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1928年5月1日，湖北武汉汉口余记里，向警予一路走、一路高唱《国际歌》。尽管她嘴里满是鲜血，尽管她即将奔赴的是刑场，她的面部却毫无畏惧之色，她的声音依然慷慨激昂。　　1895年9月，向警予出生于溆浦县一个商人家庭。8岁时，向警予在思想开明的父亲支持下入校读书，成为当时整个溆浦县第一个读书的女孩子。她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崇拜花木兰式的女英雄。1914年秋，向警予就读周南女校，并把名字从向俊贤改为向警予。“警予” 就是要时刻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求学救国。　　1916年6月，向警予回到家乡，担任县立女校校长，实行男女合校，引进新教材，提倡新风尚。向警予告诫学生“要做个新国民”，还亲自为女学生解开裹脚布……自此，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1919年12月，向警予同蔡和森、蔡畅等3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两年时间，向警予从一名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初，向警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她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在向警予的领导下，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1927年，向警予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成回国，前往武汉从事宣传工作。由于斗争的需要，受湖北省委派遣，向警予担任了党的秘密刊物《长江》的主编。白天，她的身份是小学教师；晚上，她在小楼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长江》在当时影响极大，有力地指导了武汉地下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　　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公然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疯狂地举起屠刀。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人心惶惶。向警予却拒绝撤离，“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决不能离开！”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不幸被捕。一个多月后，她壮烈牺牲，年仅33岁。　　不做“大小姐”，要做“革命人”。出身名门望族的向警予本该过着大家闺秀的生活，然而为了自由和民主，她积极投身革命，为妇女和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一切，奋斗了一生。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回答了何为共产党人的初心。（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佳俊 朱加宁）来源：湖南日报  

还是我刚刚提升为干部的时候，父亲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附着一张照片。他说，“你已经是一名党的干部了。记住，共产党的干部要靠自己的行动带领群众，寄去的照片是告诉你，这是党对每一名干部的要求。咱们家里的人必须先做好”。　　照片拍摄的是一张奖状。奖状原件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奖状，是用延安生产的白布做的，长43厘米，宽30.5厘米。在印染着红色麦穗齿轮图案中间，赫然写着“以身作则”笔力遒劲的四个大字，上面是“赠罗章同志”，下面签名“毛泽东”。　　奖状是表彰父亲罗章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中功绩的。父亲把奖状作为我们家的传家宝，也作为对我们进行党性教育和家风传承的教材。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安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高度赞扬了在南泥湾开荒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八路军359旅全体同志，并亲笔题词表彰了22名生产英雄。父亲时任359旅供给部政委，是这22名英雄之一。这些奖状连同英雄们的事迹曾在1943年2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载，对父亲的评语是“为人极刻苦，党性强。”1944年4月18日，《解放日报》又以《供给部政治委员罗章同志是劳动者的典范》为题对父亲做了专题报道，称赞他“是劳动者的典型，幼年过了十几年的雇工生活，在艰苦的斗争中，从头到脚布满了枪伤和刀伤，是一个意志如钢的革命战士。”　　父亲常常给我们回忆那时的情景。　　1938年起，父亲首任政委的359旅718团和其他部队一起接连打了好几个像岢岚县城攻坚战、上下细腰涧歼灭战这样的大胜仗，他们团被称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从此，“人民子弟兵”这个称号就成了我们人民军队的专属称谓。　　当武汉、广州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359旅奉命从恒山大小五台山桑干河回防，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为了打破军事包围与进攻，打破经济封锁，克服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发动解放区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359旅就在南泥湾屯垦戍边，把满目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为粉碎敌人对延安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359旅在长期的作战和“大生产”中，能够取得卓越的成绩，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作出表率是一个重要因素。起初，干部战士心里很难接受从前线撤回来进行开荒生产的任务，因为他们多数是河北、山西和河南省籍的，家乡的亲人被日本侵略者杀害、财产被日本侵略者掠夺，都想上战场。　　“战士想不通，怎么做工作呢？”父亲对我说，“那就要我们这些干部带头去干，做出样子来。一个好的政策，你当领导的都不去执行，谁还能相信你的政策好？