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发出一句感慨：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历史著作连续不断，这实在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比不上的。 这话没毛病。中国有深厚的写史传统，古代史籍浩如烟海。光看分类，就让人惊叹。《四库全书总目》分史书为15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排位第一的正史是中国历史著作的主心骨。 每当王朝更替，新朝建立，都要组织人力编写前朝史，是为正史。这一叫法见于《隋书·经籍志》，到清代备齐了二十四史，从《史记》《汉书》直至《元史》《明史》，历时1800多年，共3200多卷，4700万字。 二十四史开始几部不是国家行为，都是个人写作，后来得到国家承认，才立为正史。到唐朝开始把正史列入官修，国家出面，征集史料，选调学者，设置总裁、编纂官、监理、提调、缮写、校对等一系列职位，成了国家级的文化工程，参与其中者，多为一时俊杰。 比如北宋的宋祁，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样的名句，被誉为“红杏尚书”。宋仁宗时，他和欧阳修一起撰写《唐书》，历时17年修完。为区别五代时期修的《旧唐书》，就称为《新唐书》。修史的时候，宋祁工作发生调动，

演讲人：胡可先 演讲地点：宁波图书馆 演讲时间：二0二二年五月 胡可先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著有《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欧阳修词校注》等二十余种。 宋代的著名文人往往集官僚、学者与文学家于一身，举其荦荦大者，就有范仲淹、欧阳修、宋祁、晏殊、王安石、苏轼、范成大、陆游等等，若要在这里举出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无疑要数欧阳修。 欧阳修是北宋集政治家、文学家与学者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从政治上说，北宋前期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都与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上说，他对诗文词赋等各种体裁都具有开拓性；从学术上说，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卓著的贡献。欧阳修作为北宋士大夫的代表，他的生活是多侧面的，也是多元化的，我们本次讲座的重点，主要从政治生活、学术生活、日常生活、文学生活四个方面介绍欧阳修。欧阳修的政治生活 欧阳修生活于北宋的多事之秋，他的政治生活一直是动荡不定的，从入仕到退居，经历了多次从中央到地方的迁谪。我们今天就从科举入手，大致谈一下欧阳修的政治生活。 1.科举 欧阳修的科

一提到盛唐气象，我们很容易想到热烈、飞动、雄壮、豪迈，未必联想到庄严。其实，庄严也是盛唐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盛唐诗人来说，时代的美好、国力的强盛、山川的壮美，在在都唤起他们内心深处的庄严感，让他们情不自禁地为之歌咏。“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杜甫《野望》）“圣世”“圣代”之类的词语不断出现于盛唐诗歌，我们很难说这些都是粉饰太平的话。甚至连对时代颇多怨怼之音的李白也有类似的赞美：“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古风》）开国以来不断走向繁荣昌盛的大唐，展现出一种赫然的大国气象，李白也忍不住为之礼赞。即使在安史之乱的时候，这种大国气象仍然留存于诗人的心中，王维的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这种早朝的气象俨然开元盛世的再现，但这不是粉饰太平，而是诗人虽身处动乱之中，仍对盛世局面有太多的记忆，以至于只要国家稍微安定，就能立即在脑子里唤起以

网上传来一位叫周月亮教授的视频，看得人目瞪口呆。他竟然大肆污蔑全国人民正在学习的《弟子规》是＂糟粕＂＂癌症＂，并且还喊出＂忠和孝是中国文化的毒瘤＂的极其惊人的言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口出狂言的周教授竟然是中国传媒大学阳明书院院长，大家都知道王阳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一代圣贤。而周月亮竟然是以这样一个身份来否定传统文化，打着红旗反红旗。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竟然借西方文化势力篡改污化我国教材之机，将《弟子规》扣上毒教材的帽子，其用心极其险恶？更令笔者感到意外的是，在他的视频评论区，800多条评论竟然有一多半是赞成他的观点的。没想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恢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示已长达十年的今天，竟然还有这么多人与这位大学教授一样，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偏见，曲解，歧视，甚至恶意攻击。这让笔者联想到不久前大名顶顶的当红知名学者易中天竟然也曾在一次演讲中公然污蔑《弟子规》有毒，还要求家长们不要让孩子学《弟子规》，要学就学外国童话《安徒生》。看看，我们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已经被西化到了何种地步？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自信，不认同，造成了今天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中西两大阵营的空前撕裂

当然克念的功夫也不是一蹴可几，这可是急不来。我们也看到很多修行的人太操之过急，急会上火，我们以前武侠片里面讲的走火入魔。当然不要再去看武侠小说了。就是会欲速不达，弄巧成拙，不能着急。古人说的，为学第一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人一浮躁就会慌乱，就会发脾气。假如要改脾气，要学《小儿语》，“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心就比较安定，不容易发脾气，急的人一般脾气都不好，“十差九错，只为慌张”。当时候看《小儿语》这第一句非常汗颜，觉得得重新再来，得要归零，从《小儿语》开始学起，第一句自己就做得很差。警觉性要高，随时提醒自己，任何一举一动都不能够慌乱。来源：弟子规公益网  

