的脸上，也就从此没了笑容，我们一家人都不快乐，家里就好像笼罩着一层阴影似的。自从他从漯河回来，他的脸上经常挂着笑，我们一家人的脸上也慢慢地挂上了笑容。您帮了他一个人，就等于帮了我们一家人，让我们整个家庭焕发新春。”到了秋冬季，陈陈家的橘子熟了，他不但给我寄来了橘子，还开始积极主动想办法，帮家里卖水果。我们梦肢队的秘书长赵民强，去年就帮他，销售出去了两百多箱。非常荣幸2019年6月，我收到邀请参加中国社创之星的评选，更幸运的是我们获得了此次活动的金奖。我们决定把一万元奖金，捐助给十位家庭贫困的残友安装假肢。现在梦肢队越来越壮大，有越来越多的人真正地从心里面站了起来。我们残缺的只是肢体而已，只要我们去努力，同样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同样能拥有美好的明天。我的仿生双液压膝关节C100的外观专利，已经申请下来了，我又申请提交了实用新型专利，我也希望这个专利，能够很快的批复下来，这样我就可以找到我的合作伙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批量生产它。健全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和我C100功能相似的假肢关节，国外的售价在六到十万之间，而我的仅需要两万左右，因为我想我的收入能维持住我的生计就可以了，我想帮助更多的人，不仅是中国人，还可以出口到国外，用要我的余生，帮助世界上所有和我一样的朋友们。2019年9月22日，我们隆重召开了中国梦之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坚信中国梦肢队的站起来，走出去，富起来，战略三步走，一定可以实现。    图文来源于网络

      2020年5月13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联合发布《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基于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小学、初中、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34661名学生抽样调查，从未成年人互联网接入环境、互联网使用、网络素养教育、网络安全与防护等方面，展示了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特点和网上生活状态。      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已相当普及。《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75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1%。城乡未成年人的数字差距进一步弥合，城镇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9%，农村未成年人达到90.3%，两群体的差异较2018年的5.4个百分点下降至3.6个百分点。      未成年人学龄前触网比例显著提升。《报告》显示，互联网对于低龄群体的渗透能力持续增强，32.9%的小学生网民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这一趋势对家庭的上网技能教育、网络内容监督管理、互联网企业针对性保护机制提出更高要求。      未成年人对互联网的认知正向积极。调查发现，未成年人认为互联网主要是：认识世界的窗口（67.1%）、日常学习的助手（66.1%）、娱乐放松的途径（59.3%）、便利生活的工具（53.1%）、认识朋友的渠道（36.5%）、自我表达的空间（18.8%）。可见未成年人对互联网有自己的认知和态度。      手机是未成年人使用最多的上网工具。调查发现，未成年网民使用各类上网设备的比例，依次是手机（93.9%）、电视（56.7%）、台式电脑（45.0%）、笔记本电脑（31.5%）、平板电脑（28.9%）。未成年网民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上网设备达到74.0%，其中自己有上网手机的为63.6%。      学习、听音乐、玩游戏位列上网活动的前三位。调查发现，未成年网民上网经常从事的各类活动中，排在前三位的是网上学习（89.6%）、听音乐（65.9%）、玩游戏（61.0%）。其他还包括：上网聊天（58.0%）、看短视频（46.2%）、搜索信息（44.9%）、看视频（37.5%）、看动画或漫画（33.2%）、使用社交网站（32.0%）等。      未成年人网上学习与学校课堂教育深度融合。调查发现，未成年人的网上学习，依次是：做作业（45.5%）、复习学过的知识（44.4%）、在线答疑（40.7%）、背单词（39.1%）、学习课外知识（33.4%）、在线教育辅导（18.3%）。在网上学习领域，成年人主要是搜索、获取信息，未成年人则更多表现为课堂教育的延伸。      未成年人网上娱乐和社交活动呈现新的特点。调查发现，听音乐和玩游戏仍然是未成年人最主要的网上娱乐活动。玩游戏方面，手机游戏占56.3%，电脑游戏占24.6%。看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的比例，分别比2018年提升5.7和6.4个百分点。上网聊天是未成年人最主要的网上沟通社交方式，占58.0%。      初中是未成年人网络社会属性形成的关键期。调查发现，小学生在网上从事聊天、使用社交网站、逛微博、逛论坛、看新闻、购物等各类社会化活动的比例，均明显低于其他学历段，初中开始则出现显著增长。如初中生上网聊天、使用社交网站查看或回复好友状态的比例，分别比小学生增长31.5和29.8个百分点。      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报告》显示，65.6%的未成年网民主要通过自己摸索来学习上网技能，通过学校学习获得上网技能的为25.7%。目前的网络素养教育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的教学体系，网络操作技能、网络防沉迷知识、自护意识和能力需要得到加强。      《报告》在总结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是重视学龄前儿童的上网管理和教育，帮助孩子从触网之初就养成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二是从家庭、学校、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个层面采取措施，有效降低未成年人过度使用互联网的危害。三是构建系统的网络素养教育体系，重点将上网技能、防止沉迷、自我保护、信息甄别等能力作为必修课。四是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严厉打击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安全和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本次调研还针对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并与全国中小学生平均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目前，我国留守和流动儿童的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77.7%和83.6%，存在网络使用技能偏低、手机游戏偏好明显、更易遭遇不法侵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网络素养教育、加强社会关爱帮助、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来源：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  

2008年5月12日，一场里氏8.0级的特大地震在中国汶川发生。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最终造成了69227名同胞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毁灭性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地震发生后，高楼大厦、学校、医院等许多公众场所瞬间不复存在，一时间汶川告急、都江堰告急……四川各地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曾经的美好家园，顷刻间毁于一旦！灾难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地震的发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许多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灾区人民重振信心，重建家园！在地震发生后的三天时间里，来自全军20余个兵种的十余万官兵，深入到了受灾严重的58个乡镇。庄重的国旗和那一抹抹“橄榄绿”在灾区划出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是他们用自己的身躯撑起了灾区的一片天空！当时的强震导致许多公路都遭到了破坏，车辆以及大型救助交通工具根本无法进入，就连徒步行走都寸步难行！面临着如此大的困难，我们的子弟兵也决不后退！誓死保卫人民，誓死保卫灾区！还记得，当时有一支3000多人的救援部队，他们跨越5省，历经40多个小时，机动1860公里的距离，扛着铁锹、背着行囊穿梭在寸步难行的灾区大地上！行进过程中，每条道路基本都是被堵塞死的，为了尽快地到达灾区，他们只能依靠自己手中简单的工具铁锹，一锹又一锹地将障碍清除掉。许多官兵为了节省时间，用双手刨除障碍，稍不注意手就会被尖利的石头割开一个大口子，大部分官兵的手都是鲜血淋漓的！但是为了灾区的群众，他们不敢懈怠，就算满手伤痕也顾不上那么多，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以最快的时间赶往灾区，解救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还记得4999米高空，由15人组成的空降小队那壮丽的一跳吗？这一跳，创造了中国伞兵跳伞高度的新纪录；这一跳，没有地面引导、没有地面标识、也没有气象资料；这一跳，终于让沦为信息孤岛的茂县，再一次同外界恢复了联系！他们从上校到下士，从48岁到22岁，难道他们没有亲人吗？难道他们不怕死吗？答案是为了人民群众，他们真的不怕牺牲！为了能够将损失减到最少，他们在抗震一线上没日没夜地连轴转工作，基本24小时都在同死神搏斗，同时间赛跑！渴了就随便喝口水，饿了就顺手啃两口馒头，困了就倒地一躺……在抗震中还有许多牺牲的战士们，他们的英魂将永远守卫着那片大地！2008年6月18日，来自铁军师红2连的优秀战士武文斌，因过度劳累永远倒在了救灾现场。他的父亲，老兵武中林，在参加完爱子的送别仪式之后，就穿起了他留下的迷彩服，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去继续完成他的任务。还有牺牲的92734号机组所有成员，他们从大校到上士，为了抗震救灾，为了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永远留在了那片寂静的上空。记得当时余震不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第二次坍塌的危险，但是当子弟兵发现埋在废墟下的人民群众时，他们全然不顾自身安危，冒着发生二次坍塌的危险，钻楼底、爬深处，完全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其实我们英勇的子弟兵们，不光出现在抗震救灾的一线，抗洪、抗台、出国维和，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身影；哪里有危难，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坚强守护！这就是中国军人，最可爱的人！若灾难再次来袭，中国军人一定会是第一时间冲到您身边的人，他们永远是中国人民最坚强的后盾！站在历史的经纬度上，蓦然回首，汶川地震已经过去12年了。我们缅怀因为天灾而牺牲的同胞们，更需要铭记那些为了抢救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他们的精神是让人敬佩的！向所有牺牲的烈士们，敬礼！汶川地震十二年祭：愿逝者安息，愿生者奋进！图文来源于网络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方才对我的介绍有一点点需要更正的地方：我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已经退休了，我现在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我的题目是“《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以下几十分钟要讨论许多观念：精简、比类、天人合一、联想、取象、汉语汉字之形成、归纳等（见图1）。这么多观念很短时间不能讲得清楚，主要讨论的集中于三点。第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我所以对于《易经》发生了兴趣。第二，《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第三，《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我是研究物理学的，没有研究过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语音学、美学、哲学等等。可是对于中国文化的成因，我近年来发生了兴趣，所以大胆地今天在这个场合跟大家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易经》，大家知道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文献，据说是夏朝已经有了最早的《易经》叫连山，商朝有了比较晚一点的叫归藏，都失传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易经》是西周时候的周易。