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一位传奇女性从深山走向海外，冲破封建束缚追求光明，带领儿孙一心向党，培养了我党杰出人物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毛泽东为她写下“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这位伟大女性，就是“革命的母亲”、蔡和森之母葛健豪。　　由武汉京剧院创作投排、以葛健豪为原型的京剧《母亲》，自2021年3月首演以来，先后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和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展演等，获第四届湖北艺术节“楚天文华奖”。今年，京剧《母亲》被推选为武汉市“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系列公益演出作品。“《母亲》在京剧现代戏的守正创新探索上功不可没，剧中不仅有戏曲的传统程式，更用开放的眼光吸纳了歌剧、话剧、舞蹈以及现代传媒的诸多元素，征服了观众。”文艺评论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仲呈祥这样评价。京剧《母亲》剧照。武汉京剧院供图　　在舞台上真情刻画“革命的母亲”　　“老骥伏枥志千里，我以我心绣大旗。”当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刘子微饰演的葛健豪，在舞台上铿锵有力地唱出这句台词时，湖北武汉琴台大剧院里掌声雷动。　　葛健豪被称为“站在党旗后面的伟大母亲”，她不是中共党员，却成为党史中的一段佳话。在葛健豪培养的蔡家儿女中，除了长子和次女早逝，其余全部走上了革命道路。京剧《母亲》将葛健豪传奇的一生，艺术地展现为休夫返乡、半百考学、携子留洋、创办女校等7个片段，通过对蔡家故事的真实还原和真情刻画，让现场观众深刻感受到，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中国最先觉醒的一批仁人志士，是如何与封建礼教斗争，又是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也让观众深刻领悟到，党的红色力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的历史必然。　　观众朱先生感慨：“今晚的演出，让人心潮澎湃。我印象最深的是全剧结尾处，‘摇摇篮的手摇动世界，摇醒了东方睡狮，摇来了中华崛起’的唱词，我更加理解了这个国家的苦难辉煌。这是一堂震撼心灵的党史课。”　　让古老京剧艺术更时尚更好听　　《母亲》由武汉京剧院创作演出，同时联合了来自湖北省京剧院、武汉爱乐乐团、江汉大学、武汉歌舞剧院等单位的艺术家和演员，组成强大阵容。　　作为革命题材的现代京剧，《母亲》在传统京剧艺术的基础上，结合了话剧、歌剧等的表达手法，并使用了多种新媒体手段，既保留了京剧传统风貌，又让古老的京剧艺术更时尚、更好听。　　全剧采用大型交响乐团伴奏，在恢弘饱满、细腻动人的音乐烘托下，舞台情境渲染愈加充分。“合唱队的加入也为演出增色不少，提升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的李国娇表示。　　剧中影视化的表现手法，也让观众印象深刻。比如，在向警予被捕的情景中，利用光影的快速切换，配合群舞和音乐渲染，回放了向警予与同志接头、传递情报、被特务包围、入狱等情景，创新舞台呈现形式。“没想到京剧的舞台可以如此丰富多彩，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借鉴，为古老戏曲增添了新鲜感。”戏迷赵先生说。　　今年，《母亲》推出的小剧场版本，已连演近20场。很多年轻观众专程来观看，感叹“大剧场版震撼，小剧场的演出更让人感动。”　　在一系列公益演出中，武汉天一戏院打造了“工字形”舞台，合唱队在观众身后唱响，许多观众被剧情感染，热泪盈眶。刘子微说，这样近距离的表演更有紧张感，“从妆容到表演细节，观众的要求会更严格。艺术源于生活，我们的艺术还要走到人民中去，这是小剧场的魅力所在。”　　到红色土地上贴近人物　　早在1978年，剧作家赵瑞泰就与蔡和森、向警予的儿女相识，被这个家庭的故事深深打动。2001年，赵瑞泰创作出以葛健豪为原型的话剧《母亲》，将这位伟大母亲形象第一次呈现于舞台，获得第十届文华新剧目奖。20年后，他再写京剧《母亲》。为寻求创新与突破，他查阅了数百万字的资料，拜访了近20位党史人物，6次到葛健豪的家乡湖南娄底双峰县实地收集素材。　　剧组也两次赴双峰县采风，在葛健豪的故居、蔡和森纪念馆，主创们探访革命先辈的足迹，一步步走近人物。2020年，刘子微首次到双峰县采风，在崎岖的山路上找到了“小脚老太”的感觉。在《母亲》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为贴近真实人物，刘子微以踩跷贯穿全场，艺术化地还原了葛健豪“一双小脚行走天下”的命运轨迹。　　今年6月，刘子微再次和青年演员们来到双峰县采风。站在葛健豪故居前，该剧蔡和森的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王墨说：“来到这里我才知道，回到老家后葛健豪过着这样简朴的生活，还坚持开办女校。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一站，感觉离人物更近了。”　　今年8月下旬，京剧《母亲》将代表湖北参加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亮相国家级舞台。“我们要用最好的状态、最佳的演出，把《母亲》呈现给全国观众。”剧组负责人表示。（李霞）来源：人民日报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好家风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党风政风、民风世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风建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焦裕禄以其淳朴的工作生活作风和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言传身教，在短暂的生命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家风故事。 　　以身作则：“朴素的土气，就是革命的正气。” 　　焦裕禄一生都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用过的一床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衣帽鞋袜也都是缝了又补，补了又缝，虽然破旧得厉害，还是舍不得换掉，同志们劝他换新的，他却说：“受灾地区群众比我更需要，目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咱要为国分忧，过几年紧日子。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整天想的是穿戴吃喝，不讲革命工作，那怎么能行呢？朴素的土气，就是革命的正气。等到国家富强了，群众生活富裕了，我自然也就穿好衣服啦！”焦裕禄患有肝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　　焦裕禄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想带爱人和孩子们一起回老家探亲。从一名贫苦的农民成长为一名县委书记，这在现在的人看来也是一件风风光光的事情。但他此行却异常简单，除了带孩子们给祖上上坟，就是看望了一些故旧亲朋。