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张荣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加深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22年7月26日至2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在京举行。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我们党的一大创举　　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这是因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怎么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我们党也经历了一个实践和探索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也深入地探讨了党的建设道路的问题。他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社会实际出发，看到了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党的建设的极其重要性和艰巨性，并提出了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同时也重视从组织上建设党，把加强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建设的突出地位的建党路线，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中所遇到的特殊困难和问题。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又成为一个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是：“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目标要求和任务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他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继续深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把我们党建设好。” 2018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张铎 摄   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　　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再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抓党的建设始终是一以贯之的。更为重要的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围绕“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一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动力，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呈现出新的局面。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在我们党历史上，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提出了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要求。198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提出“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那种讲面子不讲真理，讲人情不讲原则，讲派性不惜牺牲党性的腐朽作风”，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从严治党”。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并对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八点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要全面从严治党，并上升到治国理政战略布局的高度，是因为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我们党只有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敢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才能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但这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从党的十九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的占百分之八十九点八。所以，要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着力查处的重点对象，把那些在党的十九大后仍然不知敬畏、胆大妄为者作为重中之重，深挖细查、严惩不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实践一再告诫我们，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常抓不懈、紧抓不放，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开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局面，把党的建设的这项伟大创举推向新境界。　　第一，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建设放到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四个伟大”中去考虑，这是对党的建设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把党的建设放到建党一百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中去谋划，更体现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把握。1949年，毛泽东同志把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并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执政70多年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考试是合格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是当之无愧的。尤其是新时代的10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我们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牢记这场考试远没有结束。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我们党一定要增强“赶考”意识，既要有“赶”的紧迫感、危机感，又要有“考”的责任感、使命感。　　第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在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情况下，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往往是灾难性的、颠覆性的。