所以《易经》的孕育前后至少经过一千多年，这个结论我想是大家可以同意的。《易经》里面64卦开始是乾卦和坤卦。如果问《易经》是怎么形成的，以下这个说法大家似乎可以接受：最早中国发展了占卜，因为要对占卜作系统性了解就发展了卦符，所有64卦都有卦符。乾就是六个连线，坤是六个断线。有了符以后还得有名与字。卦名有音，有音还不够，就有一个字。这前后发展的次序我不是研究考古学的，不过我想这个次序很可能多少是对的。可是我们知道孕育《易经》的年代也正是汉语汉字开始形成的年代，是中华文化孕生的年代。这些卦是“象”，这是周易里面自己讲的，是浓缩了的观念，以卦符卦名将天、地、人的变迁分类为“象”。上面这几句话可以说是用今天的语言来描述到底《易经》的精神是什么。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是《易经》的精神。这种精神我认为贯穿到了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里面每一个角落。譬如分类精简，例子极多。今天大家知道中医的理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疾病与医药各分成阴阳、寒暖、表里等类，用这个分类的观念做大前提发展中医理论。这是从《易经》的传统所遗留下来的。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很多。01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归纳起来大概有五种道理：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第二，科举制度。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第四与第五两点我认为跟《易经》都有密切的关系。先讲第四点，关于推演与归纳两种思维方法。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见图2。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为说明此点让我们看一下Maxwell（1831~1879）创建Maxwell方程的历史。Maxwell是19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在19世纪中叶写了三篇论文，奠定了电磁波的准确结构，从而改变了人类的历史。20世纪所发展出来的无线电、电视、网络通讯等等，统统都基于Maxwell方程式。他是怎样得到此划时代的结果的呢？他的第一篇文章里面用的是归纳法，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认识到互相类似的物理学分支。就是说物理学中有不同的分支，可是它们的结构可以相互印证。”他用这个观念来研究怎样写出电磁学方程式，以流体力学的一些方程式为蓝本。这种研究方法遵循了归纳法的精神。几年以后，在第三篇文章中他把用归纳法猜出的电磁方程式，运用推演法而得出新结论：这些方程式显示电磁可以以波的形式传播，其波速与当时已知的光速相符，所以“光即是电磁波”，这是划时代的推测，催生了20世纪的科技发展与人类今天的生活方式。上面的故事清楚地显示归纳与推演二者同时是近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其中归纳法的来源是什么？“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都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可是，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我们怎么可以证明此欠缺呢？请看徐光启的一些话：徐光启（1562-1633）是明朝末年一个大臣，而且是一个大学者。大家知道他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人，翻译了前六章。他们翻译的原版，现在在国内还有几本，我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去请他们给我看过一本。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不可以道里计。后来牛顿写了Principia Mathematica。如果你翻一下此书你就会发现他写的方法完全是照着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方法，是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它是照抄欧几里德的推演法的形式。不幸的是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虽早，（那时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这翻译有将近三百多年在中国没有发生应该有的影响。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推演法一个特点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徐光启又有这样几句很有名的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繁，实至简，似至难，实至易。”这也是推演法的特点。懂了推演法的精神以后就知道推演其实比归纳容易。下面要讲上述第五点，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和“内外一理”，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认为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当然我讲这句话会使得很多人觉得，尤其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人觉得我对于中国的传统哲学攻击得太厉害了。我完全没有攻击的意思。“天人合一”的内涵绝不止内外一理，还有更重要的“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的传统影响极大，而且从今天的世界现状讲起来，我们可以问，摒弃“天人合一”而完全用西方的办法发展下去是否将要有天人对立的现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不过不在我今天所能够讨论的范围之内。02汉语汉字的成因世界上原始语言与成熟语言几乎都是复音的，单音的语言是仅有的。我不晓得是否任何一个别的成熟的语言是像汉语这样单音的。近年考古学家发现16000年以前江西的居民已经采集野生稻为主要的粮食。所以在一万多年以前已经开始形成了中华文化。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已经有语言，我们也有理由可以假设，这些我们的祖先所用的语言是复音的。那么后来怎么变成单音的汉语呢？从复音的汉语变成单音的汉语这中间一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这是十分独特的事情。我的一个大胆的假设是：这变化是受了《易经》的影响。卦名是单音的。乾、坤、......都是单音的。是统治者用的，是神秘的，有重大影响的，念起来有分量的。久之就形成了一个重视单音符号的价值观，而影响后来整个汉语的发展。在座有语言学的专家，我这个讲法是很大胆的，希望不被语言学家批评得体无完肤。我们看元、亨、利、贞、吉、凶、阴、阳、日、月、天、地，这些有声有色，有分量的，讲出来有影响的单音字对于整个语言文字的发展当然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刚才说我猜想汉语、汉字所以变成单音的语言文字与《易经》有密切关系。03中华文化的审美观《易经》的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和符号化的精神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极深又极广。下面我简单讨论它对汉语、汉文法、文学、艺术、书法等的影响。英文“Word”，通常翻译为字。这不恰当。应翻译为词，是一个或好几个字构成的。比如“现代”，比如“所以”，都是两个字的词。词可以是一个，两个或更多字所组成的，可是绝大多数是一个或者两个字的，不太有三个字以上的词。多半的三个字或以上的词都是复词，或是音译的词。前者例如“外祖父”，“洞庭湖”，后者例如“成吉思汗”。19世纪开始翻译元素名字的时候也只用一个字，氧、硫、镭，这些在英文里面都是复音的，在中国翻译都变成一个单音的词。为什么这样吝啬呢？我认为在中华文化形成时代，在汉语形成时代，受了《易经》的卦名的影响，发展出来了“精简为美，浓缩为美”的深层观念。此审美观影响了词的形成。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有共同的深层文法，然后在此深层文法之上，不同的语系各自发展，这是Chomsky的一个大发现。比较不同的语言就会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等等。汉语亦然。可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少用助词。例如不说“我的父亲”而说“我父亲”；不说“慢慢地跑”而说“慢慢跑”，把助词省略掉了。所以西方人说中文是电报式的文字，尤其是古文。好的古文确实是极美的文学。美的原因之一就是古文不遵循通常文法的发展方式，而力求用最少的词表达出最多的意思。这种审美观念应是易经的浓缩化精简化的延伸。联想在世界任何文学之中都占重要的位置，而在汉文文学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因为汉文中的词既常常建构于数个单音的字，就往往是根据联想而形成的。譬如风气、风云、风流、风景、风光、风雨、风俗都是联想形成的词。风云一词的形成可用图3来表示。这种词的结构更进一步促使汉文学演化成联想的文学，“云想衣裳花想容”，“秦时明月汉时关”就都是升华了的联想。中华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意境与西方传统绘画完全不同，是“观物取象”的象，不是照像的像;是精神的象，不是形似的像;是“天人合一”的象，不是歌颂自然的像。我认为这种思维精神是从《易经》来的。至于说《易经》对书法的影响，更是非常清楚了。书法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占极重要的位置，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书法显然跟《易经》的浓缩化、符号化、抽象化的精神有直接关系。我的一个好朋友，书法家、雕塑家、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里面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书法。”我之所以完全同意他这句话，就是因为书法把《易经》的精神具体化了，现实化了。作者：杨振宁本文为作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所做的报告

陈来，当代著名儒学家，2015年度“孔子文化奖”获得者，现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参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                                          陈来师从国学家张岱年先生，也是近代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助手。1988年，冯友兰为陈来命字曰：“‘来’一言以蔽之‘日新’。以‘来’为名者，以‘又新’为字，方足辅之。”陈来，名副其实，他心系国家，钟爱儒学。2015年12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进行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陈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2015年7月31日，陈来接受中纪委网站专访，提出“执政党要中国化，要更自觉地传承中华文明”。陈来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十分丰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德治为本”，这种思想主要针对当时“以刑法为本”。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是理想的治国方法，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才是理想的社会。因此，从孔子开始，儒家提出了“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今天“以德治国”的思想根源就出自儒家。同时，陈来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根本就在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六条，就是儒家的基本价值，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所本。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体系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无根之木，不是无源之水。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有根本的，根和本就在中华文化里面，而中华文化里面主要的就是儒家思想里面。