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跟公公婆婆、大哥嫂在一块儿过年，家人团聚的氛围，温暖的感觉，和乐融融！

       我和丈夫一起给婆婆办年货，婆婆不想我们花钱，但是我们一心去做，二位老人可高兴了。三十多年了，公公婆婆和两个儿子、儿媳妇一起过年，相处都很融洽。婆婆处事特别圆融，会说话，我今天认真观察，发现婆婆做事和说话都不漏空，这是我应该学习的地方。         婆婆干活，每一步都很严谨，比如拌凉菜要放粉丝，婆婆先把粉丝放进笊篱控水，然后再放入菜盆里，这样拌出的凉菜就没有多余的水。而我经常是图省事，粉丝焯好了，就直接捞在凉菜上。今年学生就在这些小事情上用心，用的是学习的心。今天拌凉菜放粉丝，我就没图省事，而是照着婆婆的方法步骤去做，凉菜拌好了，感觉味道也不一样了，心里甜甜的！

学习《了凡四训》，老师教育学生通过干家务活，锻炼自己的用心；做事要有先后顺序，分清轻重缓急，抓住重点，接人待物也是这样。我看到婆婆干活就是这样做的，处事也像干活一样有头脑。在两个儿媳妇面前说话总是说别人的好，遇到不好的事，婆婆也不说，所以我们全家三十多年来一起过年，都非常和睦，其乐融融。

       说来很惭愧，婆婆的长处我怎么就没学会呢？因为以前没有这颗向老人家学习的谦卑、恭敬之心。

       婆婆家厨房不大，过年做一桌子菜，厨房也不乱。备料、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几点做饭，每一步都恰到好处。我以前总是看婆婆的短处，今年开始用心看婆婆的优点，发现婆婆身上值得学生学习的地方真的很多。         家庭和睦，身体健康，才能幸福。婆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们家，学生要认真的反省自己，努力改过向善，回头从根上找回丢失已久的孝心。

以上是学生春节期间心念的转变，感恩老师的谆谆教诲！

子贡和子路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都在孔门十哲之列。《吕氏春秋•察微篇》记载了他们俩的故事。

关于子贡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一条法令，如果鲁国人在其他诸侯国发现同胞沦为奴隶的，有人能把他们赎回来，则可以到鲁国的国库中报销赎金。子贡从其他诸侯国赎回了做奴隶的鲁国人，但他没有接受官府的赎金。

孔子批评他此举失当，认为圣人所做之事，重在改变风俗习惯，影响老百姓的行为，而并非只适合自己的个人行为。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子贡赎回奴隶后根据法令拿应得的酬金，这并没有损害行为本身的价值，但如果不拿应得的酬金，那么从此以后，鲁国就少有人再愿意为同胞赎身了。

子路的故事则是这样的：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落水者为了表达感谢，送了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听后很高兴，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会有更多人勇救落水者。

孔子作为大思想家，的确见微知著，洞悉人性。按照我们普通人的想法，一定会认为，子贡道德高尚，高风亮节，做好事不求回报；而子路则差了些意思，因为他虽然做了好事，但也接受了酬谢。

孔子曾有言，“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法令的本意，便是让人们把落难同胞从外地赎回来，事后得到国家的补偿和奖励，这样一来，行善举的人既不受损失，还会得到人们的称赞，长此以往，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做善事。

而子贡的做法，固然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但同时也拔高了人们对“义”的标准，无形中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长此以往，那些赎人之后再去向官府要钱的人，可能就得不到人们的赞扬，反而会被嘲笑，甚至责难。

做善事的人出力出钱还惹麻烦，那再遇到该施救的情况可能就会装着看不见。本来是正常善事却变成了道德绑架，鲁国的这项善政也就无法施行下去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子贡的做法的确不是一件善举。

违反常情、悖逆人性的“义”并不是儒家文化中真正意义上的“义”。曲高往往会和寡，要求过高会让普通人望而却步，感到高处不胜寒，再至诚至善的事情也会无人响应。

反观子路，表面上看起来不拘小节，但他没有去刻意地提升“义”的标准，行善后毫不介意接受回报，普通人就会愿意效仿学习他的行为，能够以他为榜样。有这种“义”“利”平衡的社会行为导向推动，良好社会风气也就不难实现了。二人做事情，尤其是影响力大的人做事情，往往带有示范效应，因此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更看重事情所产生的溢出影响。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入世思想就是希望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热忱地投入社会，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后来，子贡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不断成长，成为了儒商的开山鼻祖。人们常说的“端木遗风”，就是指子贡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的也是子贡。

