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3日6时，伴随着猛烈炮火，红石镇（今位于吉林省柳河县）伏击战正式打响。炮火急袭后，东北民主联军指战员顶着寒风，对当面敌人发动勇猛冲击。这场战斗仅仅持续了10个小时，却诞生了一个惊人的纪录——敌我双方人员损失达到25∶1。东北民主联军以阵亡7人、负伤319人的代价，给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的部队以毁灭性打击。 　　定下决心　　1947年3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和国民党军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的较量走到最后阶段。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调集11个师约20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对临江地区发起第4次进攻。担负主攻任务的中路部队约10个团，其主力是第13军第89师，另有第54师、第2师、新编第22师、暂编第20师等各一部。3月27日，国民党军发起攻势后，左、右两路部队行动谨慎迟缓，中路第89师却呈冒进之势。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在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仅有第3、第4纵队的4个师，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面对国民党军咄咄逼人之势，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辽东分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了辽东分局和辽东军区直属机关干部会议。参会人员一致认为，无论战争多么残酷，都要打下去，只能打胜，不能失败。陈云反复问参会人员，对这样的决定后悔不后悔，大家一 一表态“不后悔”。　　3月31日晚，辽东军区第3、第4纵队领导在第3纵队指挥所四道沟子研究作战计划。会议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方案：一是首先歼灭国民党军暂编第20师，因为该师属于国民党滇系部队，战斗力一般，且处于战线外侧，易于歼灭；二是歼灭第89师，因为该师是主攻部队，一旦将其消灭即有可能粉碎敌人进攻，且该师刚从热河调来，对附近气候地形等情况均不熟悉。经过激烈争论，上级最终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　　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部署为：第3纵队第7、第8师，第4纵队第10师（欠1个团）担负围歼任务；第3纵队炮兵团配属第7师作战，辽东军区炮兵团和第4纵队炮兵团配属第10师作战，以上部队合计21000人左右。第3纵队第9师等部队控制湾口镇等地，阻击国民党军增援部队。 　　示弱诱敌　　4月1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89师第266团一个营进至红石砬子，第89师主力和第54师第162团随后跟进。同日，东北民主联军第8师第23团第3营和第10师第29团第3营进至红石砬子西北高地，与敌发生接触性作战。为将国民党军引诱至红石镇地区加以歼灭，东北民主联军故意分散展开，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敌人，并且仅使用轻武器，只后退不前进，在转移阵地时，也故意显得混乱慌张，造成是地方部队或者是游击队的假象。　　国民党军看到这一情况后，判断当面东北民主联军部队是在掩护主力转移，于是一路紧追不舍。4月2日14时，国民党军进至红石镇、油家街一带。当日15时，国民党军发动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再次撤退。黄昏时分，国民党军就地宿营。由于对东北地区气候不适应，加上轻敌大意，国民党军没有构筑任何防御工事，没有进行最起码的战术展开，对前进道路两侧的制高点，如兰山主峰、红石镇东南高地等均没有派兵控制。　　在此前后，东北民主联军广大官兵克服极端寒冷气候的影响，借助黑夜和积雪掩护，在红石镇周边隐蔽展开。第3纵队第7师为右路，首先在二道沟、小城子、马家店地区展开；第3纵队第8师为中路，坚守歪头砬子、严家街、李家油坊一线，做好向红石镇突击的准备；第4纵队第10师为左路，首先在小堡、高丽道子、张家街地区展开。三路部队隐蔽行动，从两翼悄悄迂回，占领关键高地，对当面国民党军形成四面合围、居高临下的有利态势。　　4月3日凌晨，东北民主联军完成对国民党军第89师和第54师第162团的包围，3个炮兵团跟随步兵隐蔽开进，一直前进到距敌前沿仅1000米到3000米的阵地，做好射击准备。6时，3个炮兵团同时开始炮火急袭。数十门重炮和数百门迫击炮，瞄准国民党军炮兵阵地，连续进行了约10分钟的摧毁射击。由于缺少防备，国民党军毫无还手之力。后来被俘虏的第89师副师长张孝堂承认：“你们真行，没想到你们这么厉害，几分钟的工夫，就把我们的部队打得稀巴烂。”东北民主联军的3个炮兵团随即转移火力，支援步兵第7、第8、第10师的进攻。 　　突击决胜　　趁国民党军惊魂未定之际，东北民主联军步兵立即发动迅猛突击。7时，第8师占领歪头砬子主峰阵地，关闭了敌人的前方大门。8时左右，第7师攻占野猪沟、梨树沟、八宝沟、六盘家子及以南高地，把敌人压迫于兰山脚下。第10师攻占了高丽道子、小通沟、西腰沟屯及周围高地，师警卫营在瓮圈岭与第7师取得联系，封闭了国民党军向西南方向的逃路。在此之后，东北民主联军以油家街为中心，在方圆30公里的范围内向国民党军纵深进行渗透穿插，分割围歼。　　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兰山方向溃逃。东北民主联军各师缩小包围圈，迅速向兰山、红石镇、油家街、张家街以西推进。3个炮兵团紧跟步兵向前转移阵地，在有效射程内，以最快的射击速度、最猛烈的火力，对准敌人的密集队形，实施拦阻射击。13时左右，第7师占领兰山主峰，第10师攻占大花斜及其以西高地，完全切断国民党军逃跑道路。　　一些东北民主联军指战员后来在回忆中，对当时战斗情形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国民党军）指挥官根本掌握不住军队，人喊马嘶，鬼哭狼嚎，汽车、马车、小炮、大炮为了夺路，横冲直撞，挤满了道路原野……”“枪弹暴雨般向敌群扫射，战士们踏着过膝的积雪，迎着刺骨的寒风向敌人奋勇冲击……”　　官兵在勇猛冲击的同时，灵活使用心理攻势。许多战士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一些解放战士也跟着喊：“我们是195师解放过来的，共产党确实优待俘虏，缴枪不杀，这里待我们很好，你们快过来吧，如果顽抗到底，那就是死路一条。”