陈来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注重历史的传统，很早以来历史的记述不断，而且受到珍视。“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不能割断历史，我们要给予历史一定的地位，要看到中国的今天是从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共产党人做中华文化忠实的传承者，就是要自觉地承担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发展的责任。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对中华民族是有责任的，对中华文化是有责任的。我们要使在历史上传承了五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能够在今天放出新的光彩，让它不断随着时代有新的发展，这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责任。”以下内容，节选自《守望传统的价值：陈来二十年访谈录》，中华书局2018年版。我愿意成为一个儒者 记者（以下简称问）：您对儒学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 陈来（以下简称陈）：从做研究生时确定的，我的研究领域是宋代儒学。在此以前的兴趣是广泛的，对哲学、经济学和其他的人文学科有广泛的兴趣，但是没有对儒学产生特别的兴趣。 问：这么多年学习和研究儒学，对您个人的影响是什么？ 陈：应该是形成了作为“儒者”的一种自我意识，但这是在不断研究文本的过程中无意形成的。 问：大家通常认为儒学是一门知行合一的学问，研究儒学的人，或者说儒者会身体力行去实践一些儒家的学说，如果按照这样的要求称您为“儒者”是否合适？ 陈：“儒者”一词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学术界以外的人来看，好像一个读书人，做一些跟儒家研究相关的事，就可以笼统地称为一个“儒者”。但是从我的内心来讲，“儒者”这个概念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儒者”对自己的人格、理想要有一定的要求。 在人格的风采方面，“儒者”对别人要有所感召。当这些都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自己才能说，我是一个“儒者”。 当然了，这可以作为一个理想，就是说我正在成为一个“儒者”，或我内心认可，我愿意成为一个“儒者”。 问：那说明您对这两个字还是充满了敬畏？ 陈：是这样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国学的概念很大，国学里面包含了哲学。儒学有一部分可以包含在哲学里头，但是有一部分又是哲学包含不了的。作为一个“儒者”，他讨论的是身心实践，但哲学是西方概念，它当中没有身心实践这个东西。所以身心实践虽然是在儒学里边，但是不在哲学的范围里。我们姑且可以说国学这个概念最大，下面有儒学，儒学里面又有儒家哲学。 关于文化保守主义 问：我看有的文章里说您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您觉得有道理吗？ 陈：就某一个方面来说是有道理的。相对于文化激进主义，即为了社会进步不惜破坏甚至全盘推翻传统而言，我认为保守是有意义的。在社会发展的同时，我们要支持传统，要珍视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这当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 “保守”这个概念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意义好像不是很正面，但是在西方的概念里，“保守”不见得是一个坏词，反而能体现出一个正面的价值，比如西方就有很多保守党派。因此，我们在翻译外国书籍里的文化保守主义概念时，为了体现中国的语境，就不用“保守”二字，而译作“文化守成主义”。 但不管怎么说，文化保守是一种文化态度—珍视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在社会工程方面，不能够随意破坏传统；要使传统不仅能够得到发扬，而且能够得到转化，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哲学家对社会的作用 问：那具体到您个人来说，您所做的工作，对于这个社会的进步，或者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它的作用是什么？ 陈：对我来说，我的写作内容，跟当今社会（从政府到老百姓）所关注的是连在一起的。比如我们现在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组二十四个字的提法就不是平地起高楼，这个价值观有它的渊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定要与中华文明、中华传统的价值观，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相对接，以这些为源头才能成为有根的东西。当然，学术研究不见得每一项都跟老百姓的生活实际有明显的关系。 比如前一段美国的自然科学界发现了引力波，这是物理学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但是这个发现跟普通的社会生活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判断一个东西的价值时采用的标准和观点：要仅仅从实用功能、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就不能了解文化，不能了解科学，不能了解知识。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谈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一定要端正认识传统、认识文化的标准，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传统，才能了解什么是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才能知道什么是人类发展所必需的、对未知的探求。 问：那您觉得这个标准是什么？ 陈：很多的文化是不能直接拿来用的，但文化有文化的价值，知识有知识的价值。最近几十年，大家最直接利用的就是经济。经济能挣钱，但是我们大部分传统文化都不是拿来赚钱的。比如在教育领域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那是用来培养学生的，培养他们的思想、意识、情操、气质和教养，而不是教给他们赚钱的本事。因此，不同的领域标准会不同。 对儒学研究的突破 问：您从事儒学研究有几十年的时间了，也有很多的著作，能不能简单概括一下您最大的贡献在什么地方？ 陈：举个例子，儒学一般是研究孔子以后，但我是研究孔子以前的，因为孔子的思想是有来源的，这个来源就是中国上古时代的正统文化。以前大家研究孔子时，对儒家思想的根源，对它跟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关系关注得比较少。从孔子讲起到现在才两千五百年，但是我做的事情就是把孔子跟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做一个深度的连接，比如夏商周的思想如何通过不断发展，最后连接到孔子。这样就给儒家思想——我们国家古代的主流思想，找到了它真正的根源。 再比如“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甲骨文里没有这个字，所以通过“儒”字本身是找不到儒家思想真正的根源的。在孔子以前的古文里没有这个字，《论语》里也只有一处讲到这个“儒”字—孔子教导他的学生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但是“儒”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近代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文章叫《原儒》，里面说“儒”右边是一个“需”字，“需”的上头是一个“雨”，所以看起来这个字在古代应该是一个会求雨的法师，这样一来，“儒”的根源就变成一种求雨的法事。后来，有一些学者支持章太炎的这种讲法。胡适提出另外一种推测，他说《说文解字》中有言：“儒，柔也。”胡适认为“儒”是一种术士，但不是求雨的那个术士，而是传承思想时拥有“道术”知识的术士。为什么是柔软的“柔”呢？孔子长在宋国，但是从族裔上讲他是殷人，因为宋是殷人居住的封地，所以他的祖先应该是殷人。后来殷商又被西周所取代。胡适就据此推测了一个故事。他说很可能是这样，周武王伐纣，建立了西周，原来那些殷人成了俘虏，俘虏里边有一些有知识的人，相当于殷人原来的教士，但是这些人又是俘虏，他们的身份很低，所以比较“柔”，即柔顺、服从。周代看这些俘虏有知识，就继续利用他们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这就是“儒”的来源。比如说古代很讲“礼”，每一项活动都要有礼仪的仪式，古代的儒家懂得这些礼数，所以他们就帮周朝做礼事。 上述讲法都是猜测。其实，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中的很多思想，诸如重视礼、德、孝等，都是孔子思想的来源。孔子活着的时候，经常梦见周公。等到晚年梦不见周公的时候，他就很焦虑，觉得是因为自己快死了，所以他有志于恢复周礼。这说明孔子思想最直接的来源是周代的文化，那周的文化从哪里来呢？孔子讲，“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因”是继承的意思，所以儒家的文化思想有一个很长的传承过程。先秦有诸子百家，只有孔子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上古文明。 问：那您是把儒学发展往前推了几千年的时间？ 陈：对，应该至少有一两千年。 问：那您有没有找到“儒”字的起源？ 陈：“儒”字的起源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的元素在历史上的痕迹，而不是仅仅去看这个字在古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都有不同的研究方法，而我采用了很多人类学，特别是宗教人类学与社会学、历史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这跟以往的单一的研究不一样，取得的研究成果也不一样。“儒”字的含义是一个文字学、语言学的问题，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要通过这些问题在中华文明中找到儒家思想的根源。 问：您早期做了很多关于朱熹的研究，后来做了很多跟现代社会有关系的研究，这样做是希望找到儒学在现代的一个出路吗？ 陈：我是以宋明理学的研究起家的，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以后，我写了七本关于宋明理学研究的书，应该说达到了一个比较受大家推崇的水平，但这只是一方面。同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还要参与社会的文化活动，进行文化思考。20 世纪80 年代我踏入学术界的时候，当时讨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一定要全盘反传统，像新文化运动那样跟传统彻底决裂才能走向现代化。当时的一些人认为传统是封建迷信，我们必须更坚决地反封建，否定“文革”，这样才能走向开放，走向现代。我那时也加入了讨论，我写了一些文章，我的立场是坚决反对把传统完全刨除。一直持续到20 世纪90 年代我还在写这一立场的文章。这跟我的学术研究是平行的，一方面我有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我也不断介入到社会文化思潮的评述中，参与了讨论和辩论的整个过程。 问：当时您支持的这种声音好像是处在弱势，那个时候很笃定吗？ 陈：很笃定。 问：这种笃定来自于哪里？ 陈：因为当时我从美国回来，所以我对美国的社会文化有一些了解。我利用哈佛图书馆的资料，对儒学跟现代化的关系也做了一个综合的研究，对各方面的讨论、观点，包括背后的理论依据都掌握得比较全面。 问：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感觉人们对儒学的态度有变化吗？ 陈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可以说是一步一步看着我的主张被认可、被实现。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讲的是“化解传统和现代的紧张”关系，尤其是那种过度的、不必要的紧张应该被化解。从1989 年到1999 年，人们对儒学的态度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改变。 儒学与现代化 问：儒家传统是阻碍现代化的吗？ 陈：不是。1988 年，我在北大和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公开辩论时，有一位知名人士就说，儒家在历史上是最保守的，并批判了儒家的学术观点。我就说，这个观点其实是不准确的，缺乏历史依据。汉代的时候就有儒生跟一个主张黄老思想的人辩论，这个儒生讲“汤武革命”时说，汤革了夏的命，武王革了殷商的命，所以儒家是肯定这种革命的。如果一国之君不是正义的，是昏君，那就可以取而代之，这个就是革命。但是儒生对面的那个主张黄老思想的学者说：“帽子再脏，也是戴在头上的；鞋再新，也是踩在脚底下的，这永远是不能改变的。”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真正保守的并不是儒家，儒家是将正义的、有道德的理念作为其政治思想的。 