据焦裕禄的侄媳妇赵新爱老人回忆说：“1964年春节，焦裕禄回家探亲。那年，自己刚刚和焦裕禄的侄子焦守忠订婚，听说家里回来了大干部，于是也来看看。没想到，焦裕禄穿着一身土不拉几的灰大衣，脚上一双布棉鞋，一口博山腔，根本不像个干部！”朴素，是焦裕禄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焦裕禄作为兰考县的一把手，除了统筹指挥全县工作，还始终把自己作为群众的一分子，和群众一块劳动，一块唠家常。他曾说：“我们不是人民的上司，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和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他还说，“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里，他心里牵挂的始终是群众的利益，每次下乡，都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来都不享受领导待遇。可以说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通过深入交往，渐渐地群众就把他当作与他们一样的庄户人，啥话都愿意和他讲。焦裕禄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充分体现出一位优秀共产党员虚怀若谷的崇高风范。 　　严管子女：“啥是丢人？好吃懒做，贪图享受，才是真正的丢人。” 　　焦裕禄经常教育孩子们，不能因为自己是县委书记的孩子就觉得“高人一等”。母亲曾给大女儿焦守凤做过一件花色衣服，从小学一直穿到初中，不仅小了还满是补丁。那时候，正是小姑娘爱美的年纪，同学们都笑话她：“县委书记的姑娘穿的还不如我们呢。”她觉得委屈，便央求父亲给她换件新衣服。焦裕禄却板着脸说：“县委书记的孩子并不特殊，要说特殊，只能是更加爱学习、爱劳动，而不是爱攀比。”　　让焦守凤记忆最深的是，1963年夏天，她初中毕业，几家单位提出给她安排工作，话务员、教师、干事……一个个体面的工作让她心花怒放，但很快被父亲泼了冷水：“这些单位你都不能去，走出学校门就进机关门，你缺了劳动这门课。”焦裕禄把她送到了酱菜厂。焦守凤一天要腌上千斤萝卜，切几百斤辣椒，晚上，两只手被辣椒烧得火辣辣地疼，睡不着觉，只好起来打盆凉水泡手。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每天高强度劳动不说，还要挑着沉重的担子走街串巷吆喝售卖。焦守凤觉得丢人，哭过，闹过，但焦裕禄只认一个理：“别人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他对焦守凤说：“啥是丢人？好吃懒做，贪图享受，才是真正的丢人。”　　焦守凤工作以后，慢慢地理解了父亲。她以前对父亲的要求很困惑，凭什么焦裕禄的女儿就要比别人多吃苦呢？后来她处处吃苦，有时候还会被别人比较，她总是说，焦裕禄的女儿就应该这样吃苦。焦守凤所在单位有两次分房子，她都态度鲜明地拒绝了：“晚上回来能有张床睡觉那就是好的，我不要求多高的条件。”其实焦守凤家里的条件比较差，一家近十口人挤在两间平房里。焦守凤一辈子严格要求自己，女儿冯晓红下岗了，她想让妈妈向组织说说困难，哪怕帮她解决一个临时工也行，焦守凤把当年父亲焦裕禄告诫自己的话告诉她：“自己的路要自己走。”多年来，过得再苦再难，焦守凤也从没有向政府提出帮助和救济的要求。她说：“有困难找政府帮助，在焦家没有这样的风气。” 　　家风传承：“焦裕禄的家人这个称呼，你们几个做儿女的得当得起。” 　　焦裕禄病危时，省、地两级组织的干部问他：“你对后事有什么交代，对党还有什么要求？”他除了要求死后葬到兰考的沙丘上外，还特意叮嘱他的妻子说：“俊雅，不要哭，你要坚强，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我没想到我走得这么快、这么早。这么多年，你跟着我没少操心受罪。咱们还有两个老人、六个孩子，这担子都压在你一个人肩上了。你辛苦一点，要教育好孩子，多让他们参加劳动……困难会有的，领导上会照顾的，但你不要给组织上找麻烦，生活上要艰苦一些，不要伸手向组织上提要求。”　　在焦裕禄的影响下，徐俊雅对子女也是严加管教。她经常对几个子女说：“你们如果工作干不好，人家不会说你们是徐俊雅的孩子，而是说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焦裕禄的家人这个称呼，你们几个做儿女的得当得起。”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兰考刚流行装电话，在乡里当乡长的儿子焦跃进也兴冲冲地打算在家安一个，没想到这个想法遭到了母亲的坚决反对，徐俊雅问他：“你装个电话，是不是打算在家遥控办公呢？一乡之长你不跟群众同劳动，怎么了解群众的想法和困难？”虽然装个电话不是什么奢侈之举，但徐俊雅想的不是装电话的问题，而是这个举动背后的意味。在徐俊雅看来，当年焦裕禄当兰考县委书记的时候，用一双“铁脚板”走遍了兰考的乡村，焦跃进作为一乡之长更应该如此。　　徐俊雅始终不忘焦裕禄临终前的嘱托，“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你要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这是丈夫的遗训，也是焦家的家规。几十年里，徐俊雅坚持符合老焦这两句话的事就做，不符合的“说出个天来也不行”。后来，徐俊雅也做过县里领导，但她没有为自己或子女谋过半点私利。徐俊雅时刻用实际行动教育自己的孩子，将焦裕禄精神传承下去，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曾在焦裕禄祭日代表全家写过《给父亲的一封信》，信中说，“您去世后，我们一直记得您临终前的嘱托，日子再苦再难也没有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我们，同样也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面临着‘票子’‘房子’‘孩子’等种种生活中的难题。家中一样有人下岗，有人待业。虽然也有人当上了‘七品’县官，但大多数都在普通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我们无论过得好与不好，都记住您的教诲，靠自己本事生活。我们姊妹6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可以无愧地对您说，我们都是您的好儿女”。(王文凯)（作者系河南省开封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焦裕禄干部学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5集纪录片《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栏目播出。　　该片以宏阔的视野，讲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而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故事，再次诠释了这场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　　反映南昌起义这段历史的影视作品非常多，而且视角多样。在纪念南昌起义爆发95周年的当下，如何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叙述好，是个难题。据悉，《八一南昌起义》摄制组怀着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精心筹划，在认真研读南昌起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走访权威专家学者及朱德、贺龙等起义领导人的后人，千方百计地搜集挖掘鲜为人知的宝贵史料。