儒商是儒家思想在商业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实践者，经济行为带有浓重的儒家文化特色，“商”是本质，“儒”是特点，其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左传》中这样记载孔子认为的义、利关系：“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用礼法维护道义，用道义产生利益，用利益来使老百姓太平，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经济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经济，追求利益是社会前进的动力。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任何人都不可能不面对义与利的选择问题。

儒商是把“商”的职业和“儒”的道德规范、伦理品质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所强调的价值观念是义利并举、义以生利、先义后利。这也是儒商有别于其他商人的重要标志。

义与利的平衡协调，也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两者不可偏颇、“过犹不及”，过分强调哪一方面都会带来祸害，社会的天平就会倾斜。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一个企业只注重“义”，不注重“利”，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企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或许一时高歌猛进，但不会长久，很快就要虚脱。在商言商，谋“利”是商人的本分。可若只注重“利”，企业也无法长久。因为企业是经济主体，是要与其他人、与其他经济体打交道的，也要在互利互惠中实现价值交换。如果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利”，不顾及其他人和公共的“利”，甚至把个人的“私利”凌驾于大众的“公利”之上，那么必然会众人防之若贼，路子越走越窄，到头来只能被市场抛弃。让别人无利可图，注定自己也会无路可走。三义与利并非天生对立，有时候，义就是利，是公利，是整体的、公共的、长远的利。儒商强调的义就是把公共的利益放在个人的私利之前，私利不应该损害公利。而“利”的终极目的也是服务于“义”，葆有救世济民的忧患意识，并承担起达则兼善天下的社会责任。

义与利的背后是文化与经济，它们的关系也就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儒商精神对于经济行为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用“义”规范引导约束“利”，则经济健康发展，公共秩序有序循环，社会风气向上向善。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传承儒家文化，弘扬儒商精神，目的就在于让更多的企业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践行现代企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

在经济加速转型的当今时代，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商业道德问题，弘扬儒商精神，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秩序良性循环。

众多儒商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具有长远眼光、大局观念，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积极履行责任，勇于承担义务，能够为其经济行为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品牌形象。对于企业而言，这是最大的“利好”。

新时代儒商精神所追求的义利并举，就是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相融合的精神产物，是儒家文化的重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的重利法则的对立统一。其实践的最优结果是既躬行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又创造了灿烂的商业文明。两者的有效整合，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金钥匙”。 来源：山东宣传

导语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古圣先贤智慧的力量，加入到学习、实践传统文化的行列，越来越多的企业因此改变了管理模式和发展方式，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实践中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本文将总结部分企业取得的代表性成果，以期为更多的企业提供借鉴。文 / 曲庆、富萍萍

华尔推剪（宁波）是美国华尔集团在中国的一家全资子公司。该公司在2008年陷入严重混乱状态，成为华尔全球最差的子公司。2010年，临危受命的总经理钱模星推行分配制度改革，引发了两次全员罢工。工人的要求之一是罢免钱模星。在总部的支持和当地政府的协助下，罢工得以平息，但是如何重整旗鼓，钱模星对此一筹莫展。

2011年初的一个周末，钱模星偶然发现了抽屉里一张介绍国学的光碟，看后就被中华文化的智慧深深吸引住了，随后参加的一个国学论坛让他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两段话令他印象尤其深刻：“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偶然打开的这扇窗让他有醍醐灌顶之感，促使他对自己以前的做法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开始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传统经典，一边组织培训、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条件、推动管理变革。仅仅三年时间，公司的面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华尔（宁波）一跃成为标杆，总部多次组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管、骨干员工来宁波参观学习。