其实任何时代都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如果某种主导的声音不正确却又很大，如果大家不断地从一种激进走向另一种激进，那就会导致社会处于危险之中。1991 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讲到儒家文化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批判，其中有合理的、理性的分析，但也有非理性的斥骂，这些交叉在一起，使得儒家文化已经从中心退居到边缘。但是我当时又看到近代文化已经走到了谷底，所以认为再往下走就是返回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 我还在一个书评中写过，前几年我们总是纠结于要去解释传统怎么阻碍了现代化，但未来要说明传统怎么支持了现代化。 问：所以您的结论是儒家思想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 陈：有积极的作用。从前我们老找儒家思想的消极作用，未来会更多地找它的积极作用。 问：儒家思想为什么可以促进现代化？ 陈：现代人觉得儒家思想不主张有成就的动机，不主张获得经济利益的那种成就。在孔子、孟子的学说中，确实如此。但是，儒家思想是一种立体的文化，它有很多的层面，它也有直接接近老百姓生活的世俗儒家层面，即我为家庭最大程度地去实现我自己，去取得各种各样的成就。唐代以来，有很多人把谋取科举成就当作人生最大的追求，尽管孔子没有讲过这些，但是这些在儒家思想里是被肯定的。这些思想渗透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延续至今。 儒家思想为什么是促进现代化的积极因素，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创生和模拟”的分别。从理论上来讲，从马克斯·韦伯到现代化理论，无论是东亚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证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在学习和模拟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 问：儒学到底在哪里存在着？ 陈：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传统的理解。有人认为儒学也好，儒学的传统也好，都是附着在从前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和经济制度之上的，所以当这些基础没有了，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就有人说，这些东西最好存进博物馆，变成博物馆中的藏品。美国学者列文森就认为应该让儒学走进博物馆，让儒学走进历史，让传统走到历史那边去，让它成为不再对今天还有作用的传统。但我们的儒家思想不是一定要附着于什么东西才能存在，为从根本上来讲，它已经化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道德感知方式和行为模式，它已经内化为老百姓内心日用而不知的东西。不是你想把它放在博物馆就能放在博物馆的，因为它生活在你的心里，内化在你的血液里。 问：儒学的生命力很强，它有跨越时代的继承性吗？ 陈：对。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儒家思想，它作为一种文化、一种观念、一种道德，除了有适用时代的那部分内容以外，一定也有超越时代的内容。超越时代的东西支持儒家思想不断地在伦理上进行传承，一直到今天。黑格尔说，“任何普遍的东西，在历史上存在时，下降为具体的东西”，意思是说这些普遍的思想能够超越一些东西，但是为了在每个时代生存，它也要有跟那个具体的时代相结合的内容。但是，下降后的内容不是它真正的生命，那是个别的存在，而不是本质的存在。孔子讲，“仁者爱人”，他讲的是人和人最基本的关系，是超越了人的具体伦理关系的命题。它超越了父亲和子女的关系、兄弟之间的关系以及朋友之间的关系，超越了特定的人伦关系，变成一切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任何一种传统只有包含普适性的内容，才能够适应所有的时代，才能不断地传承发展。 中国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哲学或者宗教 问：我看您在很多著作中提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您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当中，宗教伦理起到了精神上的支撑作用。那如果想为中国现在的发展，或者未来的发展，找到一个类似于像宗教伦理这样的精神支柱的话，您觉得会不会是儒学？ 陈：马克斯·韦伯这本书讲的是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不是那种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发展的、古老的资本主义。他认为，理性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有很大的关系：做这件事是为了“荣耀上帝”，把这看作是上帝对人的一种召唤，这样一种精神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并不代表新教伦理可以永远做资本主义的支柱。 韦伯有两个基本的观念：一个是价值理性；另一个是工具理性。韦伯是比较悲观的，在20 世纪20 年代，他就认为人类发展好像快进入一个铁笼，价值理性越来越式微，所有的东西都被工具理性所独占，比如说科学技术。韦伯没有提出要重新振兴基督教，尽管他很悲观，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主张加强价值理性的复兴，主张通过对传统的复兴使得工具理性能实现平衡发展。 后来，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教授爱德华·希尔斯写了一本书叫《论传统》。他批评韦伯因为对价值理性的信心不够，所以很悲情，觉得人类要走到铁笼子里边去，但实则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传统还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18 世纪，伏尔泰就曾惊叹于中国作为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却有在基督教国家都达不到的高度发达的道德文明。这说明历史上我们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文明是非常发达的，我们不需要重建一个像西方一样，靠宗教信仰来支持的教化的体系。中国历史上有宗教，我们叫“三教”，只是不注重它的宗教属性，而是注重其教化属性。你信什么不重要，关键在于有没有形成教化的体系，这种信仰能不能劝诫和引导普通人向善，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些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皇帝都非常关注的。所以未来我们仍然想吸取过去的优秀文化的经验，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教化系统。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主要都是由儒家来建构和传承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的价值、核心价值观也都是由儒家奠定的。当然，其他的一些宗教或者思想流派也有一些贡献，比如道教和佛教。就理论认识来讲，应该以儒家为主体，同时关注其他中华文化中有利的部分。 对当今社会的忧虑 问：您多年来研究儒学，面对当今社会，会对很多东西都感到忧虑吗？最忧虑的事情是什么？ 陈：会。对于传统，对于儒家思想，不能说它就是保守的，应该看到它提供的一种人文视野，一种对现实有批判作用的视野。最令人忧虑的还是贪欲的盛行。比如对一些年轻人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成功，至于是什么性质的成功，用什么手段得到的成功，他们不管。对他们来讲，成功就是第一位的，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也仅仅是成功。他们所追求的是可以和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各种道德和价值的观念分开的理想。前一段时间，有消息说一个学生把他的亲生母亲都杀了，在古代来讲，这种情况是很难出现的，因为古代强调对父母的“孝”。如果在古代，你骂母亲一句就已经犯法了，今天有吗？ 当然，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完全回到古代的氛围里面，但是通过这种极端的例子，至少可以看到现代道德教育的失败。从1949 年以来，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道德教育中有些排斥对父母的爱，“五讲四美三热爱”里面没有父母，没有老师，没有同学，如果某些学校的教育再片面些，恐怕就只有热爱祖国、热爱党了。最早的“三爱”是什么？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这个提法与旧社会相比是有先进性的，旧社会看不起劳动人民。但是今天这个观念可能还需要反思，需要讨论。毛主席时代，知识分子一定要上山下乡，要到农村干活，认为这样才能够培养人的道德。其实不见得是这样，会干农活只能说你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是你的道德水准是不是真正能得到提高呢？ 问：如果要让您提出“三个热爱”，您觉得是什么？ 陈：我认为爱父母、爱老师和爱同学，这些应该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培养的。“文革”期间讲，“亲不亲，阶级分”，那个时候不讲亲情，更不要说孝道了。直到今天，在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像我们的前人一样，把我们对亲人、对老师的那一份爱表达在教育当中。 问：您一方面怀着很高的理想；另一方面又看到社会现实当中有那么多跟理想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会不会也有一种“知其不可为”的悲凉感呢？ 陈：我倒不见得悲凉，我相信人做的工作总不会白费，关键在于我们做不做，怎么做，因为做了跟不做就是不一样。比如去过台湾地区的人就感慨那里待人处事的态度，跟我们不一样，这应该归功于他们所受的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与台湾地区政治上的乱象无关。反观我们的教育里面往往没有讲到怎么做人，如果我们只讲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完全消解了人的基本道德伦理的象征，只有一个政治的象征，把人变成一个单向度的人，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出现。 如何塑造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问：如果您有机会去影响执政者、决策者，您希望能够把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传递出去？ 陈：应该是怎么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政治建设、法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同时，要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和国民的一种精神气质。 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是让中国大部分国民具有一种儒家的风范和气质，您觉得还需要做些什么，有没有对每一步的设想？ 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教育，第一步就是教育。 问：是读经典吗？ 陈：那不一定。问：您怎么看“国学热”现象，比如小朋友读《弟子规》？ 陈：我们知道小孩子受的教育是家长主导的，“国学热”的现象说明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家长不相信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的这套教育。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些问题，使大家开始重新关注儒家的传统，包括儒家文化里的启蒙教育。我们的教育虽然很系统，但是在人格的培养、道德的培养方面，即在培养“完整的人”方面，存在缺失，而国学这种传统教育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所以我们面对的一方面是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是老百姓都关心的伦理道德的重建问题。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精神文明教育如何开展的问题。我们要满足人们对邻里关系重建的信心，要适应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需求，一定要充分利用中华优秀文化的资源，这已经成为从国家到百姓层面的一种共识。很多时候，我们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我们的措施也不够有力。台湾以前有中华文化基本课程，“四书”是他们的教材，大陆对于“四书”进不进课堂至今都有争论。