谁还会跟着你一起干呢？”　　为了进行生产，作为首任“平山团”359旅718团政治委员的父亲被调任359旅供给（后勤）部政治委员。供给部的三名领导进行了分工，部长何维忠负责工业生产和工具准备，政委负责组织开荒和农业生产工作，副部长兼财务科长甘祖昌负责商业和财务工作。负责开荒和农业生产工作的父亲随身带着一个大镢头，走遍了全旅26万亩土地的各个生产点。指战员们都知道父亲年龄比王震旅长还大一岁，看到他挥汗如雨地带头开荒，深受感动，一个个干劲十足。　　父亲告诉我们，我的祖父是雇农，父亲从小放牛，跟着祖父在农田里干活。当父亲看到南泥湾的水源比较丰富，就把在家乡江西种水稻的经验搬到陕北，并获得丰收。当诗人看到南泥湾水稻成片，就写了“陕北好江南”的诗句。那时，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没有种过水稻，父亲就到南泥湾的各个生产点上教他们种稻。一次，他由于过度劳累，跌进了深沟，受了重伤，无法行动。他心爱的战马独自跑回部队，供给部的同志看到战马后就告诉了母亲。母亲马上去寻找父亲，以为他在供给部机关开会，结果扑了空。于是找到王震旅长。王震感到事态比较严重，马上派人寻找。因为当时的南泥湾一带不安全，有狼和豹子出没，还有日本特务和土匪。　　饲养员同志说，“把马解开，这马是回来报信叫人的”。于是，母亲、饲养员和四个担架队员跟着马连夜走了三四十里地，终于，找到了父亲。清晨，大家用担架把他抬回驻地。父亲坚持到王震那里汇报开荒工作情况。王震感动地说，“这个罗章，无论打仗还是生产，什么事情干起来都是个不要命的硬汉子”。　　359旅在大生产中，各级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使战士们备受鼓舞，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他亲笔为我父亲颁发了“以身作则”的奖状，他的事迹和奖状也一并刊载于当时的《解放日报》上。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指出，“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以身作则成为我们党对每一名干部的要求。“你是党的干部，就必须做到以身作则！”父亲的话，我永不忘记。　　（作者：罗海曦，系原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刘伯承是一位具有坚定政治信仰、杰出军事韬略和深厚文化涵养的军队将领。他在作战筹划上有一句名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所说的“五行”，即任务、我情、敌情、时间、地形。他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在红军长征中，他运用“五行术”随机应变、乘势而为，打巧仗、打硬仗，屡建奇功。 　　“节省子弹”智取遵义城 　　党的黎平会议后，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1935年1月3日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一过乌江，刘伯承立即率部夺取遵义。他向受领任务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政委王集成强调：“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冒着大雨，部队出敌不意占领了遵义城外围据点深溪水镇，并俘获了驻守在镇上的一个营。王集成和团长朱秋水通过俘虏摸清了遵义城的底细，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想法报告给刘伯承，刘伯承听了非常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很快，第一营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军的服装，让那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走在最前面带路。乘着夜色，队伍顺利地到达遵义城门口。城楼上的黔军哨兵尽管盘问得十分细致，因为有俘虏答话，所以守门的士兵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战士一拥而入，一下子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像潮水般向城内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早已失去抵抗能力，敌人有3个团从北门逃走。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　　遵义守军北逃的方向是娄山关、桐梓。娄山关离遵义90里，是黔北连绵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隘，像一把铁锁锁住了遵义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想到这一点，刘伯承与聂荣臻立即赶往第二师驻地。刘伯承要求第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立即带领部队出发，占领娄山关后占领桐梓，同时要“夺关快、伤亡少”。第四团领导进行认真研究和调查，决定对娄山关采取正面佯攻侧翼抄袭的战术。在一个老猎人的帮助下，部队找到可以迂回到娄山关侧后的小路，前后夹击，在1月8日迅速攻下娄山关后占领铜梓，保证了中央红军驻扎遵义的安全。 　　六条木船巧渡金沙江 　　1935年5月2日，朱德命令刘伯承率干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1部，于4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同时侦察上游各渡河点。刘伯承叫先遣分队都换上国民党军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沿途遇到几股民团，一律不与之纠缠，只说：“共军要在这里过江，我们去执行任务，封锁渡口。”来到离江30公里的杉落树时，一个大胖子区长出来欢迎。刘伯承和宋任穷带了几个警卫人员来到了区公所。胖区长说：“上峰来了命令，要烧船封江。”刘伯承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看看。”胖区长赶紧取出公文递上来。刘伯承问：“船你烧了没有？”胖区长怕受责备，解释说：“刚接到公文，还没有烧。”刘伯承说：“很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刘伯承又将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问清楚，然后厉声告诉胖区长：“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胖区长吓得大汗淋漓，乖乖带路。找到2只船后，前卫连乘船过江，消灭了30多个保安队人员，控制了渡口。在当地船民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船。　　