当然我们跟着老师学习不能挑着学，一有挑就不是跟老师学，为什么？是自己在挑，哪怕挑出来老师的部分，可能也是照自己的去理解了。而且我们刚刚说了不生疲懈，听善知识的经教不能有那种懈怠、不耐烦，常常拿着遥控器快转，是学不到东西的。为什么？善知识讲一段话，哪怕十分钟，就是一篇很精辟的文章，大家去观察看看。  来源：弟子规公益网

我们看到老人家遇到前面两个老师，他人生很有目标、很有方向，我们读到这里马上反观，我现在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很有方向、很有目标？我们每天还会东摸摸、西摸摸，时间这样浪费掉，铁定我们的方向目标还不够明确，不然会怎么样？时间不够。孔子看到子贡在批评别人，孔子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我哪有那个闲工夫，用功时间都不够。夏莲老跟孔子一鼻孔出气，夏莲老《自警录》里面，学道之人无剪爪之暇，安有时间说闲话。我读到这一句我就想一想，我有没有没时间剪指甲的情况，假如都没有，我还不叫学道，差远了、差远了。可能向道的人他很认真、很精进，但是看到指甲长了，好好好，明天剪，明天又忘了，拖拖拖拖了好几天，无剪爪之暇。这些法语都是过来人表演给我们看的，我们肯受教，对照对照找出距离，知耻近乎勇，赶紧迎头赶上。  来源：弟子规公益网

 日日新，每一天都要进步，这就是不能知少为足，不能我今天不错了，就自得自满，那就停住了。就像孔夫子问学生志向，子路很道义。颜回他很重视自己内在的修为，“无伐善”，不标榜自己，不然就傲慢；“无施劳”，这就是自己曾经付出的不会放在心上。人付出放在心上，心就不是真心的状态了，真心一法不立。我们看当母亲的人，你为孩子付出，你开始在那里算，我为你煮的早餐几餐，我为你煮的中餐几餐，那个愈干状态都不一样了。无求的付出，做完心上都没有，同体，不分。我们看，今天我们在团体里面做了我们放在心上了，别人一提醒我们我们不高兴，“我都做那么多了，你还批评我？”无施劳不简单，真的能守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了都是应该的，义所当为，他就不会放在心上了。放在心上会跟人家要人情，会邀功。  来源：弟子规公益网

作为2020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传播交流推广项目，江苏省美术馆日前推出以“物之序：江苏工笔画六百年”为主题的展览，展出明清至今近200件作品，旨在以工笔画为载体，反映从传统到当代、从形式到观念的代际传承与创新诠释，突出呈现不断深化涵养的工笔精神。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典型形态，工笔画在表现对象和审美理想上，不仅聚合了古代文人丰富的精神体验，同时也为传统及至当下的美学提供了本真的认识视角。 吴门画派的工笔世界 苏州作为古代吴国的都城，俗称吴门，历来经济繁荣、文人荟萃。明代中后期，继承元代黄公望、王蒙等人绘画传统的文人画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被称作“吴门四家”，他们及其追随者被称作“吴门画派”。该画派在创作上具有诗文书画互应、画风清新淡雅、笔墨刚柔相济的艺术特点。“吴门画派”的工笔画以笔墨洞察物象之造型与性格，在深入描画的基础上寄寓感发自由的创作情感，抒发知物求真的意愿和旨趣。 仇英的《捣衣图》是一幅工笔白描，用笔精细，笔墨劲秀，充满了文人画的含蓄雅致。画中树木树叶疏朗，营造出一份闲趣，树下妇人侧视而做捣衣状，人物形象自然，呈现出疏淡空灵的气韵。 文徵明的《万壑争流图》则是另一番趣味。画中

四时观念的艺术呈现 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特定的时间观念，《说文》曰：“时，四时也。”《礼记·孔子闲居》也云：“天有四时，春秋冬夏。”它既可以如《淮南子·本经训》所载“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开阖张歙，不失其叙，喜怒刚柔，不离其理”，春夏秋冬四时代换；又可以如《左传·昭公元年》所言“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一日之间也分朝、昼、夕、夜。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往往以绘画描摹四季时令，留下了中国人对时令生活的理想与写真。 “四时”之分是中国人日常行事的主要时间线索。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四时”绘画成为古人情感倾诉、借物抒情的选择。 《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帖画鸡，或斫镂五采集土鸡于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可见，魏晋时期已有时令绘画出现。随着经济繁荣和市井文化的兴起，自唐宋始，中国古代绘画中便多以“四时”为题。《唐朝名画录》中有王宰于兴善寺画“四时屏风”的记载，《图画见闻志》中亦提到刁光胤画“四时花鸟”、李成画“四时山水”。到了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中的《悬画月令》更是详述了每个时节适宜悬挂的绘画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