虽然通过民间力量的推动已经有所改变，但是一些高层、知识分子还是用“文革”时期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 问：要重建价值体系，尤其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靠小孩子们读读《弟子规》，靠电视上有些学者做一些推广够吗？ 陈：当然不够。小孩子们读《弟子规》肯定是有益的，但是不能靠它解决全部的问题，这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让幼儿园小孩子去背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而孩子们如果不能全面理解，那就不见得有什么意义，但是让他们背《弟子规》里的三句话就会对他们的生活实践有指导意义。我们不是否定前者，而是应该将现代价值观需要的东西，比如自由、民主和法治与教育相结合，因为教育是一个最重要的途径。教育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经典是要读的，但是也要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纳入到国民教育的体系中，去体现它的价值观和文化修养。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包括媒体建设，媒体呈现的东西，要能跟价值观的目标相配合，为实现目标服务。 我不赞成现在电视上没有道德意识的广告，不考虑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好是坏，像之前什么“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宣扬的送礼文化，我就不认同。现在也是一样，春晚也开始让大家抢红包，我觉得没有必要。抢红包作为个别现象没法管，但也没有必要在春晚这样一个平台上，鼓励大家争抢红包，宣扬这种“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这必然会带来不良心态。现在我们看不到一些真正能够培养国民素质的节目，比如说我们中国游客曾被国外的人批评。我们的媒体什么时候能把旅游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毕竟你出去不仅代表你自己，还代表中国人。再比如，有一些节目搞汉字大赛，最后都变成写一些非常偏僻、很难使用到的字，好像应试教育一样，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应该把一些能体现出国民素质的东西拍出来，做成节目，比如坐电梯要靠右，不能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等等，这样的节目才会有意义。 问：其实不光是到外国去，在自己的国家也应该有这样的规范。 陈：对啊。我们没有一个节目是这样的，比如做一个“公民行为知识竞赛”也可以，但没有这样的节目。 问：这应该是常识啊。 陈：这不是常识。有些时候一个人做出一些行为不是因为这个人不好，而是他不了解，他不知道上电梯要留出左半边给紧急的人用，所以得有人告诉他。我们的媒体整天要不就写一些生僻的字，要不就是搞些抗日神剧，要不就弄什么真人秀，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教育意义。 问：说起来儒学是一个挺大的概念，让儒学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也是一个很宏大的目标，最后还是要落实在一些很具体的行为上。 陈：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的工作性质跟政府部门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提出一些理念，这些理念一旦被政府部门了解，他们就会想办法去落实。学者主要还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具体的措施以及怎么落实由政府部门操作。 问：现在的道德水平其实很不乐观，如果重建靠儒学支撑的道德文明，还能回到从前那么高的水平吗？ 陈：我们也不能笼统说以前的水平就很高，因为它也有不高的地方。今天也是一样，既有水平低的地方，也有高的地方。比如说古代社会的构成以农村为主，农村又以士绅阶层为中流砥柱，所以古代可以通过宗族，或者家族的力量把好的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浸润、传播到基层去。虽然这些士绅也有表现不太好的方面，但是总体还是起到了表率作用。今天我们是有许多不太好的地方，但是也应该看到积极的一面。比方说20 世纪80 年代以前，北京市的公交车很拥挤，大家都不排队，都挤着上车；现在大家都会排队，连小孩子都做得很好。所以不能笼统地说现在水平都是低的，以前都是高的。 问：您对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还是很有信心的。 陈：重建肯定是比不做好，但是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确定。 问：您是一直想要推动儒学在大众当中的传播吗？ 陈：应该说不是。我乐于看到儒学的传播，也会写一些文章去呼吁。但是因为我的主要角色是老师、学者，我主要是做研究，所以我不会把自己定位成传播者。 问：您认为自己第一位的工作是当公共知识分子吗？ 陈：我自己还是要致力于做出第一流的学术研究，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并不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虽然我也会写一些介入社会文化的东西，但是真正我要做的事，还是希望能像理工科学者一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到最好。在这之外，文科学者可以发挥的空间更大一些，因为他们比较容易介入到社会文化的问题之中。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二者的界限有时候好像不是特别清晰，但对我而言还是不一样的。偶尔也会有些外在的东西来拉我，但对我来讲，最重要的还是学术。 文章来源：民间儒行公众号​

可能很多人都以为国内疫情已经好转，甚至有的地方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我要和大家谈论的事情，一定会让大家扫兴。先来看看东北“三连击 ”：5月10日，连续几日“无新增”的黑龙江再上榜。同日，辽宁省沈阳市新增1例。然后吉林省舒兰市直接宣布封城。不信，你可以看看吉林这几天的疫情发展有多严峻：5月9日，全市新增本地确诊病例11例5月10日，全市新增本地确诊病例3例5月12日，全市新增本地确诊病例6例5月15日，全市新增本地确诊病例4例再来看看最受大家关注的武汉。武汉已经解封一个月了，但是这几天，武汉连续出现了新增病例，而且其中一个区还迅速从低风险调到了中风险。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全球疫情惊现两个百万：总确诊人数突破400万，美国确诊者超过140万。很吓人的数字。想想，中国出现8万确诊者，就已经草木皆兵了。那400万是个什么概念？细思极恐。钟南山说：“不少国家处在高危状态，中国现在的重点是防境外输，仍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阶段甚至更加艰难。”听了这话，很多网友都快哭了：“这疫情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这可能是全国人的疑问。我们中国人经历过非典，而非典有明确的结束时间。我至今都还记得，当年非典疫情宣告结束，人们解除隔离欢庆胜利的场面。所以这次新冠疫情来袭，很多人也下意识地等着那一天。等着官方宣布“从今天起，疫情结束了，你们自由了，想干嘛就干嘛吧！”然后我们欢欣鼓舞，尽情去耍。但是，这次显然不一样。我们很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至少短期内不会。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是，国外疫情不过去，中国疫情就过不去。那国外疫情啥时候过去呢？全球大部分专家的观点都是：至少得明年。毕竟现在很多欧美国家还在高峰。非洲那边甚至才“刚刚开始”。世卫组织估计，“在未来六个月内，非洲大陆的确诊病例可能会增长到1000万。”昨天美国顶级专家福奇还说，“几乎确定新冠疫情还会来第二波，而且可能比第一波更加致命。”你说可怕不可怕。你说这啥时候是个头儿。很多人可能注意到了，前不久，中央明确表示：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那么，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过日子呢？以下7个问题，应该是你想知道的。01口罩还要不要戴？ 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了解一下中国目前的情况。我们现在国内的患者已经很少，但是因为国外的感染者一直连绵不绝，国内就始终无法变成一片净土。截至4月28日，我们已经连续22天出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本土确诊病例”，就是一直生活在国内的病例，他们不是从国外回来的，但可能是被国外回来的感染者传染的。最近哈尔滨“1传89”的案例，就很典型。一个美国回来的姑娘，到家就隔离了，检查好几次都是阴性。隔离期满，还是阴性，就解除了隔离。结果她其实是个感染者，已经传给了同楼的邻居。邻居姑娘又传给了男友、妈妈、妈妈的男友。然后妈妈又出去聚餐，传染了朋友一家。朋友生病，去医院，又传染了多位医生和患者。就这样传传传，现在已经89人感染，其中21例是无症状感染者。所以，这个新冠病毒啊，它实在是太太太狡猾了，一次次地突破我们的想象。它的潜伏期超级长。感染者还可能是无症状。有症状还经常检测不出来……这就让我们老百姓特别难办。比如你坐公交车，或者在公司上班，你很难知道身边那个人是不是跟国外回来的人吃过饭，是不是无症状感染者，是不是还在潜伏期，是不是感染了没有检测出来……所以我们也还是不得不防。当然，毕竟国外回来的人很少，感染者又更少，我们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不能放松，也不必过分紧张”的中间状态，做好必要的防护就可以。口罩要不要戴？如果你愿意，一直戴当然是最好的，反正没坏处，还能防雾霾、不化妆，甚至提高颜值。而如果你很不喜欢戴口罩，那就要分情况了。张文宏的观点是：户外人少的地方，戴口罩毫无意义，可以不戴。室内人多密集的地方，应该戴。飞机地铁公交车这种地方，一定不要和身边的人一起摘口罩。他没戴的话，你要戴。不用非得戴医用口罩，一般的普通口罩也行。02可以和亲戚朋友聚会吗？    最好不要。防范新冠病毒的最大原则，就是：人和人保持距离。没事儿别往一起凑，凑一起也别口沫横飞地聊，病毒就很难找到你。但你要是非得今天跟这帮人聚，明天跟那帮人聚，那……你不感染谁感染。用张文宏的话说，就是“瞎混是最大的风险”。之前美国疫情爆发，而民众抗拒戴口罩，并歧视戴口罩的人。在美留学生问张文宏怎么办。张文宏说，你只要跟别人保持一米五的距离，不戴口罩也问题不大。当然，这是正常说话的距离，吵架不行，吵架的话，五米都不够，得六米。（这是一个藏着笑点的知识点）所以，疫情常态化以后，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跟别人保持距离”。跟人保持距离，就是跟病毒保持距离。我们家楼下有一面墙，很多老人喜欢在那晒太阳。老太太们晒太阳，都会凑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得非常热烈。而老头晒太阳，一般就一人一个小板凳，安安静静坐一排，谁都不搭理谁。我们要学老头好榜样。03可以出去吃大餐吗？ 一家人完全可以。平时就是这几个人一起吃饭，出去还是这几个人，那就基本没问题。在家吃也是吃，出去吃也是吃，差别不大。如果吃熟食，服务员又戴口罩，病毒基本是没有传播空间的。但是，非常不提倡跟家人以外的人吃饭。客户啊朋友啊亲戚啊同事啊，能免就都尽量免了吧。还是说，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情况，谁传给谁都不好。想交流感情，可以多聊聊微信，打打电话，实在不行视个频，都挺好，没必要非得冒着生命危险大吃大喝。04假期可以出去耍吗？ 可以。疫情常态化以后，我们也得出去活动活动。要不这一年两年疫情都过不去，天天在家憋着，还不得憋疯了。但现在出去玩，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可以不管不顾，现在必须多留点心。谨记两个字：灵活。尽量往人少的地方去。去哪里看到人多，就换个地方玩。不要今天想爬黄山，拼死也要爬黄山，人山人海挤成粥了也必须爬黄山。大家灵活地疏散开，自觉地保持距离，分头开心耍，是最安全最快乐的办法。05没钱怎么办？全民抗疫三个月，中国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一季度下滑了6.8%。这么大幅度地往下掉，改革开放以来还是头一回。万万没想到系列。与之相伴的，是很多人收入大受影响，甚至直接失业。前几天，招聘网站BOSS直聘忽然崩溃，据说就是因为求职者太多导致的。调查显示，中国大概有一半的城镇家庭，积蓄最多只够维持三个月的生活。而疫情爆发到现在，正好3个月，也就是说，如果疫情期间都没有收入，有些人现在就得借钱吃饭了。之前很多人都盼着疫情过去，迎接一波报复性反弹，大赚一笔。可谁知道，疫情晃晃荡荡进入了常态化，报复性反弹不存在了。而且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钱可能都不太好赚。那我们怎么办？我觉得有两点：第一，节省一点，紧紧腰带过日子。经济不好的时候，降薪、失业都是没准的事，所以还是得攒点钱，以备不时之需。第二，灵活一点，别太教条。别觉得我是做外贸的，我就只能在家坐等外贸业完全恢复。那你可能一两年都等不到，直接饿死。这次疫情，住宿餐饮、文化娱乐、外贸旅游等行业都受到了很大冲击。但硬币的另一面是，电商、快递、在线学习、远程问诊、医疗用品等等行业都大幅攀升，用工短缺。所以，一定要灵活点。要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同时做好准备，伺机调整。环境是死的，人是活的。旅游不好干了，琢磨琢磨电商好不好？