难能可贵的是，摄制组寻找到了粟裕、萧克等南昌起义亲历者珍贵的原始声音、影像资料，增添了该片的可信度和观赏性。　　《八一南昌起义》以独特的视角，用“风云突变”“云集九江”“枪声响起”“英勇转战”“会师井冈”5个篇章生动再现了这场伟大起义。该片用大量翔实的文献和影像资料解答了一系列问题：面对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挥舞屠刀血腥杀戮的暴行时，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在众多城市中，起义为什么会在南昌爆发，并成为打响第一枪的地方？这其中经历了哪些决策过程？为什么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员的贺龙，担任了起义总指挥？为什么起义定在凌晨？为什么后来提前两个小时举行起义？为什么在没有友军支援、没有兵员补充、没有弹药补给的情况下，起义部队要长途远征广东？当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转战湘赣后，朱德如何保存起义部队最后的火种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八一南昌起义》真实客观地向观众呈现了南昌起义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真实反映了南昌起义的时代背景和残酷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努力还原了南昌起义从筹划、发动、胜利，到南下受挫，再走向新胜利的历史原貌。在此基础上，该片生动阐释了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此外，该片还展现了一大批珍贵历史档案——　　贺龙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发表的《告第二方面军全体官兵书》：“照得本部各军，富余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粤，只求主义实行……”这篇文献开宗明义地讲清楚我们起义部队是要干什么，向大家声明军纪。　　1927年1月24日，担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刘伯承在泸州发布的《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布告》，告示全体军民要听从指挥、服从整顿。泸州、顺庆起义在军阀的围剿分化下失败，却为之后共产党人发动武装暴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周恩来在起义部队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向党中央撰写的《向潮汕进军的问题》的报告。　　刘伯承亲手绘制的“由南昌到广东经过路线略图”。地图清晰而详细地标注了江西、福建、广东以及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可能经过的城市和道路，有些地方还用小数字标明了距离。　　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时，捐款给起义部队的收条以及回信。南昌起义胜利后，南昌各界人士掀起慰问热潮。收条的内容是：“今收到贵会慰劳革命将士捐款壹万元正。”回信的内容为：“昨日收存贵会转来之慰劳捐款，已由本会黄道、罗石冰两常委分别送交11军与20军两政治部主任领收代为分发。”　　1933年《红色中华》刊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每年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的相关文章。　　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该片在表现形式上与往期《国家记忆》栏目的纪录片有所不同，把主讲人出镜解说变成不出镜解说，主讲人的画面空间变成档案文献资料展示。这种处理方式让鲜活的文物档案说话，增添了纪录片的观赏性及历史厚重感。　　5集纪录片在对南昌起义作全景式展现的同时，突出了南昌起义功在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功在风云激荡炼初心、浴血荣光铸军魂；展现了“听党指挥，坚定信念”是人民军队建军大业基石的主题；彰显了新时代的人民军队肩负使命踏峥嵘、百炼成钢建伟业——八一军旗，屹立不倒！八一精神，永放光芒！　　纵观纪录片《八一南昌起义》全片，其史实准确，表述公正客观，是融史料文献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纪录片，值得细细品味。（作者：褚银）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趁夜晚出奇兵突破防线，猛穿插巧迂回分割围歼。　　入敌后把它的逃路截断，定叫它首尾难顾无法增援。　　痛歼敌人在今晚，决不让美李匪帮一人逃窜！　　这是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中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经典唱段，曾一度风靡大江南北，回荡长城内外。在我小时候看过的许多革命题材经典影片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奇袭白虎团》。今年年初，我去现场观看了经山东省京剧院第三次复排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深切地感悟到经典作品之所以能经得起岁月的沉淀磨砺，既是因其代代相承、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也是因其穿越时空、余音绕梁的艺术魅力。 　　传奇的剧情　　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根据人物原型杨育才的英雄事迹，参照《志愿军英雄传》中《奇袭》一文，由李师斌、方荣翔、李贵华执笔，后经编剧孙秋潮进行了艺术再加工的战争类题材现代京剧剧作。　　1958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提议创作一部表现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剧作，向祖国和人民献礼。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正是受周总理的提议启发，创作完成了这部传世之作的最早版本。　　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撤军回国，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在大连、青岛等地巡演，“最可爱的人”演“最可爱的戏”，广受观众好评。同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并入山东省京剧团。之后，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支持下，山东省京剧团对《奇袭白虎团》剧作进行重新打造，并于1964年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引起热烈反响。