刘伯承设立渡河司令部，制定《渡河守则》，同时向朱德总司令发报：“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朱德下令，全军从皎平渡过江。刘伯承获悉全军都从皎平渡江，立即命令宋任穷带领第3营翻山20里抢占通安镇，留下工兵连守渡口。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塘得知江防有失，带了2个营来增援。结果援敌在通安北面被第3营一个冲锋就冲垮了，刘元塘急得大哭，带残部逃回会理。打完仗，指战员们感叹，要是在江边宿营，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压下来，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5月4日到9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当薛岳的追缴军5月16日赶到金沙江边时，只能望江兴叹。 　　三发炮弹开路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12日党的会理会议决定刘伯承任中央红军先遣军司令为全军开路。刘伯承执行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获得彝族群众支持，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在彝海结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　　大渡河两岸都是崇山峻岭，安顺场渡口河宽有3000米，水深浪急无法架桥。当年石达开率领太平天国起义军2万人在大渡河安顺场无法渡河，在清军的追击下全军覆没。5月24日晚，刘伯承向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讲明情况，布置夺取安顺场渡口的任务并强调：“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晚上10点战斗开始，第一营顺利占领渡口，找到了船只和几十名船夫。25日上午9点，第一营第二连熊长林等18人登上船在火力掩护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让人架好迫击炮对参谋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船靠岸后，18勇士飞身下船。敌人欺红军人少，一个军官指挥着200余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反冲锋。刘伯承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叫赵章成开炮。”赵章成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的队伍中。敌人死伤很大，顿时大乱。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残敌溃逃。但是船小往返时间长，乘船过河全军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来到先遣司令部。经过研究，毛泽东归纳大家意见，决定分兵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前进，相互策应夺取泸定桥，在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刘伯承、聂荣臻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搞个局面。　　军情紧急。刘、聂率领一师和干部团于27日出发，向泸定城急行军，29日赶到泸定城外铁丝沟。此时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领该团向泸定桥发起总攻。敌人得知桥西桥东都来了红军，首尾不顾，溃不成军。红四团于29日17时攻占泸定桥，30日凌晨两点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刘伯承在泸定桥上用力连跺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用“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对这段历史做了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回顾。这不仅是刘伯承军旅生涯中精彩的华章，也是党史军史中浓墨重彩的部分。（李华 张建霞）来源：学习时报  

       赵忠尧（1902.6.27—1998.5.28），浙江诸暨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7年赴美留学，1930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任教。1946年赴美参观原子弹试爆试验，并留美购置核物理实验设备和其他科研器材。1950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刚创建的近代物理所工作，主持建立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1958年起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主任，主持创办国内第一个近代物理系。1973年后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赵忠尧是我国原子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以毕生精力从事科学和教育事业，悉心培养了我国几代科技人才，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所言：凡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在国内成长的物理学家，都是经过赵老师的培养，受过赵老师的教育和启发的。赵忠尧为发展我国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研究事业、为培养我国原子能事业、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的实验研究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作出“诺奖级”的成就 　　1902年6月27日，赵忠尧出生于浙江诸暨一个衰落的大家族中。父亲赵继和以行医为生，为人耿直，对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痛心疾首、对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义愤填膺，但限于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赵忠尧一辈子谨记父亲教诲，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都义无反顾地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放在首位。　　