线下培训不行了，转到线上培训行不行？实体店没生意了，开个网点试试看？据说疫情期间，有个小伙子转行做口罩，一家伙赚了上千万。这个成功很难复制，但这个思路值得借鉴。人应该懂得变通。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广。06开学、考试、会议、大型活动……怎么办？     “不扎推”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麻烦。因为上学啊、考试啊、开会啊、各种活动啊都是聚集性的。不能扎堆，就意味着很多事情我们都做不了。疫情高峰时，我们国家取消了一切聚集性活动。而现在疫情进入常态化，可不可以适当放开一点点呢？看得出，国家还是非常非常谨慎的，除了零星的开学，目前只定了两件事：我们国家每年最重要的会议——两会，初步定在5月21日召开。每年最重要的考试——高考，定在7月7日进行。就这俩。其他的，中考啊，专升本啊，广交会啊，大部分学校开学啊……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都还在观望。所以，我们还得保持耐心。也别信什么小道消息。这个时间表那个时间表，都是谣言。因为这些事，只要定下来，就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没有瞒着的必要。如果没通知，那一定就是还定不下来，中央都不知道，就别说隔壁大妈了。所以尽管有些事确实很急人，但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等。保持平常心，做好长期准备，耐心等。07疫情怎么才算真正结束？ “疫情常态化”要常态到啥时候？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所有新冠肺炎患者都治愈了，新冠病毒彻底不见了。短期内这个可能性为零。钟南山说了，新冠肺炎这个病是不可能铲除得一干二净的，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与人类共存。我们之前也曾指望夏天到来后，病毒被高温灭掉。但张文宏说了：别太指望这个，因为新冠病毒可能要在50°C环境下才会失活，除了赤道地区，其他地方达不到这条件。所以，彻底消灭病毒的可能性，很小了。那就只能寄希望于第二个关键点：疫苗。疫苗出来，我们就不怕了。因为病毒就算存在，也成了渣渣，奈何不了我们了。那疫苗什么时候上市呢？现在美国和中国都在奋力研究，也都有很好的进展。但疫苗这东西实在太复杂也太敏感了，研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缓慢的过程。综合各方说法，最快也得九个月，慢的话，得两年。这还得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万一疫苗出来，病毒又变异了。那还得重新再来一遍……而且研发出来以后，再批量生产，再打到每个人身上，又需要不少时间。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疫苗出来日，就是抗疫胜利日，而疫苗肯定会有的。坏消息是，我们还要等很久很久很久……08最后做好准备，迎接不确定的生活     总之，“疫情常态化”，是一个中间状态。既不像疫情严重期那么紧张，也不像以往没事儿时那么放松。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都要过一种“不确定”的生活。很多事情，都是三个字：不一定，不好说，不知道，很难讲……我们必须要接受和适应这种“不确定”。然后灵活地随时调整自己的决定。你可能注意到了，我反复提到“灵活”这个词。是的。当生活变得不确定，我们就必须学活灵活机敏、随机应变。包括“戴不戴口罩”这种小事，也包括“工作何去何从”这种大事。当然，不管疫情对你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咱都尽量别抱怨，也别沮丧，有条不紊、精精神神地把日子过好。因为抱怨毫无用处。更因为就算疫情遥遥无期，生活依然有很多美好。-END-作者：李月亮来源：李月亮（ID: bymooneye）

“中国是法制文明发达很早的古国之一，中国法律的发展有自己的传统，自成一系”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您一直从事法制史学研究，如何看待历史之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张晋藩：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悠久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在50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王朝都有着兴衰的经历。其何以兴，又何以衰，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着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因此，对历史进行研究，首先可以认识兴衰之由。认真地加以总结，就是发挥史鉴的作用，对于当前的国家治理，是很有裨益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研究历史，提倡研究古代的法文化。5000年的中国历史，是一个宏大的智库，有取之不尽的经验，是惠于我们中华民族子孙最大的财富。其次，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便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命题。夏禹建国以后励精图治，重视民间疾苦，倾听民众呼声，终于稳定了刚刚建立的国家统治。然而，他的孙子荒淫无度，招致亡国。古圣先贤从中总结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历史经验。这可以说是适用于古今中外的理性总结。历代为了巩固民本，以求邦宁，都致力于施政上如何得民心、利民生、富民用、教民知。这在法律上也有很多表现。再次，历史可以使民族增强自信心、自豪感。比如，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从未中断的历史，这是世界文明古国，比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所不曾有的。不仅如此，汉唐明清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经济富庶、国力强盛的王朝。所以，中华民族的历史给予它的子孙以自信心、自豪感，鼓舞他们奋发图强地建设国家，奔赴小康。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还可从另一面来理解，那就是侵略者“欲亡其国者先灭其史”。这方面，我有切身的感受。我1930年出生，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小时候在日本统治下度过了十几年，日本侵略东北的时候就篡改了历史，不许你讲中国的历史，只讲所谓“满洲国”的历史。直到今天，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仍然在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掩饰侵略的罪行。问：您曾经说“中国法律的发展有自己的传统，自成一系”，能否加以说明。张晋藩：中国是法制文明发达很早的古国之一，中国法律的发展有自己的传统，自成一系。中国古代的国情，如农本主义的经济形态、重宗法伦常的社会关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稳固的血缘地缘关系等，是形成中国古代国情的各种元素。由于中国是一个内陆型的国家，在古代有西南大山的阻隔，又有海洋的限制，使得中国法律的发展无法与外部沟通交往。所以，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是纵向传承的，具有特殊性、典型性、独立性，同时也带有保守性。这使得中国的法制虽然起源早，有着辉煌的过去，但很长时期始终在封建法制的藩篱内踱步，以致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公认的中华法系，就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原生态法系。由于汉唐以来中国立法、司法的先进性与法律文化的繁荣，使得周边国家，如高丽、安南、日本等，都取法中国法律，以唐律、大明律为范本，因而成为中华法系文化圈内的成员。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社会风气乃至生活习惯在一定时期内都带有中华法系的烙印。近代以来，我国法律的发展，基本上是与传统中华法系渐行渐远的过程。但是，晚清法制改革取法西方的结果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历史经验证明，我们睁眼看世界、借鉴吸收外来法律文化的同时，也需要回头看，检索中华民族宝库中具有超越时空的法律文明要素。当然，我们传承的不是僵化的古代法律制度条文，而是发源于中华民族本土上的，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的理性思维的法律成果。总的说来，就是从现实的国情出发，坚持自主创新，注意寻求古与今、中与外的先进法律文化的契合点，建设当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民为本、诚实信用、求实务实、天人合一等，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具有传世价值的法律传统”问：您刚刚提到：“我们睁眼看世界、借鉴吸收外来法律文化的同时，也需要回头看，检索中华民族宝库中的具有超越时空的法律文明要素。”请您具体谈谈。张晋藩：中国法制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许多优秀的、具有传世价值的法律传统，我们要重视这些中华法文化的精粹。中国古代很强调以民为本，也可以说是民本主义的法律传统。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很早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是国家的根本，无民何以为国。其一，国家施政要在得民心。其二，保民生，维持民众的生计。中国古代的法典里存在着有关土地的立法、有关水利的立法、有关赋税的立法，都是着眼于保民生的。其三，重民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将死刑犯罪的处决收归朝廷，地方没有擅杀的权力。唐朝的时候提出死刑犯在处决之前要经过三次甚至五次复审。三复审、五复审发展到明清时代进一步制度化，形成了秋审制度。其四，体恤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一般犯罪可以减刑处理，“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罪不加刑”。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恤刑制度，从汉朝起一直延续到清朝，这在世界法制史上也是很少有的。诚实信用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优秀传统。古人将追求诚视作人类的一种修养，认为诚实是沟通天人之间的一个媒介。孟子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国最古老的刑法中有三条，就是“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皋陶是中国最早造律的，昏墨贼杀是皋陶造律时期的主要罪名。什么是昏，“恶而掠美为昏”，就是欺诈罪。欺诈和诚信是对立的。古人也非常重视信，孔夫子讲过“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把信强调得比生命都重要。在法律里，也特别讲求信。唐代著名法学家戴胄有一句话，叫“法者，国家布大信于天下也”。什么是法，法就是国家把最大的信公布于天下，所以要赏信罚必。王安石在诗中曾经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通过这些我们看出，诚信一直为中国古代立法、司法中所强调。重视诚实和讲究信用，这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法律传统。中国古代还讲求求实、务实的法律传统。中国古代的立法者，是立足于生活实际的，不脱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像西方的教会法、宗教法庭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也没有什么神仙、迷信虚妄的。所以，中国古代法条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理性的思维。中国古代的司法还提倡调解息讼，早在汉代就开始实行。由唐至明清，调解不断制度化、规范化，这和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和睦相处、以和为贵密切相关，也与中国古代村落之间经常是聚族而居、比邻为伍的社会条件分不开。还需要提到的是，中国古代不仅提倡社会群体之间的和睦和谐，而且也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就是古代法律所说“顺天行时”，安排生产与生活。比如，《逸周书》里记载，“春三月, 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就是春天不能砍伐森林以使草木生长。出土的《秦简》里还记载有一条，春天的时候不能堵塞水路，因为正是灌溉的季节，同时也不能捕鱼鳖，因为这是它们生长的季节。这些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的法律传统。