钱模星是华尔“奇迹”的创造者，让钱模星涅槃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传统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为推动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无数企业家和学者做出了不懈努力。可喜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了古圣先贤智慧的力量，加入到了学习、实践传统文化的行列，越来越多的企业因此改变了管理模式和发展方式，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实践中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本文将总结部分企业取得的代表性成果，以期为更多的企业提供借鉴。儒家思想生发的典型管理实践儒家思想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影响遍及与人有关的所有方面，如人本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家长式领导等。我们不想面面俱到，而只基于近些年的企业调研，从四个方面介绍儒家思想生发的典型管理实践。君子务本——儒家思想与企业哲学中华传统经典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如何看待人生、如何为人处世都有全面的论述。尤其是儒家思想，其主要内容都是关于修身、待人、为政的，特别有助于管理者的自我管理以及企业哲学的形成。其中，最具启示意义的经典论述之一就是《大学》的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段话强调了“知止”的重要性，并说明了如何做到知止；强调了“修身”的基础地位，“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进一步强调了这点。修身修的是德，即诚意正心，其形象化的标准就是君子。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形象，具有高尚的品德，特别是儒家的“五常德”：仁、义、礼、智、信。此外，君子还具有“坦荡荡”“敏于行”“文质彬彬”“不器”“和而不同”“泰而不骄”等特征，能够“修己以达人”“修己以安百姓”。修身的目标，可以说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作为企业的掌舵者，企业家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因此更需要以君子的标准约束和修养自己，这也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根本。正如《大学》所言：“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很多企业家在学习儒家思想的过程中找回了“良知”，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企业的价值。钱模星说：“学习国学的收获，我认为应该是‘以觉为师’，即自我的觉察能力更强。这个阶段是对心性的探索和践行阶段，更加明白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我们到底来干嘛？这些都是从经典里获得的对人生的体悟。因此，我经常跟管理层讲工作的三层意义——工作是工作，工作是事业，工作是使命和情怀。”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在学习“阳明心学”之后说：“我告诉自己，我要努力修一颗和王阳明一样的光明心，让‘致良知’的伟大力量在康恩贝、在自己身上得到实修实证。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开始觉醒了，心中充满了力量！”白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忠良说：“学习‘致良知’也改变了我与企业、员工、社会和消费者的关系。企业是股东的，更是员工的，也是社会的。让员工的物质和精神两幸福是企业的第一要务。”稻盛和夫是实践中华传统文化的典范。他年轻时就热爱中华传统文化，《了凡四训》让他顿悟，是指导他修炼自己、管理企业的四本书之一。他还说，‘致良知’是他事业成功的最大原因。很多中国企业家都是受他影响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并借鉴稻盛哲学建立起自己企业的哲学体系。其中不少企业家把“追求全体员工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贡献”作为自己企业的使命。中兴精密集团董事长张忠良和钱模星一样曾经陷入迷茫：“我经营企业已有20余年，自己的人生旅途也已经过半，个人财富也有了相当的积累，难道接下来的经营目的还是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吗？一味追求物质财富能够带来精神上的幸福和满足吗？这样的人生真的有意义吗？”通过学习稻盛哲学和传统文化，他认识到：“经营者必须为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殚精竭虑，倾尽全力，必须超脱私心，让企业拥有大义名分。人生唯一的目的在于提升心性、磨炼灵魂，换句话说，就是要为社会、为世人做贡献。”金蝶的徐少春边学习传统文化边思考、迭代企业理念，最终确立了“致良知，走正道，行王道”的金蝶价值观和“以客户为中心，长期坚持专业主义；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明心净心”的金蝶哲学。以使命、愿景、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哲学是企业立命之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企业家的立身之本，是企业家和员工不懈奋斗的动力之源。企业家只有找到明确正确的方向，理解企业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系统、科学、富有人文精神的企业哲学，才不会陷入迷茫，才能带领员工不断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培育一家基业长青、让自己和员工引以为傲的企业。学以成人——儒家思想与人文教育企业的使命之一是培养员工，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共识，但对于从在哪方面培养员工、培养什么样的员工，还有不同的认识。儒家把学以成人作为学习的目标，即“为己”，具体而言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孔子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完整展现了儒家所谓“成人”的过程。多数企业现在仍然局限于以完成任务为导向的知识技能培训，有些企业则以培养“完整的人”为目标，在提升知识技能的同时，着力提升员工的人文素质，包括人文知识、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其核心就是“成人”“致良知”。近些年在企业家群体中流行的国学热，也逐渐延伸到企业的内部。这些企业的管理者秉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既“学而不厌”，又“诲人不倦”；既和员工一起在“事上磨炼”，又组织专门的学习。“人文教育”成为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实践。苏州固锝股份有限公司从2009年开始建设幸福企业，推行八大模块实践，核心模块是人文教育，具体形式包括身教、境教、言教。身教和境教比较常见，言教则包含了多个独具特色的做法。例如，言教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中华传统文化、健康养生、红色文化等，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直接关系；公司每年举办历时5.5天的全员轮流脱产学习，有时还集中住宿；每天早晨上班后分部门进行15分钟晨读，有些部门还在午休时间以及下班后自发组织学习；干部每周末还要参加半天的共修。人文教育之外的其他七个模块既有各自的作用，又和人文教育密切相关。其中，人文关怀和健康促进让员工感受到企业对自己的重视和关心，赢得了员工的信任，员工也更愿意参加人文教育；志工拓展、慈善公益、绿色环保和敦伦尽分为员工提供了学以致用的机会，这些实践实际上也是一种学习和教育，有助于员工实现“知行合一”；人文记录则为人文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和人文关怀、多方面行动的结合是固锝人文教育取得明显效果的关键。方太集团和华尔在推行人文教育方面和固锝有类似的经验。方太也特别关爱员工，为员工提供的福利形式超过50种。方太人文教育的主要形式也包括身教、境教、言教，其中言教也包含每天上班后15分钟的分部门经典诵读以及针对不同人群组织的集中学习修炼营。方太最有特色的“五一践行”，除“立一个志”“读一本经”外， “改一个过”“行一次孝”“日行一善”都属于“行”。钱模星学习传统文化后，在华尔出台了一系列关爱员工的举措，包括提高食堂餐食标准、为员工子女入学提供帮助、设立“华尔爱心基金”帮助急需援助的员工家庭、成立弘毅书苑对员工子女进行国学教育等。在人文教育上，华尔每周三晚上安排传统文化学习，钱模星是主要讲师，员工自愿参加，但多位高管全程参加。在“行”上，华尔定期组织员工走进村镇举办社区活动，关注老人和弱势群体。华尔还要求管理者角色从“监督型”转向“教导服务型”，并提出了具体的行为标准。有些企业把学习传统文化与学习稻盛哲学、实践稻盛经营学联系起来。稻盛哲学的多数内容都和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密切相关。例如，稻盛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作为人，何谓正确”体现的就是“致良知”，他的“六项精进”与儒家的仁、恭、自省等思想一致。技研新阳（简称“新阳”）公司总经理郭文英认为：“我们必须要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基础，在这样的素养的基础上导入稻盛哲学，就是如虎添翼，绝对会非常完美。”