看到败局已定，大批残余国民党军放弃顽抗，纷纷从山洞、山沟、雪窝中走出，按照指定路线到俘虏群中集合。当日16时，红石镇伏击战结束。　　红石镇伏击战仅仅用了10个小时即大获全胜，共击毙国民党军660余人，俘虏7500余人。东北民主联军仅阵亡7人，负伤319人。此次作战，东北民主联军还缴获各种火炮96门、火箭筒33具、枪支3439支（挺）、汽车23辆、军马613匹、电台10部。来源：学习时报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抵达江西大余后，在这里整编部队和整顿部队的党、团组织。图片源自《朱德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南下失败后，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向赣南进军途中，为保存革命火种，相继在天心圩、大余、上堡， 三次对部队进行整顿、整编和整训，史称 “赣南三整”。 　　天心圩：整顿思想 　　10月下旬，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边打边走，跨过闽赣边界，经过筠门岭，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不仅饥寒交迫，而且还被失败情绪所笼罩。一些经不起失败考验的官兵相继不辞而别，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离队。　　朱德回忆：“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于是，我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　　在当时的军人大会上，朱德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分析了革命形势：“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当时，有人向朱德提出“我们该怎么办？”朱德回答：“打游击呀！”有人接着大声说：“站不住脚哟，反革命天天跟在屁股后头追……”朱德解释说：“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接受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努力干起来，争取胜利。你们愿意革命的跟我走，我们必须重新把部队编制一下；没有战斗任务和指挥任务的干部，如果不愿跟我走，可以向我说明，准予回家。私开小差是很不安全的。”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我有打胜仗的经验，也有打败仗的教训，我们这支小革命部队，以后不与敌人再打硬仗了，而是巧打智打，并在所到之处与农民结合，专打地主豪绅。总之我们以后的情况会慢慢地好起来，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　　陈毅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　　这次军人大会之后，又有一批革命意志薄弱的官兵离开队伍。当时聆听朱德讲话的杨至诚回忆说：“朱德同志的讲话，既平易，又简单，却讲出了很深的革命道理。在这革命失败后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他的讲话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我们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我们的革命信念。我们觉得心里开朗多了。”　　陈毅也回忆说：“朱德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的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台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　　天心圩整顿，使部队官兵的思想认识得到统一，革命精神得到振奋，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这次整顿，成为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 　　大余：建新制度 　　10月底，部队到达赣粤边大余地区。这时，正如朱德所预料，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桂、湘系军阀之间的混战。朱德利用这一机会，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党、团组织整顿和部队整编。　　整顿和整编之前，朱德主持召开了一次全体军人大会。这时，由于沿途与敌军作战的损失，加上又有一部分官兵离队，部队只剩下八九百人。朱德知道这些官兵都是淘汰泥沙后的真金，是全军的精华，是宝贵的革命火种，因而他充满信心地说：“同志们，我原来是想有两百个人能同生共死，就能胜利；现在我们有好几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都不能消灭我们！”朱德还详细地分析了蒋桂混战后的局势和这支部队的前途，并着重强调要保存这支革命的有生力量，就应该依靠农民群众开展斗争。他说：“现在，我们是在退却，大家都拖得很苦，但办法还是有的。在这一带活动的是滇军。滇军，我熟悉，他们和蒋系、桂系是有矛盾的。我们只要能很好地掌握这个矛盾，一定能想出办法来……只要大家一条心干革命，胜利就是我们的！”　　接着，陈毅开始对部队中的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成立党支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1937年，朱德回忆此次整顿时说，“把干部弄成教导队，组织了党的支部，建立了连的指导员、政治部、支部书记……”后来，朱德又回忆道：“那时党员比较多，把党的组织加以整顿以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就依靠他们去巩固队伍。”　　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部队也进行了整编。为了利于指挥和作战，“军、师、团”建制被取消，部队改编为1个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整编期间，还有一批钨矿工人参了军，扩充了力量。朱德回忆：“我们占领了江西西南部的钨城大余，休息一个星期，进行整编，号召农民和钨矿工人志愿参军。北伐时，原铁军第4军在这里还留下一个运输站，存有几百套被服和其他军需品。