“惩贪之法历代相承，成为惩治官吏贪赃枉法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问：惩治腐败立法是我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最古老的三大罪中，贪腐就是其中之一。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历代法典中有关惩治腐败立法的有关情况。张晋藩：前面提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贪以败官为墨”，墨就是贪污。到了战国时期，有一部法典叫《法经》，其中贪污罪叫作“受金”。犯了此罪，宰相、将军也得受惩罚。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朝，对贪污罪也是惩罚很严的，贪污罪里面有“枉法贪污”，就是公然违法贪污，犯者皆斩首，有些诸侯国由于贪污，整个王国都被取消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反贪立法也是很严格的。比如，官吏受赃，收一瓶酒、一只羊，则大弊。在晋律里，官吏贪污虽然没判死罪，但是禁锢终身，虽遇赦而不赦。到了唐朝，把贪污罪进一步系统化、法典化了，提出六赃之法，即六种贪污罪。第一种是受财枉法，即贪赃枉法；第二种是受财不枉法，即贪污了但并未枉法；第三种是受所监临财物，就是地方官接受当地百姓给他的财物；再有就是强盗、窃盗和坐赃三种。唐律对此处罚很严，“贪污十五匹则绞”。这六赃之法一直影响了后世，宋、明、清，都有六赃之法。宋朝的时候，因为宋以前的五代时期官吏贪腐很严重，所以宋初对腐败惩处很严格，贪污者要判处死罪，宋真宗以后宽松一些，一般的贪污不判死罪但要刺配。明朝的朱元璋是民间起家的，深知官吏腐败是激起民变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开国之初就严惩贪污。据史书记载，他用剥皮之刑惩罚贪官污吏，现任县官的旁边就摆着前任县官实草的尸体，以此来警戒，而且他允许地方百姓把贪污的官扭送到京师来治罪，这是历代所没有的。朱元璋还亲自选编案例，编成《大诰》，其中很多是关于官吏贪污被处以极刑的案例，这是明初的非常之法。逐渐走上法律正轨以后，就按《大明律》来判罪。按《大明律》，贪污80两判处绞刑。清朝也是这样，80两判处绞刑。总之，从“昏墨贼杀，皋陶之刑”到清朝的惩贪之法，历代相承，成为惩治官吏贪赃枉法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问：自古以来，我国就重视发挥文化惩贪奖廉的教化引导作用。您如何看待这种润物细无声的防范腐败方式？对当下预防腐败有何借鉴？张晋藩：中国古代在惩贪的同时也强调奖廉。就是说一方面用法律惩处贪污犯罪，另一方面鼓励廉洁的官吏，将惩贪和奖廉结合在一起。奖廉这种教育点滴入土，甚至比惩贪法律的影响还要深远，也更加深入人心。中国古代奖廉的一种方式就是在正史中设《循吏传》，记载优秀官吏廉洁奉公的事例。比如老百姓比较熟知的诸葛亮，在临终上表的时候讲到“内无余帛，外无余财”。他十分廉洁，没有多余的钱财，以免有负于国家。还有家喻户晓的包拯，史书说他“笑比黄河清”，意为其笑比黄河水清都难。他惩贪除暴，民间称为“阎罗包老”。还有明朝的海瑞，死的时候家里只有“俸银八两、旧衣数件”而已。被康熙称为天下第一清官的于成龙，死时还靠同僚助资安葬。这些都是在正史上被宣扬的清官廉吏，而且他们也活跃在通俗小说之中和戏曲舞台之上，千百年来，深入人心。这种和风细雨、点滴入土的奖廉宣传形式，不可以忽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制衡机制”问：我国监察制度的历史悠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在您看来，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怎样的价值与意义？张晋藩：在中国古代，官吏负责国家机器的运行，官吏群体的状态对于国家的兴衰强弱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以致吏治的良否被看作是区分开明之世与衰败之世的重要标志。“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我们可以以盛唐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大唐盛世不仅维持了较长时期，还创造了封建时代鼎盛的文明，这种盛世首先要归结于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发展，其次得力于政策的适当与稳定、制度的健全与官吏的秉法执政。而这一切又都是和监察制度的进一步制度化和严密化分不开的，表现了封建时代监察制度的正面效应。可以这样讲，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制衡机制，对维护国家纲纪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以确定的工作对象——官和特殊的工作方式——弹劾非违、纠正缺失，而有别于一般的政权机关。监察机关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由品格不高、甚至没有独立衙门的一般监察机关，跃升为与最高行政机关、最高军事机关并列，成为直属于皇帝的极具权威性的国家机关。它的基本任务就是整肃百僚，以充分发挥官僚机构的作用和通过“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实现社会的调整功能。历代监察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不仅有效地纠正百官有司之邪辟，还对古代政治权力的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有价值的是，中国古代无论是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制度的构建，还是监察活动的规范，都不断地法律化，形成了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它不仅反映了中国本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凸显中华法系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监察立法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职掌，规范了监察机关的行动准则和程序以及监察官的违法制裁，因而是监察机关活动的法律依据，它的权威性增强了监察机关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它的价值不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也给当代的监察制度与法制建设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是土生土长的，它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问：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有着怎样的源起，经历了怎样的沿革？张晋藩：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起源很早，大体上可以分为形成、发展、完善三个阶段。战国、秦汉时期是形成阶段。实际上，有官就有察官，有官就有考课。但是，作为一种监察制度，是从战国时期才开始确立的。战国以前，还是贵族政治。战国时期，官僚制度出现，皇帝任免官员。监察官的制度、名称，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产生的。所以在战国时期，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初步形成，政治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改革。封建的官僚制度取代了世卿制度，作为治官之官的御史已主要执掌监察职能，以适应对官僚系统的监督。《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威王置酒于后宫，召淳于髡并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淳于髡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可见御史的纠察职责对于百官的震慑作用。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以后，六国的残余势力，仍是不安定的因素，因此监察制度建设的重点在郡。郡设监察官郡御史。《秦简·语书》就有这样的记载：“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这可以看作是郡御史的工作对象与职权范围。汉朝的监察系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无论是专门监察、行政监察、特殊监察，既分体运行，又互相交叉，三公九卿、皇室外戚、京师百官、地方长吏乃至监察官本身，都被置于这张网络之中，受到来自一种或多种监察组织的监督，对于贯通政令，整饬吏治，廓清风气，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中央监察机构的最高长官御史大夫“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这就使得以丞相为代表的行政权，与以御史大夫为代表的监察权，处于既相维又相抗的状态。西汉时期还出现了《监御史九条》《六条问事》等中国古代监察立法的奠基之作，开创了中国古代专门性的监察法规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的《巡察六条》，明朝的《宪纲条例》等，莫不一脉相承，习习相因。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乱、大分裂和民族大迁移时期，割据对峙持续数百年。这一历史时期政权的更替虽然频繁，但每个王朝建立之后，都力图运用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手段强化国家的运行机制，也都十分重视监察机关的设置与监察体制的完善。可以举个南梁的例子，南梁是南朝较为重视监察的王朝，也重视发挥监察官职能。梁武帝就曾经下令“今端右可以风闻奏事，依元熙旧制”，并且还提高了御史中丞的职掌与地位，使得南梁出现了诸如“正色直绳，无所回避，百僚莫不惮之”的孔休源等一批敢于弹劾权贵的监察官。唐初统治者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监察机关对于维护国家纲纪的作用，因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视，建立了一台三院的监察制度。台就是御史台，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长官，下面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台院掌管京官的司法监察，殿院纠弹朝会官吏的礼仪，察院监察地方官吏，其中察院是三院中最重要的职能部门。唐朝又是封建法制臻于成熟和完备的朝代，官修的《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为监察机关的设置、职掌以及监察官的活动提供了大纲大法，加上统治者颁发的有关诏令和专门监察法规，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监察法网，可以说是唐代封建法制完备的一个体现。宋、明、清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完备阶段。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使得监察机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革和加强。御史台、谏院均职掌监察权力，谏官“往往并行御史之职”，台官也兼行谏议之权，所以称为“台谏”，以示合一之势。元朝在监察制度和监察立法上有一些建树，不过由于元朝并不是奉法为治的朝代，监察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封建官僚政治自我调节器的作用。但元世祖极为重视监察，他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在元朝，中书是最高行政机关，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关，御史台不仅与之平列，而且还有权进行监督、纠弹，即所谓“医两手”。元世祖的这个评价被称为“重台之旨”，为继任的元统治者所奉行。为了避免重蹈“元亡于吏”的历史覆辙，明代提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与职能，创立了影响后世五百余年的新的监察体制，比如创建了都察院制度，设置了六科给事中，给事中属于言谏监察系统，主要用于加强对六部的监督。明代的监察制度，使得监察官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运用弹劾权打击贪官污吏，还发挥了“天子耳目之司”的功能，上情下达为决策提供依据，更是通过谏诤与封驳，发挥了补缺、拾遗的功能，减少政事损失。到了清朝，统治者也十分重视监察制度建设，着意发挥其举发奸邪、弹劾不法的作用。有清一代最重要的监察立法当属《钦定法规》，分为训典、宪纲、六科、各道、五城、稽查、巡察和通例等八类。它是秦汉以来，监察立法之大成，是我国封建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监察法典，也是世界法制史上所仅见的如此完整的封建监察法典。《钦定台规》是以“钦定”的形式出现的，这在中国监察立法史上是首创，突显了台规所具有的权威性。