我们要汲取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历史教训，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　　第三，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历史和现实证明，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是一个固步自封、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标的政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一个要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如何使党内部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如何不断防范被瓦解、被分化的危险，就要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继续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真刀真枪解决自身的问题，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第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方面建设。要通过领导发展，深化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定要使群众得到应该得到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要使群众得到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不断有所增加。这样才能使群众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实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祖国的富强之道，也是自己的富裕之道，更加自觉地为之共同奋斗。这是我们事业不断发展并取得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全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所要求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来源：党建网  

从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风范看如何涵养坚强党性聂文婷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深切缅怀了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人格风范也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风范，是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的必修课。　　　　一、在砥砺理想信念中锤炼坚强党性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对党员干部来说，是有坚定理想信念，还是追求功利私欲，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行为举止。而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人格风范，正是蕴藏于其坚定的理想信念之中。　　坚定信仰不动摇。毛泽东曾自信地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　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为寻求救国济世的方案，周恩来反复推求比较，最终确定了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并笃信：“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刘少奇坚信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所以将共产主义事业当作“终身事业”。朱德立志与旧秩序决裂，千里寻党，后又亲笔写下“革命到底”以明志。邓小平早在苏联留学期间就许下誓言：我愿“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入党之后，陈云便立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无论选择理想，抑或坚守信仰，老一辈革命家用充满荣光的一生践行了“信仰认定了就要信上一辈子”的承诺。　       坚定信念不变色。老一辈革命家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也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的已经谋得理想职业，完全可以过上优裕的生活。但他们为什么仍要坚定地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能够始终如一？对此，陈云曾说：“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这些真正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入党、参加革命，绝不是为了自己的生计，更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为了帮助百姓脱离苦海。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从要解决“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到要改造中国和世界，使得“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老一辈革命家不惧艰难险阻，不惜流血牺牲，为的就是一个理想，靠的就是一种信仰，而这种坚持，最终也铸就了他们担当伟业、清正廉洁、取信于民、以德服人的崇高人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坚定的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就是要把坚定理想信念当作一辈子的事，常修常炼、常悟常进，无论顺境逆境都不忘初心使命，把人生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成就精彩人生。　　　　二、在不懈奋斗中锻造崇高人格风范　　奋斗，蕴含于老一辈革命家毕生的壮阔实践之中。一路风雨，一路辉煌，在不懈奋斗中，老一辈革命家树立起崇高的人格风范。　　敢于担当的主动精神。是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是衡量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试金石。老一辈革命家正是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1945年抗战结束后，面对蒋介石重庆谈判的邀请，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坚持认为：“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风险之大须以“弥天大勇”来担当，一句简单却坚决的表达，体现了一位领袖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的担当与格局。     　严守纪律的大局观念。共产党人旗帜鲜明讲政治，既要保持政治定力，不放弃自己符合实际的主张，更要恪守政治纪律，牢记“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之理。