站上负责人把物资都交给我们，而且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还有几百名工人和农民参了军。”　　通过这次整顿和整编，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已成为一个团结稳固的战斗集体。正如朱德所说，正是由于加强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我们的同志个个像只老虎，我们的队伍经过千锤百炼，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坚不可摧的钢铁部队”。 　　上堡：整纪整训 　　11月初，朱德、陈毅率部来到赣南崇义县西南的上堡地区。这里是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在这里，朱德、陈毅继续对部队进行整训，主要是整顿纪律和整训部队。　　当时，部队奉命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朱德和陈毅采取有力措施整顿旧军队中的不良制度和作风；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官兵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部队还开展了新的游击战术的军事训练。　　朱德从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他提出，在今后的武装斗争中，必须思考“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新战术问题”。由朱德口述，部队编写了新的训练教材，提出了诸如“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等战术原则。据朱德的回忆，当时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朱德精心讲授了第一课。课后，他将学兵带到训练场，把全队分为两个连，进行对抗演习，并亲自担任进攻连连长，组织士兵按照新的队形练习动作。在以后的训练中，朱德经常到训练场亲自指挥、讲解和示范。　　通过这次整训，部队有了铁的纪律，步调一致了；学会了新的游击战战术，增强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本领。部队根据朱德的指示，在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的地域，开展游击战争，实行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历史证明“赣南三整”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建军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经过整编、整训，南昌起义军余部保存了一批经受过严峻考验、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骨干力量，作战形式上也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为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庹平）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早在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就提前着手在南京、上海等地抽调老区干部、招募学员组建西南服务团，跟随主力部队一起解放西南、建设西南。但即使未雨绸缪，与西南繁重的任务和广阔地域相比，这些人员还是远远不够。邓小平指出：“这次去西南，主观力量从上到下都不够强。”　　加强现有干部的训练和团结。邓小平始终把进军西南的六十万部队作为治理西南的主要力量，提出干部的主要来源靠部队。因此，在大规模对敌作战结束以后，“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大量干部必须立即下乡”，为农村的土地改革做准备。当时提出正规军实行彻底分散的方针，采用包干制，规定“一个师负责一个专区地方工作”，指出如此才能解决干部问题，并可集中全力剿匪，发动群众。西南以部队干部为主体的干部队伍大都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礼，具有较高的革命觉悟和组织纪律性，但也存在一些缺点需要加以克服，才能更好地实现从战斗队到工作队的转变，完成农村繁重的治理任务。为了整顿干部作风、提高现有干部能力，邓小平提出“提高‘六十万’，即是提高我们现有的六十万部队的质量”的任务，整训的方法是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专门的工作检讨会议和举办训练班。西南干部还面临内部团结的问题，这是由西南干部构成的复杂性造成的。邓小平在进军西南以前就预估到这一问题产生的可能性，并提前给干部们打了一剂预防针，称之为干部“会师”。他指出：“去西南工作的干部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分，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分，而外来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全国各大解放区的不同经验与作风。”根据这种情况，他要求每个同志都应自觉注意团结问题，否则力量本来就不够，如果内部不团结，力量就会进一步削弱。　　有计划地从当地培养选拔农民干部。邓小平指出：“西南人民的彻底解放，只有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相对于军队干部、外来干部和城市下派干部，培养大批本土农民干部是着眼农村长远治理、巩固农村政权的治本之策，也是在农村干部急缺情况下的务实办法。在农民干部培养选拔上，邓小平注重通过农会去发现、锻炼农民积极分子，要求西南各地在屯粮和剿匪反霸的斗争中组织强有力的农民协会。由农会开办大量训练班培养农民干部，挑选其中最好的当农会组织员，派他们下乡去负责乡村农会的组织工作。但是，从农民中培养、选拔干部毕竟需要时间，在农村工作急需用人的情况下，邓小平主张可以使用农村中原有的进步力量，如小学教员、贫困知识分子、开明士绅等。他指出，要大胆利用保甲和知识分子，“把工作表现积极、与群众有联系的提拔起来，不好的洗刷下去，不行的调去训练”。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  