该公司把爱作为文化的核心，既从物质和情感上关爱员工，又组织员工学习《弟子规》和稻盛哲学，推行阿米巴。由于经营业绩出色，日本总公司把经营管理权交付给了新阳，自己变成了子公司。人文教育表面上和企业经营无关，实际上却对后者有长期而巨大的影响，直接作用是帮助员工明理、成人，也可以说是帮助员工“修身”“务本”。当员工理解了工作的意义，了解了如何才能拥有幸福的人生，明白了良好品德对自己人生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就能更加自觉地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他人、对待工作和生活，融洽的人际关系、优秀的工作表现将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大学》所述之“德-人-财”的关系。要真正实现这样的结果，就需要像固锝、方太、新阳那样把人文教育、人文关怀以及工作内外的具体行动结合起来。中庸之道——儒家思想与整合管理中庸被孔子称为“至德”。所谓中庸，就是用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无过无不及”，具体的表现如“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中庸的核心是适度，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寻找平衡点，从而达到“和”的状态，因此，中庸之道也是和谐之道。《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对于“和”的内涵，《国语·郑语》中有一段话讲得很透彻：“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左传》中一段话讲得很形象：“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管理的本质是协调，协调各种资源、各种矛盾，因此，管理之道就是中庸之道、和谐之道，要在各种矛盾之间找到平衡点，避免走极端。例如，华尔的管理模式是“西方方法+东方心法”，苏州固锝的管理模式是“家文化+精益管理”，方太儒道总纲是“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新阳的文化是“人本精益文化”。这些企业的共同特征是既在生产的科学管理上做到极致，又在管理的人文化、本土化上开展卓有成效的实践，使精益管理与人本文化（或家文化）形成良性循环。这种管理模式是整合管理的典型形式。中国学者提出的家长式领导和悖论式领导把相互矛盾的领导行为整合进一种领导风格，也体现了中庸思想。家长式领导是威权、仁慈、德行三种行为的结合，威权与后两种行为相悖。悖论式领导所指则正是领导者兼顾相互矛盾的做法，例如：自我中心与他人中心相结合、既维持亲密又保持距离、既一视同仁又允许个性化、既控制又允许自主性、既严格要求又保持灵活性。家长式领导久已有之，悖论式领导则是2015年才被提出来的，一经提出即受到广泛关注，显示出中庸之道的魅力。美国小说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说“同时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行事，这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一个人是这样，一个组织也是这样。两个乃至于多个相互矛盾的因素的“和而不同”，创出的就是新路。中国企业家既有必要认识到前面提到的各类要素中，同时兼顾两个或多个方面并且让各方面相得益彰并不容易，又要相信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更擅长中庸之道，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在整合管理上做得更好。天下大同——儒家思想与责任管理和谐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层次，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物和物之间、组织之间、国家之间……这种和谐状态就是儒家所描述的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天下大同。《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尚书·虞书·尧典》中论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儒家主张由家族和谐扩展到社会乃至不同邦族之间的和谐，“协和万邦”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与核心价值之一。将这一社会理想应用于企业管理，就是近些年快速兴起的责任管理和责任领导，美国的学者和企业家将之称为觉醒商业（conscious capitalism）。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是企业要从只关注股东或少数利益相关者转变为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关系。相比于西方，该理论在中国有着更深的文化基础。天下大同的思想深植于中国人的观念中，也影响了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中国学者和企业家提出了和谐管理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与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等各个利益相关者建立和谐的关系。但是，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既一致又矛盾的关系，要真正做到和谐管理或责任管理并非易事。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在这方面做到极致的企业。该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在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同时，切实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着想”。该公司为利益相关者着想的一些做法包括：导购员的责任不是为公司卖东西，而是帮顾客买东西，他们的收入不和销售额而是和顾客满意度挂钩；不允许拖欠供应商的货款，不向供应商转嫁风险和成本，不接受供应商回扣、吃请，也不能给供应商带来麻烦；在政府需要的时候出资赞助；不和同行打价格战。在我们的访谈中，信誉楼的供应商评价信誉楼“就像雷锋一样”。方太的经销商对方太也有类似的评价：“（方太）还是希望能跟经销商共赢，希望经销商能把这个生意做起来，它有点像保姆似的服务，就是帮着小微企业去成长”“它是持续不断地一直在辅导，没有说因为你现在的实力比较小就放弃你，它是不断地给你赋能，不断地教会你怎么做，去拓展你的生意”。方太不仅为合作伙伴提供六西格玛、零缺陷以及精益生产的培训，而且还带领他们一起学习传统文化。一位供应商说：“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学校里老师会教你1+1=2，社会上没人来教你，但是茅总就教我们怎么做人做事。”与西方以契约为基础的责任不同，中国人在定义责任时更多受道德的影响，因此，中国企业倾向于为利益相关者做得更多，与他们建立更长期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使得合作伙伴之间形成了具有共生、均衡、自组织、自适应、成长、进化等特征的生态系统，为系统中所有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这就是一种“大同”的状态。随着生态系统在现代商业中作用的提升，“天下大同”思想将赋予企业更强的生命力。在以上企业哲学、人文教育、整合管理、责任管理四个方面的实践中，后三个方面涉及企业的三个重要维度——员工管理、基本管理模式、利益相关者关系，三个方面背后的理念则统一于企业哲学。四个方面的实践应该是彼此相通的，这也是一种大同或者中庸、和谐的境界。以儒家思想指导企业管理的难点与对策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但要真正用于实践并产生效果并不容易。根据我们对企业的调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难点。第一，领导者自己学懂想通难。《中庸》第12章中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中心，这段话说明了在儒家思想上做到学懂想通的难度。这种难度还来自其他方面：传统经典中的文字高度凝练，不易理解；儒家思想虽然总体上具有一致性，但先贤们各有其主张，同一先贤在不同场合对同一思想也可能有不同的阐述；儒家经典中的很多观点并没有提供充分的理由，要做到真信力行，就要自己想通背后的道理，这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第二，得到员工认同难。员工到企业工作的主要目的一般都是赚钱，传统经典和员工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对员工赚钱没有直接的帮助；而且，传统经典的内容晦涩难懂，很难讲好，这就导致企业组织员工学习传统经典时很容易遭到员工的消极对待甚至抵制。固锝一些员工的反馈就很有代表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学员，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对这一块的话觉得不是完全能够接受，就觉得里面很多的内容有点过时了，迂腐了”“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觉得文化很枯燥无味，肯定有点打瞌睡或者什么的，也根本就融入不进去”“一开始就说上班学这个干什么？好不容易从学校出来不用学习了，还要学习”。华尔在2012年曾举办历时三天的大型传统文化论坛，1000名华尔员工全部带薪脱产学习，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被员工和家属质疑是“迷信”和“洗脑”，钱模星不得不改变策略，从全员培训改成自愿参加，一直延续至今。