革命征程中，邓小平曾在中央苏区蒙难含冤，曾在太行山上煎熬搏斗，也曾因坚持正义而“三起三落”，但他始终胸怀大局，豁达乐观，不坠青云之志。每次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他都以顽强的意志排除各种干扰，心底无私为党工作，坚定不移推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实践，展现了一位共产党人对原则的坚守、对大局的维护。　　清正廉洁的公仆意识。老一辈革命家深知清廉是福、贪欲是祸，始终奉行“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的原则。当收到家乡父老寄来的土特产后，周恩来当即回信寄去100元钱，并随信附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如此“艺术”拒礼，既考虑到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又展现出共产党人廉洁自守的崇高境界。陈云曾对子女“约法三章”，教育他们要清白做人、低调行事、不搞特殊、不事浮华。讲原则不讲面子，讲党性不徇私情，这正是老一辈革命家铮铮铁骨见清廉的风范。　　高尚纯洁的道德操守。老一辈革命家是修身立德的典范。朱德平易近人，杨得志上将在回忆土地革命时期自己的军旅生涯时曾说：“朱德军长平时对人很好，有说有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骂过人，什么也难不着他，我们都把他当父母看待。”刘少奇曾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可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不仅体现了个人的风范和风度，更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道德风范。正是因为有无数“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共产党人，才构筑起了属于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共产党人要做起而行之的奋斗者，在摸爬滚打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真抓实干中发扬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在奋发有为中清廉自守、怀德自重，以强大人格力量锻造坚强党性。　　　　三、在弘扬优良作风中滋养坚强党性　　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形成了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形成并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过程，也是滋养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强党性的过程。　　理论联系实际。老一辈革命家是创立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典范。毛泽东始终注重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1929年，为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反对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领导和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明确阐释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内涵。经过整风运动，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全党确立起来，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的共产党人，要接续传承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周恩来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心系人民，对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热爱，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1958年7月，周恩来来到广东新会视察。一到新会，他便叮嘱地方负责人：“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在礼堂作报告时，群众很热情却被拦在会场门外，见状，他笑问：“为什么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周恩来曾谈到，“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其中的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跟随老一辈革命家的步伐，新时代的共产党人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道理，以此赢得民心、赢得时代，从而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的坚定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针对此前中央和地方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毛泽东指出：“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透过如此毫不隐晦的自我批评，可以看到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勇于担当、善于负责之勇气，敢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之决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应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不断躬身自省、检视自身，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　　真学深悟，才能笃定力行；正心明道，方能行稳致远。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崇高的人格风范，就要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当代共产党人要涵养坚强党性，就要在砥砺理想信念中加强政治历练，在不懈奋斗中加强实践锻炼，在弘扬优良作风中加强品质淬炼，从而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再立新功！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来源：2022第8期《党建》杂志