　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起至1949年4月24日结束，历时6个月20天，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城市攻坚战。此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和地方保安团13.5万余人，结束阎锡山对山西38年的统治，为我军进军大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权时制宜，控制外围要点。太原城位于晋中平原北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民党为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在太原城修建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并在防线上修建5600余个碉堡。蒋介石还空运4个团1.1万余兵力和大量物资支援阎锡山。中央军委决定由徐向前、周士第指挥以华北军区第1兵团为主的18个旅11.5万余人，于10月18日发起对太原的进攻。　　正当我军逼近太原城郊、进行战役准备时，太原守军为抢粮和破坏我军战役准备，于10月1日以7个师分三路南进。第1兵团前委权时制宜，决定抓住敌脱离坚固工事的有利战机，提前发起太原战役，充分发挥运动战优势，求得在运动战中歼敌。经过11天的作战，我军迫近且部分地突破太原的第一道防线，歼灭敌军1.2万余人，攻克90余个据点，占领了武宿机场，并用炮火控制城北新城机场，断绝阎锡山获取外援的空中通道，达到孤立太原的目的。兵团前委原计划以城东南为主要突击方向，乘胜突破敌人外围防线。随着战役推进，发现城东南虽然地势开阔，利于部队机动，但守敌工事坚固，且重兵把守，即便攻下后也难以形成对太原的致命威胁。兵团前委果断改变计划，选择居高临下、俯瞰全城的东山作为主要突击方向。东山是太原城主要屏障，防线上有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和山头四大要点。10月16日，我军对东山发起进攻，激战至11月12日，控制了东山四大要点，歼敌2.2万余人。　　围而不打，开展政治攻势。太原作为山西省省会，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还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因此，太原战役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保护文物古迹和工业设施。在解放太原的过程中，我军在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从思想意志上瓦解敌人军心士气，取得良好成效。　　11月16日，中央军委出于战略考量，电示第1兵团“缓攻太原、围而不打”。第1兵团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以部分兵力坚守前沿阵地，监视敌军，主力转入休整。同时，广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第1兵团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各师成立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中心领导小组，连设政治攻势小组。具体任务是了解敌情，分析形势，研究敌军心理，及时提出对策；培训骨干，总结推广经验，提高斗争水平；改进斗争方式，妥善安置投诚起义人员；实施会议汇报制度，及时掌握工作动态。二是强调针对性。政策能不能奏效，加强宣传的针对性非常重要。阎锡山虽盘踞山西多年，根基相对牢固，但是下层官兵多为受愚弄、受控制、受奴役的对象。针对敌军复杂的心理状态，第1兵团对敌斗争委员会强调宣传内容着重揭露敌人的谣言和欺骗宣传，讲形势、讲政策、讲出路。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先后印发宣传品40余种50余万份。阎锡山部非常注重老乡关系，我军阵前喊话时，先听对方口音，再派出与其同县、同乡的战士、民工宣传政策，收到很好的成效。三是军事行动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战场上的瓦解工作，不能孤立进行，必须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与军事行动相辅相成。为断敌空中援助，我军以一部兵力控制敌新修的机场。同时以小股部队袭扰敌军，杀敌士气。这场攻心战一直持续到攻城前夕，促使1.2万余敌军起义投诚。相当数量的敌军受影响，在攻打太原主城的战斗打响后，放弃抵抗，大大减少我军攻城部队的伤亡。　　多路围歼，全线解放太原。平津战役结束后，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乘飞机逃往南京。此时，太原守军仍有6个军17个师共7.2万余人。在前期开展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基础上，为形成绝对兵力优势，1949年3月，由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改建的解放军第19、第20兵团和2个炮兵师开赴太原，会同由第1兵团改建的第18兵团等部总攻太原，使太原前线解放军兵力达到32万余人。此时，太原守军粮弹殆尽，士气低落，而我军经过休整、补充，士气高涨，战斗力强。4月20日凌晨2时，我军集中全部兵力分10路向守军发起攻击，首先分割围歼外围守军，而后会攻太原城。至22日，我军摧毁守军在城外的所有据点，全歼其太原外围5个防区的14个师，占领攻击城垣的出发阵地。　　为减少太原市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我军前线司令部向守军发出劝降最后通牒。在劝降无果的情况下，24日5时30分，攻城部队发起炮火准备，以1300余门火炮对城垣发起总攻。第20兵团首先由小北门东侧突破城垣，第18、第19兵团也相继由南面、东面攻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国民党军在防御太原主城过程中，将主城划分为数十个防区，守军主力被限制在各自防御区域内，区域与区域之间缺少联系，彼此孤立，机动兵力少，不利于相互配合和支援。我军以小群多路、穿插迂回的战术，很快将敌人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突击部队与敌人不纠缠、不恋战、猛打穿插，遇到顽强抵抗，以小型爆破手段，迅速开辟前进道路，向守军指挥中心快速穿插。在强大军事压力下，守军纷纷缴械投降，至10时，太原全部攻克，守军无一漏网。至此，太原战役胜利结束。