1964年8月，毛泽东观看了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奇袭白虎团》，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演员，并关切地询问了战斗英雄原型的情况。　　1972年，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在全国引起轰动。1990年，山东省京剧团正式更名为山东省京剧院。山东省京剧院曾于1993年和2010年先后两次复排《奇袭白虎团》。2020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山东省京剧院第三次复排该剧作，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这段伟大而光荣的英雄史。　　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原型发生在抗美援朝的金城战役期间。1953年7月13日，第68军第203师第607团侦察班在副排长杨育才的带领下，化装成美军顾问及护送的南朝鲜兵，巧妙通过多道岗哨，冲破南朝鲜军增援部队阻拦，迅速插至南朝鲜军白虎团团部附近，突袭白虎团团部，歼敌一部，缴获了白虎团团旗，捣毁了该团指挥系统，使部署于周围的南朝鲜军失去指挥，打乱了南朝鲜军防御体系，为志愿军第203师顺利完成金城战役第一步作战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该侦察班荣立集体特等功，杨育才个人被志愿军首长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杨育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该剧作以战斗英雄杨育才的故事为蓝本进行艺术创作，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侦察兵副排长严伟才率领侦察班，在朝鲜人民军联络员韩大年和当地群众的协助下，乔装改扮，直插敌人心脏，摧毁“白虎团”团部，生擒“白虎团”团长和美国顾问，策应主力部队，为夺取金城战役的全线胜利创造了条件。该剧真实地描绘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勠力同心，同朝鲜人民群众鱼水相依，战无不胜的人民战争历史画卷。 　　铿锵的语言　　《奇袭白虎团》13位主演演员的表演各有特色。正面角色中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的唱腔唱词，气息稳健流畅、音色高亢嘹亮，情动于中，如行云流水，且文武双全，个个都有绝招，突出了“最可爱的人”的可爱、英勇、机智、沉着，令人提神振气，产生强烈共鸣。即便是反派角色的表演也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奇袭白虎团》无论唱词还是说白，均以明快活泼的诗歌化语言，形成铿锵有力的节奏和优美多变的韵律，让人印象深刻。在语言唱腔艺术上，进行大胆的艺术创作，人物性格突出，身份得当。　　军事指挥员语言朴素平实，和蔼可亲。剧中的王团长军事部署严密，指挥艺术娴熟，一声号令排山倒海，“全军上下齐动员，急待任务把敌歼”；知己知彼，准确判断敌我形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炮弹安上眼睛狠狠地打”；关键时刻，告诫下级指挥员“兵贵神速莫迟缓，要准时捣毁它的指挥机关”。关政委善于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启发引导战士“不打无准备之仗”；激励战士对党要忠心赤胆，“革命者就应该气冲霄汉，毛主席的教导要谨记心间。纸老虎要当真虎打，千斤要当万斤担”；时刻准备打仗，不对敌人抱任何幻想，让“敌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它同样得不到！”这些生动形象的语言，艺术地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员高瞻远瞩、雷厉风行的高超指挥艺术。　　战地指战员语言简洁明快，直截了当。战地指战员久经战火的洗礼，其语言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同志们一路纷纷来争辩，只因为美帝真打假和谈。”通过争辩认识到对敌人的任何幻想都是没有用的，“美帝国主义惯用真战争假和平的两手来对付世界人民”“敌人是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对付敌人只能用战斗来解决问题，枪杆子里面有真理，“打败美帝野心狼！”体现出高超的军事智慧和斗争艺术。“弹上膛，刀磨亮，杀敌豪情满营房。单等冲锋号角响，尖刀直插敌胸膛。”这些提神振气的语言，突出地表现了战地指战员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精神。　　朝鲜人民群众语言温和友善，热情主动。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过来了，朝鲜人民“男女老少尽开颜”。志愿军侦察员与朝鲜人民载歌载舞，“中朝友谊花朵是鲜血来浇灌”。中朝人民友谊万古长青，“鸭绿江，白头山，唇齿相依，休戚相关。两国同饮一江水，两岸青山一脉连。”这些热情洋溢的语言，形象地塑造了中朝人民团结友爱、并肩战斗的鱼水情深。　　美李匪军语言阴险毒辣，卑劣凶残。美国顾问欺骗朝鲜人民“我们美国人是来帮助你们统一国土，还给你们带来了和平、民主、自由和幸福”。面对朝鲜人民的反抗，美国顾问凶相毕露叫嚣“我提醒你们：一个军人应该知道怎样去对付他们”，暗示白虎团团长命令李匪兵“把村里的房子烧掉，赶他们抢修公路”。在花言巧语被揭穿后，美国顾问示意白虎团团长枪杀崔大娘，镇压朝鲜人民的反抗，敌人的丑态终于彻底暴露。这些尔虞我诈的语言，深刻地揭示了美李强盗匪徒的虚伪、残忍和腐朽的纸老虎本性。 　　优美的舞蹈　　《奇袭白虎团》全剧最为人称道、最令人难忘的是其中的武戏和身段表演，既体现了古典戏剧的精华，又在现代京剧创作中形成新的创造。该剧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在于运用京剧传统表演程式和身段表现现代战争，充分运用和发挥了京剧武戏中翻腾跌扑的程式和技巧，还吸收了芭蕾的舞姿加以综合。该剧活用传统程式，灵活运用古典戏曲的“唱、念、做、打”等基本功，“手、眼、身、法、步”等戏曲表演技法，生动刻画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善战和侦察、行军、作战等军事活动，通过奇袭白虎团这一经典战例表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突出中朝人民勠力同心、坚持斗争、英勇顽强打败美帝野心狼这一反侵略主题。全剧舞蹈场面包括中朝军民大联欢舞蹈、侦察舞蹈、行军舞蹈、战斗舞蹈等。　　在第一场战斗友谊中，侦察小分队与朝鲜群众联欢的舞蹈场面优美祥和、热情奔放，富有朝鲜民族舞的特点，极大地增强了舞台艺术的表现力。　　在第三场侦察中，侦察舞蹈贯穿始终，将侦察员机智勇敢以新的手眼身法步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取得热烈的艺术效果。当侦察到美李匪军火烧安平里的消息，侦察小分队群情激愤，感同身受、同仇敌忾。　　第六场插入敌后和第八场带路越险中的行军舞蹈，是全剧的重点和难点，以高难度的舞蹈来表现任务的艰巨性和克服困难的严重程度，在跨越钢丝网、穿过地雷区、攀山越崖、飞越深涧等场次中，无论是扮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演员还是扮演美李匪军的演员，都通过新颖、轻巧、精准的肢体语言，绘制了京剧舞台上激越壮美的艺术情景，塑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足智多谋的英雄形象，反衬出美李匪军的狡诈凶残，通过舞台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在第九场奇袭匪巢中，侦察队员们的战斗舞蹈，以舞美的设计来表达激烈的战斗场景。