      8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宜昌市政府主办的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在宜昌举行。　　三峡日报全媒记者 王昌明 摄　　 三峡日报讯（记者雷鹏程）8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宜昌市政府主办的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在宜昌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主题，以线上线下形式进行深入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视频致辞。副省长、市委书记王立出席并宣布开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刘跃进作主旨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安德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剑澜，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泽江以线下或线上形式致辞。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张桂华主持开幕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斌，市政协主席王均成，三峡大学党委书记何伟军，六届市政协主席宋文豹出席开幕式。　　高培勇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以及围绕他形成的各种文化，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文化魅力，值得深入研究和传播。本次论坛主题既呼应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需求，又顺应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潮流，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希望这次学术研讨把屈原文化研究与对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的探究紧密结合起来，在实现屈原文化相关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方面积极探索，为加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同时认真研究屈原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价值、地位和意义，发挥屈原文化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　　刘跃进在主旨演讲中从屈原的家国情怀、屈原的美政理想、屈原的政治主张、屈原的文学意义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他说，屈原及其作品，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财富，也是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追求民族独立的人民的共同财富。我们纪念屈原、研究屈原，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从屈原那里汲取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广大专家学者相聚在屈原的故乡，讨论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让人感到非常亲切。我们将持续做好屈原文化研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在新征程上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史诗。　　安德明说，屈原及其文化，既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实；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其影响早已贯穿在历史的每时每刻，融会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民族精神血脉中最基础、最深沉的组成要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宜昌市政府共建屈原文化研究院，广揽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加盟，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发展“大文学观”的积极行动。我们将继续发挥文学所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探索综合运用基础研究成果来思考、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进一步推动文学基础研究的时代创新，加快新时代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　　陈剑澜说，屈原是两千年来中国诗人用以理解自身的文化记忆，其内在气质与人格力量，增加了古典思想的硬度，并垂范于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次论坛的举办恰逢其时，必将对屈原文化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与屈原文化研究渊源颇深，已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以本次论坛的举办为契机，深入挖掘和研究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让以屈原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马泽江说，屈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长江文化的明珠、荆楚文化的翘楚，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彰显中华文明内核的重要符号。作为屈原文化的发源地，宜昌一直是坚定传承者、积极传播者。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努力让屈原成为宜昌永恒的文化地标，把宜昌打造成屈原文化的权威阐释地、标准制定地、活动聚集推广地，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当前，宜昌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大力弘扬以屈原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化，加快建设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我们将充分吸纳广大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全力加快“一标三地”建设，为促进屈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宜昌贡献”。　　本次论坛包含开幕式、主旨演讲、学术交流、闭幕式等活动。开幕式上，宣布了屈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单、首批特聘专家名单，并举行屈原文化研究院三峡大学分院、秭归分院、廉洁文化研究中心、法制文化研究中心授牌仪式和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永久举办地揭牌仪式。活动中，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分别以线上或线下形式，作了主题报告、会议总结及研究展望。　　论坛开幕前，我市还举行了屈原文化公园开工仪式。该公园定位于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支撑，将以文化体验为核心，建设富有想象力和感染力的文化场景。公园选址于长江以南的磨基山片区，总用地面积约236公顷，核心区建设面积约66.4公顷，建设内容包括一座屈原书院、一组香草园林、一条文士学街、一组雕塑、一台戏、一个悬圃酒店、一个文化营地等，主要服务专家学者、文化爱好者、政务商务客人、市民、青少年学生、国内外游客等群体。　　市领导汪元程、周正英、张立新、刘丰雷、冉锦成及市政府党组成员卢斌、市政府秘书长李军参加开幕式或开工仪式。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知名高校及科研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湖北省宜昌市有关同志等参加上述活动。来源：中国文学网