1927年冬，赵忠尧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部，师从该校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在博士论文选题环节，赵忠尧一门心思想多学技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冒着惹怒密立根的风险，拿到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实验题目。经过一年多夜以继日的刻苦研究，赵忠尧发现了硬γ射线在通过重物质时产生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并将这一重大发现写成两篇论文，于1930年5月、10月先后公开发表。这实际上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灭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赵忠尧对世界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然而，当193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对正电子的发现授奖时，赵忠尧却榜上无名。时任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任的爱克斯朋在大半个世纪后回忆说，当时评审会确有讨论到赵忠尧在这项重大发现中所做的工作，却因另外两位学者在重复该实验时得出的错误结果以及一篇著名论文中对赵忠尧论文发表时间的引述错误，而对赵忠尧的开创性贡献存疑。回顾往昔，爱克斯朋坦言，这是一个“很令人不安的、没法再弥补的疏漏”“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1931年秋，在德国前往英国访问的途中，赵忠尧得知中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心中焦虑，决心尽快回国，“尽一切可能探索为国效劳的道路”。当时中国的核物理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赵忠尧回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教授，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核物理课程，组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培养出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等中国物理学界的栋梁。除教学科研外，赵忠尧还日夜苦思，尝试了包括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工业救国等多种救国道路。在他看来，只要是能让国家富强的事，他都愿意尽力去做。著名的“中华牌”铅笔最初就是源于赵忠尧等人集资创办的“长城牌”铅笔厂。1937年七七事变后，赵忠尧不愿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做事，率先离开了北京，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任教。赵忠尧学问精深，加之备课一丝不苟，讲课态度认真，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肩负重任再次赴美，历尽磨难回到祖国 　　1946年6月，赵忠尧作为中国物理学家的唯一代表，到现场观摩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原子弹试爆试验。赵忠尧此行还肩负了解核物理研究最新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实验设备的重要任务。　　粒子加速器是最基本的核物理实验设备。由于经费极度紧张和美国严格的技术出口限制，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自行设计一台静电加速器。为了研制加速器，赵忠尧放弃了原本感兴趣且擅长的核物理实验研究，转而全身心地投入工程技术的钻研中。当时有很多人不解，有人嘲笑他是“傻瓜”，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也有好心人劝他，“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地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呢？”对于旁人的嘲讽和朋友的忠告，赵忠尧并非听不懂，但是他却不能认同。失去几年搞科研的宝贵机会固然可惜，但赵忠尧更为自己把精力用在了对祖国科学发展最有益的事情上而安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赵忠尧欢欣鼓舞，立马着手做回国准备。此时中美的直接通航已经中断，只能取道香港。经过5个月的努力，赵忠尧终于登上了著名的威尔逊总统号，从洛杉矶启程回国。跟他同行的还有邓稼先、叶笃正等一百多位中国留美学者。谁知他们前脚刚上船，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后脚就到，以违反出口法为由扣留了一批赵忠尧所带的公开出版的物理书刊，但赵忠尧本人因为提前把重要器材都托运回国而得以脱身。然而这一路的波折还远未结束。美方在放走赵忠尧的当天就后悔了，美军最高司令部连发三道追截令，要把赵忠尧拦下来。船经过日本横滨时，美军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地冲上船，把赵忠尧、罗时钧和沈善炯一同关押进了美军在日本的巢鸭军事监狱。美军无理扣押中国科学家的消息，引起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不仅中国掀起了谴责美国政府暴行、营救赵忠尧等3人的巨大浪潮，美国科学界也提出严厉质问和强烈抗议。1950年底，冲破重重阻挠的赵忠尧终于回到他日思夜想的祖国。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都发了专题报道和专访文章，高度评价赵忠尧的爱国主义精神。1951年1月，赵忠尧抵达北京，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持了欢迎宴会，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裴文中、钱三强等数十名著名科学家参加。赵忠尧在会上动情地说：感到祖国一切都是新的，又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自己向来未曾经过大的场面，又惭愧没有为人民做过多少事情，心情很是兴奋与不安，只想尽快投入具体的工作中去，为新中国的科学发展出力。 　　