《钦定台规》肯定了监察机构的特殊地位和功能，同时也为监察机构广泛行使监察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使之深入到行政、经济、司法、军事、礼仪、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钦定台规》在结构上已有总则、分则之分。《训典》和《宪纲》应为总则，其他则为分则。不仅从制度层面做出了一系列规定，还从程序层面详加规范，以保证制度规定的落实。通过回顾和梳理，我们感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是土生土长的，它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一路走来，也反映了监察权全覆盖的进程。监察权的涵盖面从重视地方，到中央、地方全覆盖，整个官僚制度逐步都被纳入监察范围，还有就是实现了立法、司法、行政，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国家政务都为监察所覆盖。“御史出巡，巡按地方，对遏制地方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问：我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历史也很悠久，请您介绍一下。张晋藩：的确，我国巡视制度由来已久，秦汉时期就确定了巡视制度，隋唐时期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明清时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古代，不仅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固定的监察区和监察机构，以实现坐镇监察的效能，同时还实行监察官不定期地或专项巡察地方的监察方式，以克服单纯依靠坐镇监察的被动性，减少坐镇监察容易出现的虚监、失监的官僚主义现象，使地方上的一些不法官吏及时受到惩治，一些大案冤案及时得到审结。这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的“巡视”监督方式。这种临时与固定相结合的监察方式，成为历代长期沿用的模式。御史出巡，巡按地方，对遏制地方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出巡御史的监察范围非常广泛。一看是否有冤案，二是考察政绩，三是考察经济情况如何，也会深入到民众中间去，考察贤良。其中，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审查案卷，是出巡御史最重要的权力之一。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司，御史出巡可谓无所不监，无所不察，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回道”之后，直接向皇帝奏报。由于监察官是皇帝耳目之司，因此选任条件非常严格。第一要骨骼清硬、不畏权贵。明朝有一个监察御史叫杨继盛，敢于揭露严嵩父子，因此被投到监狱，受了酷刑。他临死时写了一首绝命诗，流传很久，“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青天。男儿欲上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这就表现了监察御史的品格。我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像杨继盛、海瑞这样正直刚毅、敢于谏言的御史官员。第二要有学识，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必须科举出身。第三要有地方施政经验，明朝就规定，御史一定要有两任地方县官的经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需要”问：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您对此有何理解？张晋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受到中外重视。这项改革既吸取了历史的经验，也吸取了我们这几年反贪腐成功的经验，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需要。为了协调国家监察委员会与相邻机关的权力义务关系，以及它所职掌的职权范围，需要制定一部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细则或者监察委员会的法律，以保证此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反腐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党的力量，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党有能力、有信心解决贪腐问题”问：您如何看待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正风反腐工作？对全面从严治党有哪些建议？张晋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重拳反腐，可以说赢得了党内外全国民众的赞誉和世界的重视。习近平同志率领全党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太有必要了，价值不可低估，在以后回顾历史的时候也会感到其历史的功绩。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党的力量，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党有能力、有信心解决贪腐问题。我觉得应该按中央的指示，惩贪反腐在路上，坚持进行下去，彻底端正党风，建设廉洁有效的政府。反腐使得全党增强了信心，使得党更有权威、更有力量，使得全世界感到中国共产党更有前途，会有更好的光明前景。除此之外，为了加强党的建设，要坚持不懈地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振奋民族的精神、振奋党的精神、振奋个人的精神”问：请您给广大党员干部题写一段寄语。张晋藩：牢记入党初心，永葆进取精神。讲到初心，每个党员入党之前都有一个初心，都有政治上的追求，这个初心除去个别秉持“入党做官论”的人，大家都感觉入党之后分量加重了、责任加重了。你是不是个党员、是不是个好党员，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我说要牢记入党初心，你到底为什么入党、你怎么争取入党的、你想过入党之后要做什么，要牢记入党初心。另外，还要振奋。我觉得在今天，很重要的就是要焕发民族的精神、党的精神、个人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是勤劳刻苦、敢于战天斗地、不畏强暴的奋发进取的民族，这样优秀的中华民族，要焕发精神。全党的精神也要振奋，入的是共产党，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这不就是精神吗？还有个人的精神，到底工作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总要有一种精神的支撑，一个人没有精神，那么就没有了灵魂，人就无所谓了。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振奋民族的精神、振奋党的精神、振奋个人的精神。（采访整理 鲍爽 摄影 胡思远）张晋藩寄语广大党员干部张晋藩简介 张晋藩，1930年生人，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法律史学会专业顾问、中国教育家协会名誉会长。张晋藩教授对古代监察制度、监察法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主编《中国法制通史》《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等多部专著和教材。1986年应邀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1996年、1998年两次应邀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讲授法律课；2012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采访札记： 开中国法制史学风气之先 八十六年，悠悠岁月、风风雨雨雕刻了他的面容，斑白了他的鬓发；六十余载，筚路蓝缕、辛勤耕耘丰盈了他的学术生涯，铸造了他的法史人生。访谈中，他坐在那里，质朴素淡，宽容地微笑，音调和煦却坚定，带着循循善诱、传道解惑的润物之音。 他是温厚长者、严谨学人、法史大家，他是张晋藩。 “中国法制史学是一座宏伟的科学殿堂，我已经望见了这座殿堂的门楣，正在载欣载奔。”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张晋藩就与中国法制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六十余年来，他的工作与生活、思考与写作，也都是围绕着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展开。从1979年到1998年，历时19年，十卷本的《中国法制通史》在他的带领下编写完成，成为法律史学世纪之作。 “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到外国去学习中国法制史”，作为新中国法制史学的奠基人，他将把中国法制史的中心牢固建立在中国作为历史使命。“不敢有一点偷懒，也不敢有一点自满”，他泼墨于中国古代法制史、法律思想史、法律文化史等诸多领域，夙兴夜寐，开风气之先。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历史可以使民族增强自信心”“5000年从未中断的历史，是惠于我们最大的财富”。讲到动情处，先生的喉咙微微颤抖，眼中是化不开的笃定与自豪，见之动容，闻者振奋。他主张“睁眼看世界的同时，也要回头看”，他带我们回顾中华法系的繁荣，为我们分析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形成的原因与特点，领我们追溯以民为本、诚实信用、天人合一等中华法文化的精粹。 他关注着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进展，认为这项改革“既吸取了历史的经验，也吸取了近几年反贪腐成功的经验，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需要”。早在2007年，他就撰写了《中国监察法制史稿》一书，以后又主编了几本有关监察制度与法制历史的著作。访谈中，他为我们细细梳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经历的源起与变革，讲授御史出巡对遏制腐败起到的重要作用，讲述监察御史不畏权贵的历史故事。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作为一名老党员，先生高度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重拳反腐取得的成果，在为广大党员干部题写寄语时，欣然写下“牢记入党初心，永葆进取精神”这十二个字。 如今86岁的老人，阅读需要用七倍放大镜，仍然每天坚持工作至少四到五个小时。“书生珍重翰墨事，愿留文字在人间”。这，就是一位饮誉学界的法史大家的情怀。（鲍爽） 文章来源于：网络

提到梅兰芳，相信即便是不听京剧的人，也知道他的大名。1894年10月22日，梅兰芳出生于北京，8岁开始学戏，10岁登台，开启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他名震全球，富家伶界，有如此大的名利，一方面是他个人的努力，另一方面是他祖上积德行善。梅兰芳的父亲梅竹芬在成婚前，做了一桩天大的善事。梅竹芬从小学拉胡琴，经常在皇宫演出，积攒下钱财5000多两，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存款。一日，梅竹芬在返乡成亲的途中，看到很多茅草棚，里面住着很多难民，因为荒年，难民们无吃无穿，很是可怜。梅竹芬见状，心生怜悯，心想“我有5000多两，如果分给灾民3000两，我还剩2000两，足够我成亲的了。”于是，他拿出3000两赈济灾民，可灾民太多了，根本不够分配，3000两布施完了，又有灾民苦苦哀求他，他又把剩下的2000两全部分给了灾民。虽然多年的心血积蓄一朝散尽，可他心中却十分愉悦。没钱返乡结婚，他只得返回北京，积蓄努力赚钱。又过了三年，梅竹芬又攒了一笔钱，才完婚。若干年后，梅兰芳出生，并成了享誉全球的人物，富甲伶界。从佛教角度来说，梅兰芳能够获得名利，和他父亲那一次广行布施，做了大善事有很大的关系。纵观历史，但凡有所成就、或是富甲一方的人，几乎都是祖上的庇佑。 佛教提倡布施，提倡心怀善意对待他人，梅竹芬把自己和佛教的善缘又传给了梅兰芳。梅兰芳23岁时，出演了梅派新剧《天女散花》。这部京戏取材于《维摩诘经》，故事以文殊菩萨问疾维摩诘居士而展开，因精辟的义理而引得天女散花以示赞赏和敬佩，梅兰芳出演的天女，成了全场京戏的主角。父亲的影响，以及京戏的“牵线”，促进了梅兰芳佛缘的成熟。在当时的京剧圈内，名角名师笃信佛教者有很多人。梅兰芳的师父谭鑫培，以及师兄弟杨小楼、余叔岩，都是佛教徒。不仅每年都要到潭柘寺、戒台寺进香礼佛一个月，他们还都是大施主。除了布施，梅兰芳最擅长画佛菩萨像，送人结佛缘。1921年，梅兰芳27岁时，独立完成了作品——《达摩坐禅图》，显露出了刚健的青年时代风格。 1942年，梅兰芳与著名画家汤涤合作画了一幅《观音菩萨像》，作为贺礼，献给程砚秋。四十年后，汤涤的弟子刘凌沧为之大发赞叹。这位工笔重彩人物画大师为之题跋曰：此幅观音大士像乃京剧泰斗梅畹华，为名戏剧家程砚秋四十寿辰所绘，法像庄严，笔墨清秀，系梅君精品。山崖草坡为吾师汤定之先生所补，珠联璧合，极为珍贵。吾于三人皆系旧识，今读此画，感慨极深，敬以为记。梅兰芳作为一代京剧大师，能无师自通于佛教绘画，可见和佛教的善缘有多深厚。文章来源于：晶彩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