（陈琪 戚苏源）来源：中国国防报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着手在东北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根据党中央部署，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总政文工团、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新华广播电台、延安电影团等机构和团体及600多位名人告别延安，一路艰辛跋涉奔赴东北，辗转来到佳木斯。延安的革命文化在佳木斯这块沉睡千年的黑土地呈现出爆发式的繁荣和活力，佳木斯由此成为东北革命文化的摇篮，被赞誉为“东北小延安”。 　　革命文化力量汇聚佳木斯 　　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考虑到前方军事斗争的需要，东北局决定将从延安过来的各文化机构和团体转移到合江省。1946年初，东北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所属工厂、学校等相关单位都云集于佳木斯。在北满分局工作并兼任合江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遵循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北满根据地的方针，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迅速改变了合江地区的面貌，把一个政治混乱、经济凋敝、土匪猖獗、民不聊生的合江省，建设成为东北地区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为佳木斯的文化走向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1946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到合江省检查工作。在这里，陈云感慨于佳木斯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文化氛围，接触了很多从延安过来的文化和教育团体，并且见到了很多从延安过来的各方面的文化名人，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颇有感触的说道：“佳木斯成了东北的延安了”。从此，“东北小延安”的美誉就在东北解放区广泛的传播开来。 　　文化战线的独特风景线 　　众多知名的军事院校、高等院校、文艺院团和新闻出版机构，陆续迁到了佳木斯，在这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赞颂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使这里的文化氛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党创办的众多高等院校迁到佳木斯办学。1946年6月，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迁至佳木斯。在此办学的两年中，共培养出1500余名各类人才。吴伯箫、公木、寄明等文化学者都在这里工作过。同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分批迁到佳木斯，划归东北大学并恢复办学，且在当地演出了秧歌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的文艺节目，吸引了大批青年加入东北鲁艺。中国医科大学迁到兴山后，与先期到达并完成合并的东北医大合并组成新的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医大附属医院先后设置了四个医疗所，医大学员边学习边救治伤员，并培养了近2000名医务工作者。　　东北革命文艺院团以佳木斯为基地开展文艺活动。1946年冬，为了配合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东北局在佳木斯陆续组建了东北鲁艺文工团一、二、三、四团和音工团。这些以延安艺术者为骨干的文艺院团深入革命斗争的最前沿，深入东北百姓的实际生活，认真参加土改，积极启发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并在实践中汲取艺术的智慧与力量。陈戈、兰马、李蒙、刘炽等100多位文艺工作者，先后公演《雾》《自卫》《狼牙山五壮士》等话剧，他们还以佳木斯为基地，组织宣传队活跃在桦川、鹤岗、桦南、依兰等地，配合地方政权建设，宣传解放战争胜利形势，为佳木斯军民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艺术生活。　　一大批有影响的影视作品在佳木斯策划和制作。1946年6月，东北电影公司来到兴山。8月，由吴印咸带领的延安电影团一行40多人也来到这里。10月，东北电影公司易名东北电影制片厂，袁牧之为第一任厂长。东影厂建成了新中国的电影摇篮，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演职人员。在简陋的条件下，东影厂拍摄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影片，长达17辑的大型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成为了经典巨制。　　党的新闻出版业在佳木斯空前繁荣。1946年6月，东北书店迁到佳木斯，陆续出版发行了很多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同时充分利用《东北文艺》《东北文化》等期刊进行文化教育。这期间，东北书店印刷了数十种领袖著作和革命文学作品，如：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及修改后的歌剧剧本《白毛女》、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人民音乐》在此创刊，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理事会在此召开会议，《十二月翻身》《打胡子》《活捉谢文东》等一大批文艺作品诞生，记录着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与革命精神。佳木斯是东北解放区的印刷中心，《东北日报》等报刊在此建立起后方基地。 　　“光芒的来处却是佳木斯” 　　众多知名文艺院团和高等院校在此办公和办学，灿若星河的革命知识分子也以此为基地在思考和创作，延安精神在此传承，新中国文艺曙光在此酝酿。对于这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著名散文学家刘白羽认为：“如果说自由文化的光芒在那些地方，光芒的来处却是佳木斯。”　　