矢志不渝为国效力，终成“一代宗师” 　　赵忠尧回国之后，立即投入发展加速器技术和培养相关人才的工作之中。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的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建立了，中国第一台静电加速器建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近代物理系诞生了；在他的培养和指导下，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他把握方向而不包办一切，放手让年轻人去干，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他平易近人，总是不厌其烦地答疑解惑，同时严格要求，督促青年成长；他为人正直、忠厚、淳朴，又有一股“拧劲儿”，对于认定的事情坚定不移。　　1992年6月，“赵忠尧教授九十寿辰庆祝大会”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海内外著名科学家、各界人士以及赵忠尧六代学生代表共几百人到会祝贺。“风华海外回报故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3名“两弹一星”功臣中有8位是他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与杨振宁都曾受教于他。1995年，赵忠尧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将奖金全部捐献给他曾就读、任教过的5所大学，激励后人继续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不懈奋斗。2002年是赵忠尧先生诞辰100周年，叶铭汉院士在纪念会贺电中称赞赵先生“培养了我国几代核物理、粒子物理学家，是‘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朱光亚、邓稼先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也深情地说：我的老师赵忠尧教授是中国原子能之父，王淦昌、钱三强等都是他的学生……只有这样的爱国老师才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人才。正因为他深爱祖国，所以甘愿放弃有名有位的物理研究转而埋头枯燥无味的工程技术，毅然放弃在美大好工作机会而在归国途中受尽磨难，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仍旧怀有最赤诚执着的信念；正因为他忠于科学，所以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从不把工作建立在热情的幻想上，而是力求一点一滴的实际进步，进实验室和看文献是他一辈子朴素的乐趣。　　赵忠尧将生命中最闪亮的篇章汇入了祖国的壮丽事业。在他归国10多年后，我国自制的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从此确立。在赵忠尧先生90岁高龄时，他写了一篇不长的自传，题目是《我的回忆》。文中写道：回想自己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这平淡却高尚的话语，正是赵忠尧一生爱国情怀的真实写照。（蔡青竹）来源：学习时报  

众所周知农村宅基地是不能买卖的于是有的人动起了歪脑筋改买卖为“永久租赁”这样的“妙招”可以吗？01案情回顾刘某晓与父亲刘某法、母亲韦某娥、祖父（已去世）、祖母等5人属于广西百色田东县某村同一家庭户，户主为刘某法。1991年10月，该户共分配的宅基地面积约402.11平方米，1992年12月刘某法办理获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09年6月14日，为偿还家庭债务，刘某法、韦某娥与陆川县某村的吴某菊签订了一份《宅基地租赁协议书》，约定刘某法、韦某娥自愿把属于自己所有的集体土地宅基地以10万元永久性出租给吴某菊。签订协议后，吴某菊支付了“租金”10万元，并于2010年8月建设完成一幢两开间二层楼房及围墙，随后一直使用至今。刘某晓认为，宅基地为家庭所有成员共有，父母在与吴某菊签订协议时未征得其与祖母的同意，且吴某菊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私自买卖集体土地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刘某晓将三人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被告吴某菊拆除在宅基地上建造的建筑物并退还宅基地。02法院审理案件的焦点刘某法、韦某娥与吴某菊签订的《宅基地租赁协议书》是否有效？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刘某法、韦某娥与吴某菊签订的《宅基地租赁协议书》，从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内容，以及交易所指标的物分析，其民事法律关系本质上是双方关于刘某法名下的宅基地使用权的买卖合同，并非双方所称租赁合同关系，吴某菊所支付的“租金”10万元实为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价款。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第二条第三款、第九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本案所指的宅基地禁止买卖，非经法定程序，宅基地的使用权不得转让。且宅基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宅基地的使用权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专享，具有身份关联属性，用以保障农民的生活、耕作、居住权益的实现，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无权取得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宅基地使用权。吴某菊并非刘某法、韦某娥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据此认定该协议无效。