　8月1日下午，参加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的专家分组交流。三峡日报全媒记者 王昌明 摄　　8月1日，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在我市举行。　　这是传承和弘扬屈原文化的一件大事，也是宜昌人民的一件喜事。　　短短一天里，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这一主题，交流学术观点，分享研究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促进屈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宜昌建设屈原文化“一标三地”，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举办文化论坛 彰显“宜昌担当” 　　屈原，一位让世代中华儿女年年记起的先祖，让历代文人士子朝诵夜吟的巨擘，其学为万世之师表，其德受万代之敬仰。　　屈原文化，中华文化的瑰宝、长江文化的明珠、荆楚文化的翘楚，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传播中国核心价值、彰显中华文明内核的重要载体和标志。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此次论坛的举办，为弘扬屈原文化搭建了重要平台，促进了屈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了屈原故里宜昌的担当。　　“本次论坛以‘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为主题，既呼应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需求，又顺应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潮流，具有很高的现实价值和文化意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说。　　他还认为，开展屈原文化研究，应紧密结合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做好成果转化；应进一步加强屈原文化的学习、阐释和传承，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有益的智力支持；应积极探索屈原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价值、地位和意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召开‘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对宜昌推进‘一标三地’建设有重要意义。”屈原文化研究院首批特聘专家代表，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相信，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专家学者，为弘扬和传承屈原文化贡献了智慧力量，将在屈原及楚辞文化研究方面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晰研究方向 共建“一标三地” 　　我市作为屈原故里，始终以崇敬之心、敬仰之情续写屈原精神血脉、延续城市文脉。　　尤其是去年，我市明确提出打造屈原文化的“一标三地”，大力传承弘扬屈原文化。　　“宜昌作为屈原故里，打造屈原文化的‘一标三地’意义重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大学副校长过常宝说，“权威阐释地”，能帮助宜昌汇聚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力量，形成学术研究高地；“标准制定地”，能帮助宜昌更好地把文化符号转变成社会经济活动；“活动聚集推广地”，能促进宜昌主动承担起跟文化研究相关的核心活动，把鲜明的城市形象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　　如何建设“一标三地”？我市迈出了重要一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共建屈原文化研究院。签署共建协议以来，双方就屈原文化学术研究、屈原文化传承与学术传播等核心问题进行多次探讨和交流，拟定了未来几年合作研究的方式。　　此次论坛上，宣布了屈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单、屈原文化研究院首批特聘专家名单，成立了屈原文化研究院三峡大学分院、秭归分院、廉洁文化研究中心、法制文化研究中心，并进行授牌。　　“论坛的成功举办为合作开了一个好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饶望京说，下一步将把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与当代文化建设、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深化和拓展屈原文化研究，推动屈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建文明与文化的新形态，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 　　重新认识屈原 回应时代召唤 　　论坛期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刘跃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Kern Martin）围绕大会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与会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分组交流，在重新认识屈原的基础上，探寻屈原文化的价值，以及屈原精神与当今时代的连接点。　　“屈原正道直行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追求美政的坚定信仰、九死不悔的底线意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塑造和文化建构”；　　“屈原赋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屈原是两千年来中国诗人用以理解自身的文化记忆。屈原的内在气质与人格力量，特别是其殉道精神，有补于儒道文化之不足，增加了古典思想的硬度，垂范于后世”……　　“屈原及其文化，早已贯穿在历史的每时每刻，融会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民族精神血脉中最基础、最深沉的组成要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安德明认为，对于屈原文化在当下的活态传承及其所兼具的世界文化交流与比较意义的讨论，以及立体、综合的屈原文化面貌的研究，还有诸多值得拓展或提升的空间。面对新的时代召唤，我们需要进一步整合力量，甚至重新思考和展开学科规划，围绕重大学术问题，组织多学科的交叉、合作研究，朝着屈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努力。　　我市也将认真学习吸纳各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积极推进屈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阐释、文化传承、精品创作、交流传播、价值转化等六大工程建设，为屈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宜昌贡献。　　三峡日报全媒记者 杨婧　美国学者柯马丁：用“文化记忆”解读屈原 　　三峡日报讯（记者郑延）8月1日下午，在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闭幕式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Kern Martin）以屈原和《离骚》为例，在线上作了《“文化记忆”与早期中国文学中的史诗》的主旨演讲。　　