吕骥、张庚、塞克、舒群、何士德、罗烽、白朗、马可、周立波、公木、刘白羽、马加、华君武、萧军、张仃、曲波、陈强、徐肖冰、侯波、田方、于蓝、袁牧之、陈波儿等知名文艺工作者，以佳木斯为基地，深入田间地头，深入民众中间，开展文艺创作和演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艺路线，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这些文化名家的传承，延安革命文化在黑土地上扎下根来，继续守护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音乐家马可在佳木斯创作了《咱们工人有力量》。1947年，马可到佳木斯发电所体验生活，被这里工人们挥动铁锤、高喊口号、废寝忘食的工作场景所感动，萌发出创作一首写工人阶级歌曲的意愿。此后，马可多次带领文工团员们到铁路修理厂、德祥东面粉厂、东北银行造币厂、沈阳机车车辆厂搜集素材，最终创作出《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在白山黑水之间传唱，作为解放区和新中国的第一首工人歌曲被载入中国革命音乐的史册。　　作家周立波在佳木斯出版了《暴风骤雨》。1946年10月，周立波来到尚志县元宝镇参加土改工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故事发生地元茂屯就在此地。小说较为完整地表现了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情形，生动地描写了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书稿上卷完成后，东北书店佳木斯印刷厂抢时间排印，1948年4月在东北解放区发行。《暴风骤雨》的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很大，甚至被当作土改实际工作的参考书，是一部革命文学的经典作品。来源：学习时报  

平津战役经过图平津战役是我军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役，也是关键一役。时至1948年11月，我军在解放战争各个方向上都取得了辉煌战果。特别是在辽沈战役胜利后，我军总兵力已达300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已超过对手。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正式打响。在64天的时间里，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个“剿总”司令部、3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13个军部、51个师（旅）共52万余人。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压倒性优势，人民军队解放全国的步伐势不可挡。 　　乘胜入关，割裂敌之体系 　　在华北地区，我军自1947年起不断歼灭敌人、扩大解放区。蒋介石、傅作义曾计划于1948年10月下旬偷袭我中共中央所在地。我华北第2兵团、东北先遣兵团迅速行动，新华通讯社及时揭露这一阴谋，迫使傅作义放弃计划，并将兵力进行收缩，为我决战平津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11月18日，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提早入关。23日起，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快速向冀东地区开进。与此同时，为贯彻中央军委指示，吸引敌目光至平绥线，我华北第3兵团所属3个纵队连续攻占了柴沟堡、怀安、沙岭子等地，围困张家口，借以吸引北平守敌前来救援。傅作义则正中我下怀，判断我东北野战军暂时不能入关，遂派遣嫡系部队第35军等部增援张家口，并对部分力量部署加以调整，在平绥线上集中了十几个师的兵力。　　面对这一态势，中央军委判断这是“抓住傅系、拖住蒋系”的重要战机，遂令东北先遣兵团、华北第2兵团、华北第3兵团各部向位于平绥线的敌军发动攻势，力求打断敌之声势、切断敌之联系、阻断敌之退路，全歼平绥线之敌。　　由于我东北先遣兵团于12月5日攻克密云，歼敌6000余人。敌判断我东北野战军一部已经入关，极有可能与华北各兵团协同向北平发起攻势，急令各部队向北平地区收缩。特别是傅系主力第35军连夜计划从张家口向北平后撤，却不料被我华北第2兵团一部及冀热察军区部队阻滞于新保安地区。华北第2兵团主力战胜诸多不利因素赶到新保安附近地区，挫败了敌第35军由西向东的突围行动，并同时遏制了敌第104军由东向西的进攻行动，迫敌两支部队始终无法会合，第35军只能困守于新保安；华北第3兵团则于6日收复沙岭子、7日解放宣化，将张家口和宣化之间的联系一刀切断，并于8日将张家口彻底包围起来。至此，敌傅系主力陷入我华北第2兵团、第3兵团的天罗地网中。而我东北先遣兵团则是猛打猛追，又先后歼敌近2万人。至此，我各兵团行动打乱了敌之部署，割裂了敌之防御体系，形成了歼灭困守之敌的有利态势。 　　各个击破，围歼困守之敌 　　在我军形成对平、津、张一线各要点之敌的合围态势后，按照中央军委指示的“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等原则，对被围之敌实施各个击破。　　其中，困守新保安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构筑了坚固工事、设置了多层火力，妄图固守待援，但我华北第2兵团所属9个旅于12月22日从西、东、北三面向守敌发起猛烈攻势，不到一天时间便全歼新保安守敌，赢得作战胜利。　　就在敌第35军被歼灭后，张家口守敌7个师（旅）妄图尽快逃离，但始终未能突破我军的铜墙铁壁，并被我2个纵队兵力乘隙突入城内，守敌几乎全被歼灭。　　天津守敌共10个师约13万人，统归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由于天津地位重要，这里工事众多、防御严密、物资充足。我东北野战军向中央军委建议，“以五个纵队兵力包围天津”“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敌未突围则发动总攻”，获得中央军委的同意。随即我军逐步扫清其外围据点，并利用夜暗构设大量交通壕和观察所，做好攻城准备。与此同时，我向天津守军发出放下武器的劝告，争取实现和平解放，却遭敌拒绝。1949年1月14日上午，我军向天津城发起总攻，各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下快速突入城市，在29个小时的作战时间里，我军俘获陈长捷等敌将级军官28人，击毙、击伤、俘虏敌13万人，缴获大量武器物资。 　　慑谈并举，和平解放北平 　　当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塘沽等要点被我军陆续解放后，据守北平之敌惶惶不可终日。