整个场景广阔凝练，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现场感，即便置于当下也毫无陈旧感和审美上的违和。　　另外，该剧的配乐也颇堪称道。序幕和尾声中，《国际歌》的悠扬乐调适时响起，令观众激情高涨，掀起情感共鸣。第一场战斗友谊中的中朝军民大联欢，在展现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深情厚谊时采用的《桔梗谣》乐曲，让许多观众热泪盈眶，升华了美好的情感。　　全剧节奏明快，在悠扬乐曲的烘托下，将军事动作与舞蹈元素、京剧身段与武戏打斗融于一体，突出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正义之师、胜利之师，是为人民而战、为信仰而战、为真理与正义而战，所以能够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总是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　　作为一部波澜壮阔的武剧，《奇袭白虎团》不仅艺术成就卓越，而且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笔者家里的老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第68军服役期间，就曾现场聆听过战斗英雄杨育才所作的奇袭白虎团事迹的报告，老人谈及往事，仍然记忆犹新，心潮澎湃，壮心不已。今天，经典剧作《奇袭白虎团》依然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作者：司春燕）来源：学习时报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肖春飞、吴振东、潘旭　　85年前的8月13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历经重重苦难的上海，记录着日军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铭记着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全民族浴血抗战的历史。 　　大屠杀不限于南京 　　一个婴儿，在被日军轰炸后的断壁残垣中嚎啕大哭——这是淞沪会战中日寇暴行的铁证。　　1937年8月28日，上海南站被日机轰炸，摄影记者王小亭闻讯后马上赶往现场，拍下了这张震撼人心的照片。　　“彼时的上海南站位于上海老城厢的南市（现属黄浦区），远离战区，也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日军的轰炸完全是针对无辜平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唐磊说。纪念馆特意将这张照片制作成三维场景，照片中被轰炸后的废墟“延伸”至参观者的脚下。　　当时的国际舆论，也在谴责日军的无差别攻击。1937年9月9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了9月8日由上海开往嘉兴的难民列车，在上海松江遭到日机轰炸的场景：“客车五辆全毁，死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孺，受伤者更多，没有一个中国兵。上海难民又逢一次浩劫”，“轰炸以后，站内的景象至为凄惨，断腿残肢，血腥满地”。　　唐磊说，事实上，日军的大屠杀，不是到了南京才开始的，也不仅限于南京一城，就在1937年8月13日当天，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已经开始。　　日军挑起战端后，立即进占上海虹口、杨浦、闸北等地，封锁所有通往外界的道路。根据8月15日《申报》报道，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居民，“以祸起仓促，未遑逃避”，“（日军）将此无辜居民，以刺刀大刀屠杀，而以吴淞路一带被日兵所杀死者尤多，以致尸体堆积，血流成河”。　　10天后的8月23日凌晨，增援的侵华日军在上海宝山罗泾小川沙河口登陆后，沿途烧杀淫掠，在不到100天时间里，杀害平民2244人，占当时乡民总数的80%，烧毁房屋10948间，奸淫妇女数以百计，史称“罗泾血案”。　　距离淞沪抗战纪念馆20公里的日军登陆点，如今已被修建为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地，一块长22.44米的纪念碑寓意遇难同胞人数。纪念碑的几何形状墙体与地面融为一体，呈现出断壁残垣的形象，让人深感沧桑悲凉。　　“罗泾血案”的少量幸存者如今依旧居住在这里。年过九旬的张家英对记者回忆说：“鬼子过来后，把老百姓都抓起来，用绳子捆起来，牵到东面的大坟，然后把房子都烧掉，32个乡亲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后来，逃难回来的人收尸，发现32个乡亲中最大的82岁，最小的只有6岁。”　　另一名幸存者王佩英于2020年逝世。她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她亲眼看见日本兵到处杀人、放火，还目睹自己奶奶惨遭杀害。随后三个月里，她时而躲在废墟下的民房，时而躲在坟场，惊恐和饥饿让她瘦骨嶙峋、衣衫褴褛、头发苍白，成了“白毛女”。　　日军在其占领区为了进行大屠杀，每每先进行大搜查，凡遇青壮年男子，便抓去集中关押，集中屠杀，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1937年8月26日的《大公报》报道了8月25日的日军暴行：杨树浦平凉路同安里难民唐兆元等人“率领男女难民二百三四十名，拟往租界逃避”，当这批难民行经元昌路华美肥皂厂附近时，日军“将年青者百余名留下，坚不放行，立用机关枪扫射”。　　与屠杀相伴的是纵火。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南市大火整整烧了5天，劫后所余房屋，“完整者仅二千余幢”。1940年出版的《上海生活》第二期刊登了一篇《劫后南市巡礼》，讲的是一位目击者在“八一三”数年后重访南市，发现仍是一片凄惨景象——“只见一片瓦砾场，中间杂耸着断垣残壁，满目荒凉。虽然已被清扫过，街道也约略能看出，但已面目全非，什么街？什么路？都已不能辨识，我们只能利用我们的猜测，加以路旁的门牌，摸索着前进。沿路我看见的，除了已毁房屋外，便是那些已被搬拆一空的房子，样子恍如荒郊中的凉亭，也有些像养马的马棚，内中已空无所有了。”　　唐磊说：“日机在配合其地面部队进攻时，首先进行狂轰滥炸，将战区内的一切建筑物加以摧毁，使中国军队失去掩蔽之所。日军还有目的地对上海及周围地区的工厂、学校、房屋建筑及桥梁、道路等进行密集轰炸，就连手无寸铁的难民也不放过。”　　上海地区的制空权几乎完全操纵于日军之手。《日军侵华战争》一书曾做过统计，从1937年8月13日会战爆发至9月下旬，日军用于上海战场的飞机已达200架。　　日军侵华期间还设立慰安所。据统计，在上海的慰安所有172家，管理制度极其严酷，大批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历史学者估算，淞沪会战期间，上海死亡平民约10万至15万人。　　淞沪抗战纪念馆中，陈列着一把“侵华日军百人斩杀人屠刀”，这是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攻占南京途中进行杀人比赛使用的。1937年12月5日，侵华日军随军记者发出“杀人竞赛”新闻稿时，二人已各杀了89人和72人。