针对原告要求被告吴某菊拆除在宅基地上建造的建筑物、返还土地的诉请，法院认为，根据公平原则，应由签订《宅基地租赁协议书》双方另行妥善处理好损失赔偿问题后方才适合进行建筑物和土地返还问题的处理，故对刘某晓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03法律分析签订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或宅基地买卖合同均无效现实生活中，与农民签订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或者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签订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该行为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扰乱了国家正常的土地管理秩序，因此所签订的农村宅基地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同样，由于宅基地是集体经济组织为了保障居者有其屋而无偿准予符合条件的村民使用的土地，村民对其宅基地只有使用权，土地的所有权依旧归属于集体所有，所以宅基地不能随意卖出，买卖宅基地的合同，也因违反《土地管理法》《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而属于无效合同。用“租赁合同”之名行买卖宅基地行为之实，不受法律保护。刘某法、韦某娥与吴某菊签订的《宅基地租赁协议书》明确约定：刘某法将房屋永久租赁给吴某菊，全部租金付清后，不管过多少年，该房产的利益均与刘某法无关。从约定内容可以看出，当事人之间的达成的真实合意是永久性转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而并非在租赁期限内单纯使用宅基地。且上述永久租赁合同约定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关于租赁合同的规定，属于买卖行为，应按照农村房屋买卖规则认定所谓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故法院认为，本案名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实为宅基地使用权纠纷。案涉宅基地买卖的行为未征得当地村委会的同意，也未到相关部门办理土地变更登记等手续，因此合同无效。

作者：熊　志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医院的自制药剂正在网上卖得火热。一些商家抓住商机，通过网络下单邮寄的方式，做起了代购生意，形成了一条院内制剂灰色利益链，一瓶自制药，代购售价却高出近3倍。　　所谓院内制剂，就是医院自己研制的制剂，通常来说，仅限于本医疗机构以开处方的形式提供给患者使用。像之前很火的“近视神药”阿托品滴眼液，就是属于院内制剂，因为违背相关规定，这款“近视神药”日前也被全面暂停网售。　　院内制剂作为一种不得随意扩大使用范围的药品，现在却成了一些人牟利的工具。一方面，一些代购、黄牛通过医院开药，然后对外高价售卖，赚取差价；另一方面，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上，求购、代购信息混杂，院内制剂被各种违规网售。　　院内制剂不用像上市药品那样，经过漫长的临床试验和审批流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无需经过严格的检验、审批环节，更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流通，可以通过一些网络渠道，跳过医生面诊、开处方的环节，被偷偷卖给一些有需求的患者。　　事实上，正是因为生产研制的门槛低，为了保障用药安全，政策层面对于院内制剂有严格的生产、使用规范。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者变相销售，不得发布医疗机构制剂广告”。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的院内制剂，却在市场上公开流通，甚至在电商平台上售卖，这无疑严重放大了医药风险。　　因为有利可图，院内制剂催生出一批代购群体。既然禁止对外公开网售，那么不管是线下代购，还是通过电商、社交渠道线上售卖，代购行为都属于违规，应该严厉查处打击。　　还值得追问的是，专门从事院内制剂的代购人员，和医院、医生是否有利益上的勾连？毕竟，院内制剂属于处方药，如果是通过正常的挂号、面诊、开药的渠道获取，能得到的院内制剂的数量应该较为有限。报道提到的代购群体“集团化”的规模，让人不得不怀疑，医院、医生是否存在违规开药的问题，这一点应该调查清楚。　　另外，按照规定，没有线下初诊记录不得进行线上复诊。但据报道，现在的一些医院，对患者通过互联网医院渠道的线上复诊把关不严，在没有到医院线下初诊的前提下，就在线上给患者开药，这种局面无疑也给代购群体提供了钻营的空间。　　不管是挂号代购，还是通过互联网医院获取院内制剂，然后再变相公开网售，都违背了院内制剂的管理规定，加剧了药品使用的混乱程度——要知道，院内制剂本身有效期短，并且外包装相当简陋，制假售假的难度较低，不管患者买到过期的真药，或买到假药，一旦产生不良反应，后果不堪设想。　　院内制剂的存在，本身是为了弥补临床上的一些用药缺口，它的利润小，恰恰是为了保障公益属性，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因此绝不能成为牟利的工具，成为医药安全的重大隐患和漏洞。　　所以，对于院内制剂的生产、流通和使用，必须按照相关规定严格监管。一方面，医院方面要严格控制药品的使用，作为处方药的院内制剂，不能想开就开、随便乱开；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违规代购、网售的排查打击，避免院内制剂在地下市场大肆流通。（熊　志）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杨启舫　　“六气”之说，源自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里的“画忌六气”。“一曰俗气，二曰匠气，三曰火气，四曰草气，五曰闺阁气，六曰蹴黑气。”如果拿这些看似经年久远的“画品”来与我们今天歌词创作对号入座的话，则不免有些芒刺在背的感觉。古人说：诗书画同源。这意味着书画里的那些美好曼妙在歌诗里都能有所体会，而换个角度看，书画中那些常有的毛病也会在歌诗中找到投射的影子。　　不幸的是，如今古人所言书画“六气”的社会面传播尚没有“清零”，而歌词创作中的“六气”却愈演愈烈。曾几何时，“小三也有情，小三也有爱”“你做了我的小三又当了他的小四”这样恶俗的歌词竟然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一口气连唱14个“伤不起”“你说嘴巴嘟嘟，我嘟嘟嘟嘟嘟”这类没有营养的口水歌也开始病毒式地“流行”了。而一些低俗无脑甚至是色情恶俗的歌曲居然成为孩子们传唱的“儿歌”。加之某些感情虚假、急功近利、绝少文雅的匠气之作，某些打着国潮旗号糟蹋经典、胡拆乱搭、不知所云的伪古风之作，某些通篇毫无骨力、媚气娘炮、矫揉造作的胭脂气之作，某些无病呻吟、不知所云、空洞乏味的空泛之作等等渐有漫延之势。　　我们不仅要问，当下的这些歌词是怎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蕴、典雅、灵动、形体与风骨之美怎么开始缺失了？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同，我们先人创造了音、形、意三维立体的中华汉字，这种既能表情、又可达意的文字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数以万计的汉字组合为我们生活的天地万物、草木鸣虫乃至岁朝月令都提供了多种表达方式和别致的雅称。