第三，在管理实践中应用难。传统经典的内容以哲学为主，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关系不大，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改变管理者和员工的思想间接实现的。这意味着企业很难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快速提升效益，在很长时间里，能够看到的都是投入而非产出，如果领导者没有足够的定力，很难坚持到收获的那一天。对于那些盈利困难、生存压力大的企业，坚持做“无用功”的难度就更大了。如何才能化解这“三难”呢？我们提出三个针对性的建议。第一，领导者真学真信是根本。我们访谈过多位通过学习实践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实现发展的企业的领导人，在问到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时，他们共同的回答是领导者真信。真信的前提是真学。所谓真学，不仅意味着老老实实读原文，领会其意涵，而且要在工作生活中主动践行，努力做到知行合一。所谓真信，首先是要相信流传数千年的传统经典中蕴含着无穷的智慧，相信传统经典中蕴含着促进企业发展的难以替代的精神力量；其次是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想清楚先贤们这样说的道理；最后，还要联系企业管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在不断学习、思考、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哲学体系。

第二，系统推行管理实践。在企业管理中应用传统文化既需要化道为术，也需要道术结合，最基本的是和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结合，重点和难点则是做好人文教育。如前所述，以学习传统经典为主要形式的人文教育是基于传统文化的管理实践的核心，而要顺利实施这一实践，就必须和其他实践相结合。包括领导者特别是最高领导者的率先垂范，兼顾员工个人和家人、工作和生活的人文关怀，包含公益活动、爱岗敬业、敬老爱幼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及员工参与。员工参与的形式有很多，例如，固锝采用“支部建在连队，学堂建在班组”，在公司建立了三十多个支部，负责本行政单位八大模块实践的落地；新阳推行阿米巴和TCC（Teams Culture Circle，班组文化圈），其中TCC和行政班组基本对应，新阳将其定位为员工经营、给予员工“爱和成长”的平台，赋予其更多权责，以实现自主管理。