尽管我军占据胜势，但为争取北平免受战火波及，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加紧与傅作义谈判，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　　1948年12月19日，我军代表刘亚楼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然而，在谈判中，傅方并无和平诚意，执意要求保留军队。这与中央军委指示的绝不允许保存反动武装力量相违，谈判未能成功。　　就在我军不断分割包围守敌，切断平张、平津、津塘间联系之际，1949年1月6日，傅作义的代表再次出城谈判。但到了答复的最后期限时，傅作义仍然有拖延的企图，我军遂组织实施天津战役。13日，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曾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与我军举行第三次谈判。我军强调谈判不再涉及天津，并要求北平国民党守军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　　14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反动军队指出了应走的道路。16日，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傅作义集团的最后通牒，迫使傅作义放弃“和平谈判”，接受我军的“和平改编”。31日，我军进入北平接管防务。至此，平津战役结束。　　平津战役的胜利，使华北绝大多数地区获得解放，并和其他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建立强大后方、进军全国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战役中，我军不仅充分发挥军事优势，快速分割围歼对手，更发挥了政治优势，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古都。这为我军在进军全国时解决残存之敌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更为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石。（冯斌 刘奎 郭书菊）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在福州市区南郊的闽侯县祥谦镇，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背倚青山、面朝碧水。苍松翠柏环绕间，陵园大门处矗立着一座花岗岩雕像：一位青年工人站得笔直，泰然自若，双手抱于胸前，目光坚毅地望着前方。　　他，就是工人运动的先驱林祥谦烈士。9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最高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林祥谦血洒大地，英勇就义。　　1892年，林祥谦出生在闽侯的一个贫农家庭。1912年，林祥谦进入京汉铁路江岸机车车辆厂当钳工，1913年转到工务修配厂当铁路工人。当时，京汉铁路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铁路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工人中进行广泛而通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在这段时间里，林祥谦逐步接触到进步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不久，他担任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干部，并于192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推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领导铁路工人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坚决斗争。　　1923年1月，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当天，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反动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并决定自2月4日起举行全路总罢工。　　2月4日，京汉铁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总工会对外发表宣言，并提出了维护工人权益的五项条件。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调集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残酷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月7日，林祥谦不幸被反动军阀、湖北省督军府参谋长张厚生逮捕，捆绑在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军阀用刀砍向林祥谦，逼他下令复工。在屠刀面前，林祥谦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断然拒绝复工，献出了年仅31岁的生命。　　1928年，党组织派人帮助林祥谦烈士的妻子陈桂贞运送烈士棺木回到家乡，葬在闽侯县枕峰山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林祥谦烈士的丰功伟绩，党和政府决定在烈士的家乡枕峰山西麓建造陵园。1963年初，陵园完工并对外开放。　　站在覆鼎形的烈士墓前，花岗石砌筑的照壁式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二七烈士林祥谦之墓”。清明节已过，依然不时有群众前来祭扫。　　“有信仰，扬正气；有纪律，克随性；有爱心，乐助人。”林祥谦烈士的后人将他的精神浓缩成这样一则家训，并一代代传下去，教育子女，影响他人。　　“在我眼里，爷爷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需要革命先行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所以爷爷视死如归。