譬如我们从古写到今的那一轮明月，就有“玉兔、素娥、望舒、玉蟾、桂魄、婵娟、嫦娥”等几十种别名供选择，而这些不同的雅称可以准确传递中国人在不同环境和心境下情感的细微变化。有了这么好的中华文化加持，难怪李白一个人就写了300多首关于月亮的诗词。因为这博大精深的中华汉字本身就如茫茫夜空里那一轮时而淡雅、时而皎洁的月轮，蕴藏了无尽的灵感。　　中国古代把歌词叫歌诗，绝大多数的诗歌都是可以想唱就唱的。中华汉字里的四声特别富于音乐性。正如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音律》中所言，“句之长短，字之多寡，声之平、上、去、入，韵之清浊阴阳，皆有一定不移之格。”这样前有浮声、后有切向的“声音之道”让歌诗有曲即歌，离曲可吟，因而才具有更旺盛、顽强的生命力。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音乐人已经渐渐失去了对传统文化坚守的耐心。以流量为王、把营利看作目标的商业化生产运作模式，让写词变成了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工种和环节。歌曲投入的多少、内容定向与推送力度等都更依赖于算法与大数据的“需求”。与歌词的内容扎实、用字考究、平仄讲求相比，部分词作者宁愿花心思找到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党”式的歌名，或者更依赖于炒作热点话题及爆红的网络流行语。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以及新媒体传播方式的特点也吸引部分音乐人只注重歌曲30秒内的魔性口号式循环呈现。乃至出现了一种对某首歌曲既不知道名字也不熟悉主歌内容，但一听到副歌部分却马上能够随口跟着唱出来的现象。　　与古人相比，我们一部分词作者确实是表现得更懒于思考、热衷套路、急功近利了。同样是表达忠贞的爱，李商隐说“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说“死了都要爱”；形容女性之美时，《诗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我们却唱“你的笑像恶犬”；感慨自然之险峻时，李白有《蜀道难》：“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则干脆就是“哇靠、666、绝绝子！”……汉字的美需要通过恰当地使用来展现，汉字的韵味需要通过大声吟唱来表达，汉字的博大精深是要通过写词人一代一代接续奋力、发扬光大的。说到底，歌词创作中表现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也是审美能力缺失的一种表现，这必然会导致邹一桂所言的“俗气、匠气、火气、草气、闺阁气、蹴黑气”这“六气”的“盛行”。而相比于绘画而言，歌词所涉及的音乐创作是一项更具影响力和更具社会传播力的艺术形式，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和教化责任，因而在歌词创作中忌“六气”显得更加紧迫也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是“诗的国度”，而中华民族汉字的“汉”本意就是星汉和银河。一个如此充满想象力的民族用天地化孕出的文字书写成词、吟唱成歌，这本身就是一件够诗意、够浪漫的事情，所以，作词人不应轻易放弃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而需努力找回华夏文明表情达意的文字之美。身为一个用汉字写作的人，那种根植于血脉中的“文化自信”是与生俱来的。珍惜它、用好它，亦是作词人的幸福。　　（作者系词作家，中国音协理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来源：文艺报  

作者：吴鹏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到了一年中最为高温高湿的三伏天气。古今同此溽热，古人虽不知电扇、无论空调，但并不妨碍在衣食住行上玩出别样的避暑境界。视觉中国/供图　　衣：举之若无　　在挥汗成雨的天气里，身上衣服自然是薄之又薄才足够清爽。中国古代很早就能制作适宜夏季穿着的清凉丝制衣物。　　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一件西汉时期的素纱襌衣，净重只有49克，如蝉翼般至轻至薄。把这件襌衣叠起10层，然后在下面放一张报纸，透过襌衣依然能清晰地看到报纸字迹。　　这件襌衣之所以如此轻盈，和古蚕比较清瘦、所吐蚕丝既细且轻有关。现代蚕宝宝经过上千年的人工培育，比它们的祖先要肥胖得多，吐出来的蚕丝也是又粗又重，以致人们试图重制素纱襌衣时，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蚕丝原料。生物学家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将现代蚕宝宝退化成和祖先差不多的“健美”体质。但用这些“返祖”蚕宝宝所吐蚕丝制作的复制品，还是比原件重了0.5克。　　在透气凉爽上比西汉素纱襌衣更胜一筹的，是南宋女子背心。古代背心是一种无袖衣服，最初贴身穿在里面，后来逐渐外穿。福州新店浮仓山南宋墓曾出土一件只有16.7克的牡丹花背心，仿如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言“举之若无……真若烟雾”。材质如此轻巧的背心上身，穿上定然凉意侵身，更别有一番绰约风姿。　　食：经齿冷于雪　　华夏先民早就懂得取冰避暑，《诗经·豳风·七月》有言，“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每到周历二月即农历十二月隆冬时节，负责取冰的“凌人”会到冰面凿冰，到周历三月即农历正月储存到“凌阴”即冰库中，等到夏天就取出放到“青铜冰鉴”即盛冰的青铜器皿上，用以消暑。　　冰块除降低室内温度外，最大的用处就是冰镇食物、制作冷饮。据《楚辞·招魂》“挫糟冻饮，酹清凉些”，可知东周时期就有冰镇的米酒。唐朝流行的消暑冷食，除了类似今天冰沙的“酥山”外，还有清风饭、槐叶冷淘等。清风饭主要原料是上等水晶米和类似冰片的中药龙睛片、龙脑末，用牛酪浆调制好后放进金提缸中，“垂下冰池”冰镇，待到“冷透”即可食用。　　槐叶冷淘类似今天的冷面或过水凉面，将新鲜槐树叶捣成汁和面，做成细面条，煮熟后放进冰水或冰窖中冰镇，冷却后即可食用。杜甫吃过槐叶冷淘后赞不绝口，赋诗云“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一碗下肚，暑气全消。　　宋朝市井文化繁盛，消暑冷饮更加花样繁多，热播剧《梦华录》中的冰镇蜜瓜、红豆冰等只是全豹之一斑。宋朝有专门售卖冷饮的专卖店，杨万里有诗云“帝城六月日卓午，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　　据《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笔记，当时的消夏冷食有麻饮细粉、冰雪冷元子、砂糖绿等，冷饮有紫苏饮、甘豆汤、椰子酒、漉梨浆、香薷饮、姜蜜水、木瓜汁、乳糖真雪、白醪凉水、凉水荔枝膏、雪泡梅花酒、雪泡缩脾饮、五苓大顺散、甘草冰霜凉水等。　　