柯马丁表示，“文化记忆”对理解屈原和《离骚》这一早期中国伟大诗作的文化内涵颇具意义。屈原不只是以一个原型诗人的形象被纪念至今，更为重要的是，屈原形象所象征的民本思想和爱国情怀，维系了无数中国人的理想和志向。　　柯马丁认为，作为一种以多种文体类型存在的文献组合，屈原故事可以视为一种独特的史诗。如《离骚》应该是一套更宽广的“屈原话语”的一部，这套话语存在于散文、诗歌等多种文本之中。这一分散式的“屈原史诗”有如关于屈原鲜明个性的一组文集，这些性格特征构成一个类似神话般的屈原形象,寄寓着汉代文人怀旧的理想与处于转型时期的抱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建委认为，作为汉学家最早使用“文化记忆”理论的学者，柯马丁系统地用“文化记忆”理论诠释屈原，“他把屈原不仅仅看成一个个体，屈原背后是一个诗人群体，他们是楚文化的象征，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瑰宝。”　　据了解，柯马丁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亚洲研究讲座教授、美国东方学会副主席、美国哲学院院士，他的研究涵盖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历史、思想史等领域。徐建委表示，作为研究汉文学的西方学者，柯马丁对于屈原文化的相关论述意义重大，有利于推动屈原文化走向国际舞台，让全世界的学者更深入地知晓屈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分组交流一腔赤诚的爱国情怀 　　三峡日报讯（记者熊东华、通讯员邹雅婷）“他把橘的形象当成人的精神范式进行塑造和歌颂”“南北文化的合流和交融中，一个重要的媒介就是屈原及其《楚辞》”……虽然隔着屏幕，但线上专家学者的讨论却异常热烈。　　“屈原的作品呈现出浓厚的南方地域文化色彩。”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德华说，从南北文化地理角度来看，屈原“独立不迁”的南土情怀演化为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他对楚国最基本的态度和情感。王德华表示，屈原既是诗人也是哲人，他以“后皇嘉树”“受命不迁”的南土情怀独行于南楚，对中原儒家政治文化的吸纳与反思，取舍之间反映出了屈原立足南楚，融合南北文化的气度。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峰屹以《王逸<楚辞章句>的“楚辞”思想》为题做交流发言。他认为，王逸眼中的楚辞，与今天的普遍认知差距较大。王逸在注释《楚辞》时，采用经学“章句”的体例，揭示了《楚辞》的“讽谏”“教化”意义为其思想核心。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罗家湘在发言中分享了参加屈原庙活动的经历。他说，根据记载，全国各地共有屈原庙等纪念遗址60多处，集中分布于洞庭湖、鄱阳湖流域，这些都是屈原生前的主要活动范围。他说，在屈原的身上呈现出了严守底线、永不叛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无所畏惧、敢于斗争的亮剑精神和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牺牲精神，各地设立庙祀，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屈原精神。　　“橘的品格就是屈原的品格，橘的形象就是诗人的精神范式。”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赵敏俐从《橘颂》的解读说起，分析了屈原的独立精神和个人品格。在赵敏俐看来，对于屈原的评价，决不能仅限于爱国两字，充分认识屈原独立的品格与精神范式，是认识和评价屈原的根本所在。他说，屈原既坚持了完美的社会理想，又坚持了高尚的个人品格，最终为了践履自己的理想而献出生命，这就是屈原不朽的原因，永远沾溉后世的伟大力量。 一部中国文学的典范之作 　　三峡日报讯（记者宋潇潇）8月1日下午，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展开了讨论，观点新颖，见解深刻。　　“《楚辞·招魂》提到雷渊，《离骚》《远游》抒情主人公的神游，都能有雷神伴随的情节……那么，楚文化系统中的雷神有何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炳海的《论先秦楚辞及<山海经>对雷神的书写》，主要从雷渊与蒲昌海、雷泽与雷渊、雷神所处地域的两级分立等方面探讨了楚文化系统与文献记载的雷神有哪些异同。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熊良智、副教授邓稳的《阜阳汉简楚辞的时代与<楚辞>成书》围绕阜阳汉简“楚辞”的书写、阜阳汉简“楚辞”的源流以及《楚辞》的收录与编排展开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大学副校长过常宝认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为一种诗体文学形态，有其特殊的形成机制。楚辞文体是宗教仪式、赋诗言志、个体抒情的综合性产物。《诗经》的抒情功能在春秋时期因赋诗、引诗、教诗活动而中断，却被楚辞继承下来，并赋予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影响了汉代的抒情方式，是中国抒情文学最为直接的源头。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吴洋的《汉碑中的“楚辞”体文学》立足于汉代碑刻中保留有大量“楚辞”体韵文的角度，他表示通过对这些韵文的具体分析，有利于展现《楚辞》这一文学形式在汉代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屈原与杜甫，骚雅与诗史在元代上层与下层文人话语叙事中的流行实质上塑造着中国文学经典话语的典范。”西南民族大学讲师王猛带来的《“骚雅”与诗史——元代杜诗学中的经典叙》中说到，杜诗“诗史”说自晚唐提出，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与理论。元代文人常以杜诗“诗史”联系“骚雅”讨论文学创作、标准与价值。以杜诗比拟楚辞或诗三百，以“诗史”说的阐释讨论联系骚与雅来塑造新的文学风气。  一本流传千古的教科书 　　三峡日报讯（记者李鹏飞）8月1日下午，专家学者围绕骚体汉镜铭文，《天问》创作背景、结构等内容，进行了精彩交流，对屈原文化赋予后世的深远影响给予高度评价。　　“屈原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正英以《楚骚传统与汉代骚体镜铭的创作》为题进行了现场交流。徐正英认为，通过对产生流布于西汉早期至东汉初年最具代表性的“昭明铭”“精白铭”“ 姚皎光铭”“君忘忘铭”的重新释读，可以发现，汉代对楚骚精神中“忠信”思想和“高洁品格”的称扬。骚体镜铭在创作方式上也承袭了楚骚的修辞手法及句式特征，并进行了适当改造，以便于理解和传播。　　骚体镜铭的话题让专家们一下子活跃了起来。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树国以《从伍子胥图咏及吴国史迹论<天问>创作之若干问题》开展了交流。他认为，《天问》是屈原晚期被流放陵阳（今安徽省池州地区）的九年之间，见到春秋吴国神殿遗存壁画“呵而问天”的产物，从而很好解释了屈原“陵阳九年”楚辞创作空白的问题。　　随后，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曹建国以《<天问>“皆归身矢鞫”“后益作革”与屈原公均思想》为题进行了交流发言。他表示，古今关于“身矢鞫”“作革”的解说至为纷纭，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天问》的结构，二是《天问》所述大禹事迹。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皆归身矢鞫”“后益作革”都和禹、益叙事相关，是屈原为伯益遭遇的不公待遇鸣不平，反映了屈原的公均思想。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程苏东以《刘歆赋体观与其<遂初赋>》为题进行了交流。程苏东认为，晚周政治的动荡不仅带来贵族《诗》学传统的崩坏与布表《诗》学的形成，还导致了赋的创作主体从“可以为列大夫”的贵族转变为失志贤人，赋的创作机制、文体功能等随之发生变化，成为士人托物言志的理想文体。