5天之后，即12月10日，这两个刽子手已分别杀害了105名和106名中国人。此事被日本媒体所报道，成为日军侵华铁证。 　　上海民族工业遭遇毁灭性打击 　　“日商丰田纱厂唯恐中国申新纱厂在短期内恢复生产，派人至该厂，用重磅榔头将细纱车逐一敲坏，无一幸免……”淞沪抗战纪念馆内的史料，清晰记载了淞沪会战后日军对上海民族工业的疯狂破坏。　　就在派人进入这家工厂前，日军已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1937年10月27日，日军占领上海闸北后，即派出飞机对申新纱厂进行轮番轰炸，投掷炸弹十八九枚，使厂房全毁，工人死伤400人。　　20世纪30年代，工业的“齿轮”正带着上海飞速运转。到1937年6月底，上海共有工厂5515家。其中，棉纺厂数量约占全国43.9%，卷烟厂数量约占全国76.7%，发电厂装机容量占全国总量45.5%。同时，上海建有区域间最大的外汇市场、黄金市场、证券交易市场；从上海港出发，可通达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　　一个多月后打响的淞沪会战，彻底改变了这座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的发展轨迹，其经济在战火下遭受巨大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是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　　“如果说，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并成立所谓的‘满洲国’，其战略目的是制造一个战略大后方，进行物资、劳动力和兵员的储备，那么侵占上海就是为了掠夺上海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资源，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力图实现所谓的‘以战养战’。”唐磊说。　　“南市30%的工厂被毁，闸北100%”；“日军侵占区内的商店计有12915家，受损失者达70%”；“已有30余万工人失业，成为一无所有的城市赤贫”……1937年10月中旬，淞沪会战爆发2个月时，上海市社会局公布了初步调查后的数据。　　1937年到1945年，基础薄弱的上海民族工业面临毁灭性打击，企业经营者举步维艰，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分析说，8年间，上海社会经济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淞沪会战时期。持续三个月的激战，使上海工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作被打断，进入较为典型的战时经济阶段，相当部分工业企业撤出上海，辗转西迁到大后方地区。二是从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的孤岛时期。日伪经济和金融势力渗透进上海租界，中日间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有所较量，而在日军占领下的华界，社会经济属于殖民地性质，日军可随意征用经济资源，日资企业在各方面凌驾于华商企业之上。三是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的沦陷时期。这一时期整个上海均为日军占领，日伪统治下，上海商业体制和物流渠道紊乱，原有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被强制改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市民生活无以为继。　　对民族工业，日军实行多种形式的掠夺。造船工业、机器工业等具有直接军事意义的工业企业，将其变为军工生产基地；其余工业企业则以“经济提携”名义，通过“委任经营”“租赁”“收买”等方式予取予夺，“委任”之下，华资业主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受托的日资企业不但对工厂有经营管理全权，全部利润也归其所有。　　对市井生活，日军实行全面统制，导致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米粮消费市场和米粮集散地的上海，时常面临米荒。1941年12月，日军发布“办法”，规定上海不论个人、公司、团体等，对五金等5类物资，凡存量超过1000元以上，都必须向设在外滩24号的日领事馆申报，且“日本军于所申报之物资一部分，当可依据国际条法，以最适当之办法处理之”。　　一边是直接打击和没收，一边是另立名义掠夺财富。侵华期间，日军在上海大规模发行军票，充当其主要经费来源。军票一无发行准备，二无发行银行，三不用政府任何资金，仅承担印刷和运输费用。“‘三无’特征，充分暴露了经济侵略性和掠夺性。”据吴景平等学者研究，军票流通时间长达6年4个月，掠夺区域遍及华中和华南。　　史料显示，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上海物价共上涨了5490倍。造成如此恶果的原因，除军票外，还有更为无耻的行径——发行假钞。据统计，日军侵华期间发行假钞总额，相当于当时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初期2至3年的军费总和。　　交通银行博物馆馆长杨德钧说，这些假钞通过在上海租界购物、在租界出售以及在赌场混用等方式流入市场，扰乱中国经济，培养收买亲日分子，帮助扶持汪伪政权，同时为日军购买军需和战略物资，支付日本士兵的生活费。 　　对上海文化的疯狂摧残 　　“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摧毁中国之文脉，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均焚毁出版机构、破坏大学、占领学术机构、劫掠图书文物、残害知识分子……　　侵华日军带来的，不仅仅是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还有对上海文化的疯狂摧残。　　大夏大学创办于1924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校名取自“光大华夏”之意。1951年10月，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大夏大学文、理、教育学科与光华大学相关系科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夏大学名师云集、建筑宏伟、环境优美，享有“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之美誉。　　这么一座巍巍学府，却毁于日军炮火。1937年10月24日，日机轰炸大夏大学，“巍峨校舍，在日机轰炸与炮弹烧毁之下，多半成为灰烬”。　　《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一书记载：“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日机首先狂轰滥炸位于真如的暨南大学和东南医学院，前者半毁，后者全毁。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持志学院在日机的轰炸及炮击下全部或大部沦为废墟。自8月13日至10月15日止，上海已有14所高等学校被毁或被日军占领。与此同时，被摧毁破坏的还有27所中学、14所小学及8处社教机关，如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体育场、航空协会等……”　　据有关方面统计，淞沪会战期间遭受直接战争损失的中小学校共有272所。