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更要弘扬正气、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让烈士的鲜血不白流，让烈士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林祥谦的长孙林耀武说。来源：学习时报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定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此，“八一”这个响亮的字眼具有了特殊意义，这个日子被确定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回顾历史，“八一”建军节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番周折。　　一　　作为首举武装旗帜的南昌起义，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刚开始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对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同志予以警告处分。相比之下，广州起义的纪念日最先被固定了下来。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作出《决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认为“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始”，号召全党和千百万的劳动群众于每年12月11日纪念广州暴动。　　随着全国各地武装起义的风起云涌和红军重要性的凸显，南昌起义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意义被中共中央逐步认识，相关纪念活动陆续出现。　　1929年6月，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首次提出：“今年的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工农及劳苦民众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的总示威日子，同时又是南昌暴动的日子，希望你们在当地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这一示威。”7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指出“今年八月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都要在共产国际口号之下动员起来”，并号召组织开展反帝示威活动。　　此时，将南昌起义与“八一国际赤色日”相提并论，说明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的评价已发生重要变化。红军部队中开始出现纪念南昌起义周年活动。1930年8月1日，红1军团到达南昌近郊西山，在万寿宫设会场组织南昌起义纪念活动。红12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到达南昌对岸，攻击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　　二　　1932年6月8日，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提出各地党部要成立真正有群众基础的“八一”反帝战争的筹备委员会与“八一”行动委员会，加紧准备与组织“八一”的罢工与示威及各种宣传活动。7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政治部发布《纪念“八一”告全军团红色战士书》，宣称：“‘八一’到了！‘八一’是国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日，‘八一’又是南昌暴动的纪念日……全中国的工农群众，为着实现上述的任务，更为着继续南昌暴动的英勇，也在这一天一致的动员。”　　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劳苦民众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反对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在苏维埃的旗帜下以革命的战争去推翻国民党反动的统治，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从“八一国际赤色日”到“八一反帝战争日”，尽管称谓发生变化，但二者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此时，“八一”虽然没有单独作为建军节来纪念，但其意义日渐为广大红军将士所熟知。这为“八一”确立为红军成立纪念日奠定了基础。　　三　　1933年6月23日，中共临时中央再一次作出《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八一”为红军成立纪念日。随后，苏区中央局宣传部专门拟定了《“八一”纪念宣传大纲》，指明了“八一”纪念日的意义。2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要求各地党部与红军的政治机关应根据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宣传大纲，进行最广泛地宣传鼓动。　　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当年“八一”前夕，根据中共临时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的指示，中央苏区军民广泛开展了纪念“八一”的活动。红军各部队普遍加强了军政训练，以多消灭国民党军、多缴枪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八一”。中革军委特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为“八一”纪念日及新成立红军部队举行宣誓之用。　　8月1日，按照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隆重举行了“八一”建军日纪念活动。自此，人民军队有了一个统一、固定的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周 芸）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