《遂初赋》正是这种赋学观念的具体实践，并通过对叔向形象的重塑强化了全赋“贤人失志”的主题。 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 　　三峡日报讯（记者何冠英）8月1日下午，在学术交流活动中，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进行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交流。　　“屈原文化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伟大的文学符号，也是优秀的政治文化符号。”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湖北省屈原研究会理事赵辉认为，屈原的政治理念，是他之前政治理念的总结。他将政治放在历史和当时诸侯国争霸的现实语境中去“上下求索”，建构了“美政”政治理念。中国当今的政治理念，与屈原的政治理念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弘扬屈原的政治文化遗产，对于今天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贾学鸿以《论先秦楚文献中的傅说书写》为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她表示，书写傅说故事的先秦文献，保存资料相对充分、认识角度比较全面的是楚国文献，说明傅说在楚文化圈被充分接受。楚文化包含了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化，尤其是精神层面、艺术层面、灵性层面的文化，契合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传承发扬楚文化，意义重大。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教授姚圣良从屈原对华夏远古祖先的认同、屈原对华夏历史文明的认同、屈原对华夏礼乐文化的吸收传承、屈原对楚文化的创新发展及价值提升四个方面，与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探讨。他认为，屈原文化的时代价值，展示了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楚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清初遗民在乱世中经历着与屈原相似的身世经历与心路历程，在创作楚辞学著述时亦将一腔忠君爱国的义愤之情与对屈子的同情之心倾注于注释之中。”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高晨曦以《清初遗民楚辞注本注释的求新倾向简论》为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她认为，清初遗民楚辞注本注释不再单纯地从王逸的经学视角与朱子的理学视角对屈子情志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勇于挑战经典，融会了新的体例、新的观点，为后世学人解读屈赋提供了更多的灵感。 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三峡日报讯（记者揭兴伟）8月1日下午，参加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徐兴无，湖北省屈原研究会顾问、省社会科学院教授毛庆等专家学者围绕“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展开了热烈讨论。　　徐兴无说，《楚辞》中的《九章·抽思》和《九叹·思古》出现了“三五”的古史念观，后人有“三王五伯”“三皇五帝”“五帝三王”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说均源自汉代的古史观念，具有不同的时代语境和解释意图。通过梳理，可见汉代古史观念的演进过程，也可见汉代楚辞学的经学立场。这些观念共同构成的思想史图景，也是经典的阐释场域。　　毛庆认为，屈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主要在深层次而不在表层、在观念而不在形态、在心理情感而不在理论言辞，具体表现形式分为三个层次：人格意识、忧患意识、民族意识。特别是在心理、意识、情感层面，唯屈原独有。屈原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诗之美、人格之美、理想政治之美，他的民本思想、对人民的爱，以及他刚直不阿、正言果行的品质，让屈原成为少数几位中华文化精神最杰出代表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少华认为，贾谊入楚，发现屈原、楚辞，将楚文化从诸多文化中突显出来，为汉王朝所接受。在“楚变汉”的过程中，西汉王朝的“文化身份”逐渐得以确认，推动了汉代文化的深度发展。西汉王朝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得以完成，最终形成了代表汉王朝“文化形象”文学、艺术形式。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孙尚勇表示，屈原用生命写出的《离骚》，以在努力实现天赋使命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历史回望和理性思考为推动力量，将作者的个体生命与楚国政治相联结，将作者独立不移的光辉人格与其所承受的文化精神相融铸，辅以哀怨的情感特质和批判的思想锋芒，书写了战国末期个体尊严面向世俗政治的忠诚、期待和不朽抗争，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作家文学的悲壮诗篇。来源：中国文学网

　六七月总是被盖上“决定人生”的印章。这时候教室里头顶的风扇“吱吱呀呀”转动着，摇曳着不安。一百多个日子被编上序号，整齐走来，等待检阅。一个女孩却丢下铠甲出逃了。　　　　学习的难度越来越大，窗前伏案奋笔于事无补，挫败的情绪慢慢累积，于是，我從第三名掉到十几名之后。我开始怀疑身边人对我指指点点的，为了逃避，我从上课睡觉演变成了恶劣的逃课。　　　　老师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爸爸面对我的变化目瞪口呆，也只是说：“我的女儿没有病。她只是还不适应，再给她一点儿时间。”　　　　去奶奶家的路坑坑洼洼的，窄窄的。爸爸的车摇晃了几个小时，面前出现了一栋两层建筑，白色的墙皮已经脱落大半，露出暗沉的红砖，撑着一顶瓦瓷。奶奶早就在门口等着了。奶奶问：“岚岚为什么不高兴啊？”我反问：“奶奶，您觉得学校怎么样呢？”　　　　爸爸和奶奶在房间里小声说了几句，隔着门，我听见他的失意浓厚得像奶奶泡的茶，他说：“过去我也有听说，但是没想到会发生在她身上。”　　　　爸爸和他的车失落地离去了。山风吹动树叶，日光粼粼地照下来。奶奶一声招呼：“岚岚，你看谁来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宪。”小宪把饺子放下，说：“韭菜馅儿的。”原来，一个人生活的奶奶一直被小宪照顾着。奶奶一边道谢，一边推我去送送他。　　　　傍晚的池塘，走得越深，蛙声愈发强烈了。扒开两片巨大的芭蕉叶，月光把一汪潭水照得发亮。我还来不及为眼前之景惊讶，就有人从上面的岩石跳下来，水花四溅打断蛙鸣。小宪说：“因为像一块跳板，大家都叫它跳水岩，每年夏天都有很多小孩泡在这里一次次跳跃。要试试吗？”不过是只身一跳的事情。然而很多事说起来容易，做的时候很难。最后，我还是放弃了。　　　　乡间小路，稻香晚霞，蝉鸣肆意。小宪突然开口：“可以说说学校的事吗？”我说：“为什么想知道？”他说：“我以后都没有机会经历高中了吧，有人说没有经历过高考的人生是一种遗憾。我想，这种遗憾对我来说是注定的。”我咬着嘴，向他编故事，在故事里，我是一个很受同学和老师欢迎的学生，多才多艺，这次不上学来乡下就是为了准备绘画比赛。我走得越来越慢，小宪回头看我，而我的眼泪却流了下来。他没有追问。　　　　我再一次来到跳水岩，掀开巨大的芭蕉叶，眼中顿时被萤火虫充满。四野寂静，只有蛙鸣和两个闯入的孩子。小宪问我：“你真的想好了吗？”心趋于平静，我已经有勇气完成一跃：“我决定了！”于是，一步两步，起跳，腾空，再被清水稳稳地接住，水花四溅。抬起头，水光粼粼，世界全然不同。蛙和花一定懂了，这个女孩已经重拾信心再启程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奶奶说的话。我问奶奶：“我回学校之后还会像以前一样吗？奶奶有过害怕的时候吗？”奶奶回答说：“前半生不要怕，后半生不要悔。”　　　　是的，谁的青春不彷徨？但是要记住：前半生不要怕，后半生不要悔。来源：青年文摘