战前，上海有公共图书馆100余所，战后尚存的较大图书馆仅10余所，损失图书40万册。　　宝山区委常委、副区长孟庆源介绍说，长江入海口吴淞口，有名镇吴淞，历来为上海门户、外贸港口和军事要地，故近代上海又称淞沪。100年前，吴淞是不折不扣的上海“大学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医科大学等众多知名大学的前身都创立于此，1937年，吴淞尚有大学十余所，淞沪会战中，吴淞城区被日军夷为平地，诸多高校也一并损毁。　　“每当想起这段历史，都不由得切齿痛恨。”孟庆源说。　　日军一方面疯狂摧毁中国文脉，另一方面在占领区大搞奴化教育，将日语列为大、中、小学主课，妄图把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摧毁殆尽。　　淞沪抗战纪念馆收藏了一本特别的“战时日记本”。这是85年前，11岁的小学生苗戈跟随父母举家迁往重庆，就读于川中附小北碚小学期间写下的童年记忆，其中一篇是读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的感想，他写道：“我读《最后一课》的时候，觉得这位学生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正好读书，却去玩耍，对于功课毫无成绩。等到上最后一堂课，才知道以前荒嬉是不对的，再想用心功课，但是国土已破家已亡，祖国的文字是不容通用了。此种情形好不令人悲痛……”　　纪念馆内还有一处多媒体沉浸式体验区，通过实物模拟当时场景，让参观者仿佛置身于“八一三”时的上海——从一户石库门人家的窗外看去，被焚烧成断壁残垣的街巷，即便大雨倾盆，火苗犹在；突然间，飞机轰鸣声由远而近，投下炸弹，顿时地动山摇，房屋剧烈摇晃，玻璃碎裂，墙上挂的照片差点坠落……　　唐磊说，此处模拟的是当时上海一户中产家庭的住所，奋斗经年，生活富足，然而在日寇飞机下，所拥有的一切都朝不保夕、残酷破灭。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当年，一首《八百壮士歌》在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民中传唱。激昂的曲调穿越历史烟云，在茫茫江面上回响。　　这场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尽管军事失利，但这场战役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迷梦，为中国民族工业内迁、文教人员向后方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军民抗击侵略奋战到底的坚定决心。　　“人人抱着为国战死之决心，冲锋时不是剪断铁丝网，而是扑在铁丝网上，以让后来的踏在先冲上来的战友身上越入敌阵……”淞沪会战老兵陈凯荣的回忆令人泪目。　　从这处压抑的环境出来，登上纪念馆的一处塔顶。放眼望去，吴淞口一览无余，不尽长江天际流，近处是上海宝山邮轮码头，远处是长兴岛上的江南造船厂，还能依稀看见高楼林立的浦东陆家嘴。　　85年过去，脚下大地早已换了人间……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洛阳，地处黄河中游的伊洛盆地。这里群山环绕，风光如画，自古以来，此地除以“九朝古都”享誉中外，亦以盛产“洛阳牡丹”而名动天下。要讲述周公的故事，最好的地方莫过于洛阳，因为周公是这座城市的创始人。我们中华法系最古老的萌芽，许多极富中国特色的、曾深刻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重要特质，正是在那个遥远的周公时代，萌生自这片开遍了牡丹花的土地上。早在辅助武王伐纣前后，周公的脑海里，可能便已经充满了许多这样沉重的问题——那个外表强大的商帝国，因何缘故会忽然沦落到濒临灭亡的地步？而周这个向来偏处一隅、默默无闻的弱小部族，又因何缘故能骤然兴起？如果对现存的西周典籍，例如《诗经》《尚书》《周礼》《周易》中那些真实可靠的部分加以研究的话，我们便可以看出：对这些问题，周公悟出来的答案就是一个“德”字。推行“以德治国”，并期望营造一种“和谐社会”，是周公早年曾经憧憬过的一种美好的政治愿望。不过，这种美好的愿望，很快就被无情的社会现实粉碎了——周公摄政后不久，其三个亲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为争权夺利，竟然发动了一场兵变。在周公被迫亲自率师东征、动用武力恢复秩序之时，我相信，当时他的心里，一定浮起过一丝对“德治”的失望，而同时，亦必定会涌出许多对“适当暴力”、对“法律强制”以及对“法治”的重新思考。经过三年的惨烈战争，周公终于平定了这场手足相残的“管蔡之乱”。当时，出于治安控制和推行教化的考虑，周公便决心把西周的首都从镐京（今日西安市西郊）东迁到洛阳来。在得到周成王的同意之后，周公和召公便调集百工、大兴土木，未出三年，便将“洛邑”这座宏伟的新都兴建了起来。可能有许多人还不知道，自洛邑诞生之后，这座城市，就一直被人们称为“中州”“中国”。而三千年前，当这座被称为“中国”的城墙日渐崛起时，一种单凭“刑罚”不足以治国，单凭“道德”说教亦不足以治国，而应把“刑罚”与“教化”相结合、以“中正”的法律来治国的新思想，便已经在周公的头脑中开始形成。追溯起来，周公的这种种思想，毫无疑问，正是日后我们中华法系种种中国特色传统的一个最初始的起源。笔者认为，周公在历史上的最伟大成就，就在于他第一个运用了“求天地之正中”式的城建理念和建国理念，对法律的本质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周公当年在此地“制礼作乐”并推行了法律改革——“制礼作乐”即现代所谓的“立法”。据我所知，在这方面，周公杰出的贡献，就是创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法律体系——“周礼”。乍看起来，“周礼”的内容十分庞杂，它既有分封制、等级制、职官制等类似今日的政府组织法方面的政治制度，又有传统的刑罚制度和新创的宗法制度，还有许许多多繁文缛节、形式琐碎的宗教祭祀仪式制度等。这套远古的“礼制”“礼法”，其实正是我们中华法系最伟大的萌芽。三千年前，周公正是在这里，提出了光耀千古的“明德慎罚”的司法改革主张。据《尚书·康诰》记载，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后，曾派遣自己的幼弟康叔去卫国（今河南、山东一带），管治殷商叛乱的遗民。临行之前，周公曾手执康叔之手，对康叔进行了一番关于“治国之道”的谆谆教诲。在那篇《康诰》的开头，周公说道：你的先祖文王，能做到“明德慎罚”，用可用之人，敬可敬之人，而刑可刑之人。然后，周公又对康叔说：第一，什么是“明德”？教殷遗民“作新民”“有叙”（守秩序），你自己要“爱民若保赤子”，把人民当作婴儿般来爱护，有病替他医治，无害的则顺其所欲，这就是“明德”。第二，什么是“慎罚”？殷遗民若因无心之失而触犯了法律的，其人有悔改之意并尽力进行补救的，虽其罪行造成的损失较大，也不可杀。对于“要囚”（即特别重大的案件），你要静思五六日，甚至郑重思考十天、三个月，才好作出决定。而判刑时，你要“勿替敬典”，即不要以个人的喜怒，去随意更改法律的规定，要谨守“常法”（即“中正”的法律），这就是“慎罚”。从这篇《康诰》里，我们可以看出：周公不仅继承了大禹的遗风，对被征服的民众的权利、自由都表现出相当的尊重，而且，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系列类似现代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对罪犯要区别对待”、要遵守一定的“司法程序”、要实行“教化主义”等司法公正的明确主张。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  