第三，持之以恒。将传统文化应用于企业管理实践的一般过程是主要领导学习—核心团队或管理人员学习—改革企业管理方式，提升人文关怀水平—开展人文教育—改变员工态度、思想和行为，提升经营业绩—进一步改革管理方式—持续提升经营业绩。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传统文化的力量在于改变思想，而思想的改变需要时间。依据传统文化改革企业的管理实践也许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但要见到效果则需要久久为功。因此，在运用传统文化管理企业的过程中切忌急功近利，要认清这一过程的长期性，不忘初心，循序渐进，坚持不懈。 坚定信念、系统管理、长期坚持是运用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三个必要条件。当前想用传统文化来管理企业的企业家不计其数，能够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却不多。“本立而道生”，儒家思想对中国企业管理的最大价值就是帮助企业家找到企业的根本。认清并坚守根本，企业才能找到并遵循发展的正道，使命也将必然达成。关于作者 | 曲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富萍萍：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教授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家庭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新变化。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希望。2025年1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冒着严寒来到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这是22日下午，习近平在葫芦岛市绥中县明水满族乡祝家沟村考察时，同村民王宝维一家围坐一起拉家常。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第一，希望大家注重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要认识到，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砥砺前行。只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家庭梦才能梦想成真。中国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都体现着向上的家庭追求，体现着高尚的家国情怀。

广大家庭都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第二，希望大家注重家教。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古人说的“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青少年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古人都知道，养不教，父之过。家长应该担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画荻教子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我从小就看我妈妈给我买的小人书《岳飞传》，有十几本，其中一本就是讲“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很深。作为父母和家长，应该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念，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

第三，希望大家注重家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诸葛亮诫子格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都是在倡导一种家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高度重视家风。我看了很多革命烈士留给子女的遗言，谆谆嘱托，殷殷希望，十分感人。

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礼记·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

今天受到表彰的家庭，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带动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行动起来，共同为促进家庭和睦、亲人相爱、下一代健康成长、老年人老有所养而努力，共同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而努力。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负起领导责任，切实把家庭文明建设摆上议事日程。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结合自身特点，积极组织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各方面要满腔热情关心和帮助生活困难的家庭，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要发挥统筹、协调、指导、督促作用，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12日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讲话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