　2022年中秋、国庆将至，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决策部署，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集中整治商品过度包装、“天价”月饼和蟹卡蟹券等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集中整治。 　　《通知》要求，加大标准宣贯力度。 　　深入推进国家标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及第1号修改单的宣贯工作；督促指导生产企业依法公开其执行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有关标准；对月饼生产等重点企业组织开展行政指导，督促企业合规经营，尽早贯标、用标和达标；组织召开生产食品、化妆品的直销企业吹风会，引导直销企业积极承诺、严格遵守限制过度包装的法律义务；加强限制商品过度包装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培训，强化基层执法人员对标准的理解和运用，提升执法能力。 　　《通知》要求，强化专项监管执法。 　　加强过度包装抽查检验，重点对月饼生产销售企业执行标准情况、在售月饼食品安全情况进行抽查；畅通举报渠道，充分挖掘线上线下各类线索，特别关注高价月饼以及酒楼、饭店定制或以文创等名义开发的高端礼品，从严查处过度包装违法行为。加强重点监管，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化，从食品安全、价格、包装、广告宣传等方面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组织开展专项网络交易监测，实施过度包装商品网络禁限售目录，督促电商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同时，持续曝光典型案件，将过度包装行为的行政处罚文书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依规在行政处罚文书网上公开。 　　《通知》要求，全面倡导绿色消费。 　　组织开展消费者评议，发动消费者监督，推动企业开发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包装设计，积极实施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同时，积极开展文化引导，宣传绿色低碳包装、简约适度消费理念和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制度，宣传过度包装对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危害，引导节日商品、节日消费回归传统文化本源。

孙中山小时侯在私塾读书。那时侯上课，先生念，学生跟着念，咿咿呀呀，像唱歌一样。学生读熟了，先生就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背诵。至于书里的意思，先生从来不讲。       一天，孙中山来到学校，照例把书放到先生面前，流利地背出昨天所学的功课。先生听了，连连点头。接着，先生在孙中山的书上又圈了一段。他念一句，叫孙中山念一句。孙中山会读了，就回到座位上练习背诵。孙中山读了几遍，就背下来了。可是，书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一点儿也不懂。孙中山想，这样糊里糊涂地背，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壮着胆子站起来，问:"先生，您刚才让我背的这段书是什么意思?请您给我讲讲吧!"       这一问，把正在摇头晃脑高声念书的同学们吓呆了，课堂里霎时变得鸦雀无声。       先生拿着戒尺，走到孙中山跟前，厉声问道:"你会背了吗?"      "会背了。"孙中山说着，就把那段书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       先生收起戒尺，摆摆手让孙中山坐下，说:"我原想，书中的道理，你们长大了自然会知道的。现在你们既然想听，我就讲讲吧!"       先生讲得很详细，大家听得很认真。       后来，有个同学问孙中山:"你向先生提出问题，不怕挨打吗?"       孙中山笑了笑，说:"学问学问，不懂就要问。为了弄清楚道理，就是挨打也值得。"来源：红色故事网

办公室不到20平方米，一把旧藤椅、一对沙发就是最好的摆设；他总说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  　　他们曾是刘少奇身边的警卫员、家庭保育员，在那个年代，他们与刘少奇朝夕相处。在他们的眼中，生活中的刘少奇是怎样一个人？昨日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12周年纪念日，在宁乡花明楼刘少奇纪念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杨淑梅、贾兰勋、于云德三位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聆听这三位老人讲述他们当年在少奇身边工作的故事。  　　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  　　今年已是77岁高龄的杨淑梅老人，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年，她才19岁。1951年，中央军委去山东招干，杨淑梅有幸入选，在中央军委保育院学习了8个月保育知识后，她被分配到了少奇同志家里。  　　“我做梦也没想到，刚从山东农村来到北京，就调到了中南海工作，更没想到会调到少奇同志身边，我感到十分光荣。”1952年6月的一天，杨淑梅第一次见到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第一次见到这么高职务的国家领导人，杨淑梅十分拘谨，可少奇同志第一声招呼让她感到格外亲切：“杨淑梅同志，欢迎你来我家工作。”杨淑梅激动地叫了声“首长”，刘少奇听了严肃地说：“不要称首长，要叫同志，我们都是同志，只是分工不同。”说完，少奇同志微笑着和杨淑梅告别，嘱咐她有什么困难只管说。  　　“少奇同志很清贫，生活非常简朴。”杨淑梅回忆说，刘少奇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他总说：“穿衣服也不能脱离群众，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平时在家里，刘少奇和王光美总是穿布衣服和布鞋子，穿得和工作人员一样。“王光美总是穿一身蓝色咔叽布衣服，洗得都褪了色。”每当工作人员穿一件新潮衣服，少奇同志都会好奇地看看，笑笑说：“啊，你的衣服比我的高级呀！”  　　“在少奇同志身边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心里只有工作。”1953年夏天，天气特别热，那时候没有空调，就连电风扇也没有，卫士们只能弄点冰块放在刘少奇的办公桌下；很多时候，少奇同志都是一忙几天门都没有出。  　　说起“难忘的春耦斋舞会”，杨淑梅对这段记忆印象深刻。上世纪50年代，中央办公厅经常在星期六晚上在中南海的春耦斋举办舞会、放电影，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有时会去那里跳舞。杨淑梅开始只敢站在舞场外看热闹，后来敢与男同志跳舞，最后杨淑梅还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请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和少奇同志跳舞！杨淑梅的第一个舞伴是朱老总，看到几位国家领导人都十分和蔼可亲，杨淑梅还大胆地邀请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少奇同志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