王世绍已94岁高龄。他的人生不简单。　　60多年前，他放弃了上海的优越环境，随校西迁，来到西安；近30年，他坚持捐资助学，总额已超百万元；现在，他依然在慷慨解囊，积极资助贫困学生。　　近日，王世绍被评为陕西省第六届道德模范。精神矍铄的他笑呵呵地说：“我是一名老党员，我还要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王世绍是西安交通大学原纪委副书记。当年一来到陕西，王世绍就决心扎根这片黄土地。为响应国家干部下乡带领农村建设的号召，他深入贫困地区，足迹遍布三秦大地。“当时在山区，看到一个人一个月平均连半斤米都吃不上，我真是忧心如焚啊。”王世绍说，他当时想，直接的物质捐赠是杯水车薪，不能只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只有普及教育，让孩子们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才是长远之计，才能给他们希望。　　从此，一颗为贫困孩子铺就教育路的种子，在王世绍心中深深埋下。　　20世纪90年代初，王世绍开始向希望工程捐款。他先后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陕西省、西安市实施希望工程办公室，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与贫困学生结对子等，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而捐助的资金都是老人一点一滴攒下的。“他这一辈子省吃俭用，饭桌一用就是四五十年，甚至不给自己的孩子们准备嫁妆彩礼。”王世绍的爱人仇启真说。　　离休后，王世绍夫妇一起住进了养老院，除了吃饭和采购生活必需品外，两位老人勤俭节约，将离休工资存下来继续资助贫困学生，支持他们接受教育。王世绍说，他和老伴儿客观“评估”了自身身体情况，决定每月自留1000元用于日常生活开销，其余全部捐出来。“孩子们有了知识、有了文化，才能为国家作贡献，国家发展才会更好。”王世绍如是说。　　这些年，王世绍老人一直毫无私心、真诚热切地帮助和资助着贫困学生。2010年开始，西安交通大学仲英书院的贫困学生每年都会收到来自王世绍老人的资助，直到完成学业。到2017年，20多名贫困生因为有了老人的资助，学业有成。“我资助的第一个学生，每年暑假都参加公益活动。第一届资助的3个学生，两个考上了研究生，其中一个考到了清华。”说到这些，王世绍脸上满是自豪。　　当年埋下的种子，经多年生长，已长成参天大树。　　2017年，王世绍设立了王世绍助学金，用来帮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但品学兼优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不仅如此，他和爱人还拿出50万元捐赠给西安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奖励仲英书院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截至目前，王世绍给西安交通大学助学捐款90多万元，加上给希望工程的捐款，捐款总额已超过百万元。　　除了资助贫困学子外，王世绍还连续多年对地震灾区、山区小学、农民工子女等进行捐助。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向灾区捐款4000元，交纳特殊党费500元；玉树地震后，他向灾区捐款1000元，并通过西安市实施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3000元用于在玉树灾区捐建书库。　　矢志不渝践行西迁精神，王世绍老人默默地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用一颗善良质朴的心，用几十年的执着和奉献，点亮了寒门学子求学的道路。（记者 李妮）来源：陕西日报  

作者：张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说：‘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山中贼”是有形的，而“心中贼”是无形的；有形的敌人让人警觉，无形的敌人却容易使人麻痹。不少“落马”干部也曾经在困难和危险面前“横刀立马”，但最终却在与私心杂念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初心使命淡化，忘了戒惧、失了气节、丢了信仰，陷入腐化之路。　　心中有“贼”，“行”上就会走偏。心中有了懈怠的“贼”，行动上就会“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甘心做安稳官、太平官，失掉了斗争和担当精神；心中有了投机的“贼”，就会碰到问题患得患失、讳疾忌医，为个人考虑得多、为群众考虑得少，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心中有了骄奢淫逸的“贼”，就被贪欲迷乱了心智、扭曲了行为、突破了底线，逐渐滑向堕落的深渊……　　思想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松一尺。党员干部必须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　　因此，要时刻秉持敬畏心。心有所畏，方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四有”书记谷文昌常对身边人说：“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谷文昌去世后，爱人按他生前交代，拆除家里电话上交，“活着因公使用，死后还给国家”。一部电话映初心，只有对权力心怀敬畏，才能两袖清风来去；只有对人民心怀敬畏，群众心头才有一份敬爱。谷文昌同志身后被称作“谷公”，至今被当地群众铭记于心，就是最好的证明。党员、干部唯有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始慎终，才能行稳致远，走好从政路、人生路。　　要时刻秉持公心。“不私，而天下自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杨善洲同志退休后上山种树，“前面烤着栗炭火，后面积起马牙霜”。面对不解，他一句“有人说我是自讨苦吃，其实你们不知道我有多快乐”，令人动容。杨善洲的“乐”，是共产党人把人生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的“乐”，是把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作为自己最大幸福的“乐”，无数优秀共产党人以“先忧后乐”的实践证明，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小我”走向“大我”。　　破“心中贼”是共产党人必须修好的“心学”，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必须落到实践中。党员干部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将自己的“心”置于斗争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在千锤百炼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努力做到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展现共产党人崇高的价值追求。（张璁）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