虽然今天的我们无缘一饱口福，但只是看一眼这些冷食冷饮的名字，无须入口就足以凉意上身，让我们能在这个溽暑感受到千年前“宋潮”的风雅清凉。　　相比甜口的市井冷饮，文人雅士更喜苦口的荷叶酒即碧筒酒。荷叶性寒，有清暑利湿、清阳凉血之效。苏轼会将酒倒进掐取的荷叶中包好，等到“风熏日炽”，酒香飘溢时，就在荷叶的叶柄中间穿孔，然后将叶柄弯曲成象鼻状，让酒顺着柄孔滑进口中入愁肠。此酒略带荷叶的微苦味道，故东坡有诗云“碧筩（即筒）时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心苦”。在中医养生观念中，苦利于心，微苦的白酒更能纾解夏日燥热。　　住：凛若高秋　　古代住房条件最为优越的，莫过于皇帝。皇宫一般都在京师地势较高的地方选址，且建有很高的台基。这种设计既在政治上凸显天子至高无上的威严，也能通风散热。西汉未央宫就高踞未央山上，比长安城里自然凉爽透气。未央宫内有清凉殿，用玉石为床，床上覆罩琉璃帐，加上各种清凉款珍宝装饰，营造出冰爽沁人、清凉透心的水晶宫景象。　　除皇宫外，在各地尤其是京师近郊山上建造行宫避暑，也是帝王消夏的标配。隋文帝曾在长安边上的天台山修建仁寿宫。此宫海拔1000多米，又处于杜水和马坊河交汇处，有醴泉、西海、玉女潭等水系环绕，“微风徐动，有凄清之凉”，三伏天气温也只有22摄氏度左右。　　隋文帝驾崩仁寿宫终归是事实。故唐朝开国皇帝、隋文帝的外甥唐高祖李渊，就“以隋文帝终于彼，恶之”，从不去天台山避暑。杀兄屠弟逼父退位的高祖不肖子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于贞观五年（631）重修仁寿宫，因此地山有九重，故改名九成宫。翻修工程完工的第二年，太宗就迫不及待去九成宫避暑，惹得朝野议论纷纷。毕竟太宗身为人子不带父皇同享清凉，不符合传统孝道。　　大臣姚思廉苦口婆心劝谏，太宗辩解道“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用高血压上头、受不了长安溽热的借口把姚思廉堵了回去。马周接力谏言，“车驾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情之礼，窃所未安”，陛下您独自上山享受清凉，留父皇在山下忍受酷暑，良心不会痛吗？　　太宗虽勉强“纳之”，但仍然是说一套做一套，直到高祖去世前一年即贞观八年（634）夏天，才请父皇同去九成宫避暑。但高祖因为姨父文帝驾崩此宫的心理阴影，加之龙体欠安，不愿鞍马劳顿进山。太宗就下令营建大明宫，“以为上皇清暑之所”。大明宫刚刚开工，高祖就病情加重，很快于贞观九年（635）五月驾崩。故有学者猜测，太宗“修大明宫为太上皇消暑也是一种假象，否则，在高祖健康的时候为什么不为他修避暑之所呢”。　　高祖无福入住的大明宫建成后，成为唐朝新的政治活动中心，在避暑设计上也是煞费苦心。据《唐语林》，唐玄宗在大明宫临水修建凉殿，使用水车将冷水输送到房顶，用冷水循环带走房顶热气。同时让冷水沿屋檐自动流下，“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形成人造水帘；再用“水激扇车”即水力摇扇对着水帘扇风，将冷气吹入室内，“风猎衣襟”。这种制冷工艺在“暑毒方甚”的炎夏中，竟能达到“座内含冻”的降温效果，宛如一个古代版的“水冷空调房”。　　玄宗凉殿的消暑营建工艺翻新，后世子孙唐宣宗就在大明宫太液池别出心裁。据《唐摭言》，唐宣宗有次召翰林学士韦澳、孙宏到太液池见驾。当时正值炎夏，两人都穿着极薄的单衣，一旁侍候的宦官见状脸上露出谜之微笑。韦澳、孙宏“初殊未悟”，不解其意，等到落座回话，不一会儿就“觉寒气逼人”，回头一看，“有龙皮在侧”。原来宣宗用“龙皮”即蟒皮挂在太液池宫殿四周，用以隔绝暑气。　　皇室之外，大户人家居家必备降温神器有“叶轮拨风”“自雨亭”等。据《西京杂记》，西汉长安巧匠丁缓曾发明用人力推动的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在巨轮上安装七个叶片，由人摇动手柄，带动叶轮快速旋转，搅动空气形成凉风，可以达到“一人运之，满堂寒颤”的降温效果。　　据《封氏闻见录》，玄宗时期御史大夫王鉷曾借鉴大明宫凉殿制冷原理，在家中修建“自雨亭”，将井水运送到屋顶，“从檐上飞流四注”。避暑效果虽无法向凉殿的“座内含冻”看齐，却也“当夏处之，凛若高秋”。　　经由王鉷的示范带货，“自雨亭”就在达官贵胄中流行开来。刘禹锡在刘驸马家体验过“自雨亭”后，作诗《刘驸马水亭避暑》，“千竿竹翠数莲红，水阁虚凉玉簟空。琥珀盏红疑漏酒，水晶帘莹更通风。赐冰满碗沉朱实，法馔盈盘覆碧笼。尽日逍遥避烦暑，再三珍重主人翁”。亭外是香远益清的莲荷，亭下是“更通风”的晶莹水晶帘，亭里是用天子御赐冰块冰镇的水果冷食，夏日消暑的逍遥氛围被诗人营造得无以复加。　　而长安避暑圈最为“骄贵”的，莫过于杨国忠家族。据《开元天宝遗事》，杨氏子弟“每至伏中”，都“取大冰使匠琢为山”，在家中制作冰山，“周围于宴席间”，用于宴饮时降温。座中客人“虽酒酣各有寒色”，甚至有“挟纩”即披锦衣锦袍以御寒者。　　行：松风冷袭衣　　如果实在受不了家中高温，各种消暑神器、降温冷饮都无法抵御酷暑的魔法攻击，那古人就会放出最后的大招——走为上策，躲到老林深山、清幽古刹，去消散一身暑热。　　宋人张抡在青山绿水间尽情释放身心的闷热，写道“炎天何处可登临，须于物外寻，松风涧水杂清音……宜散发、称披襟，都无烦暑侵”，尽显避暑之趣。梅尧臣在中伏日那天赴妙绝寺避暑，“高树秋声早，长廊暑气微；不须河朔饮，煮茗自忘归”，禅房花木葱茏，长廊暑气渐消，吹着凉风，喝着凉茶，仿佛已入初秋。元人释英在农历六月踏入深山，“六月山深处，松风冷袭衣；遥知城市里，扑面火尘飞”，畅享山野凉风惬意，吐槽城市热浪滚滚。　　深山古刹之外，池边荷塘也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宋人杨万里就在骄阳似火的暮热时节游玩荷池，“细草摇头忽报侬，披襟拦得一西风。荷花入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池水清幽、荷叶青绿、西风清凉，夏日里有如此赏心乐事，夫复何求。　　晚明范允临曾在“铄金流火，五内俱热”的天气，携妻子到苏州宛转桥赏荷避暑，观“池中菡萏如铺霞簇锦”，嗅“晚来香露扑人”，再令少女六七人“奏《水云》之曲”，如此方“差足解愠”。与爱妻流连于良辰美景时，范允临还不忘写信邀约友人，“能来一领荷香乎”？　　既已行至水边，那不妨登船寻乐。据《武林旧事》，南宋临安百姓每到农历六月六，都会“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驾船到“蒲深柳密宽凉”的地方“披襟钓水”，直到“月上始还”。兴之所至，有人还会“留宿湖心，竟夕而归”。　　当然，相比走为上策，处于鄙视链最高端的避暑境界是岿然不动，清心静气。白居易曾在苦热时节赴禅寺避暑，见禅师足不出户端坐房中，遂于恒寂师禅室题诗，“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　　回到家中后，白居易也效法禅师独坐院中消却暑热，“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任他暑气腾腾，我自宁心静气。只要心无杂念，胸中自有凉意漾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