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晚辈，两岁多就开始学英文，她的阿姨教她念英文。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的外婆把她带到我们家里来，然后就开始表演。“对尊长，勿见能”，而这孩子从小就在很多长辈面前表现得不可一世，好像很有能力，她从小就增长傲慢，而傲慢是求学问最大的敌人之一，慢心一长就会目中无人。    所以，她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她的外婆就开始跟她说：“来，我们念英文给长辈听。”一开始问：“苹果怎么讲？”孩子说：“apple。”“雨伞怎么讲？”“umbrella。”讲了好多都没有偏差，厉不厉害？可能大家一听，“哇！好棒！”还在给她鼓掌。突然这个小孩对外婆问了一句话：“外婆，书本怎么讲？”她的外婆一听说：“我怎么会知道？”小女孩说：“外婆，你怎么这样白痴！”有了知识，有了技能，而不懂得对待长辈的态度，会导致知识愈高愈傲慢，所以学习的次序绝对不能颠倒。    所以，我们先把《弟子规》学好，就是把小学的根基扎好。假如小学的根基没扎好，直接读四书五经，孩子读得愈多就愈会跟生活脱节。有些孩子经读得很多，但是他会拿着《论语》里面的经句跟父母辩论。有个孩子六岁时，有一次妈妈在批评他，他就跟妈妈说：“有孔夫子的温良恭俭让吗？假如做不到， 也没有资格说我。”他妈妈心里一震，现在都已经用经典的言语在跟我反驳，那再读下去会如何？  来源：弟子规网

一本抗战题材小说，在日本竟然连续再版11次，被上百个大学收藏　　《引力》的诞生及现实际遇　　中国现代作家李广田以诗歌与散文创作名世，《引力》是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书写抗战时期人物命运及日常生活的小说，创作始于1941年7月，其后长期中断。据李广田之女李岫回忆，直至1945年8月11日，作者才“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写完最后一句话”。作为一部用力颇多的心血之作，《引力》与巴金的《寒夜》和钱锺书的《围城》一起，连载于郑振铎、李健吾主持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复兴》上，并于1947年6月由晨光出版公司结集出版。《引力》讲述了身居沦陷区的中学教员黄梦华，不甘心做“亡国奴”，在丈夫雷孟坚的召唤下，毅然带孩子设法离开沦陷区，去寻找光明的故事。当她历尽艰险到达丈夫居所时，丈夫却已离开，只留下一封信，告诉她自己正向更光明的地方进发。在丈夫行动的感召下，黄梦华也终于放下个人得失，告别旧我，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较之大名鼎鼎的《围城》与《寒夜》，《引力》在国内所受关注十分有限。小说连载期间，除李长之的《评李广田创作〈引力〉》之外，罕有评论文章。1983年小说再版后，仍未得到研究界足够重视。在笔者看来，《引力》在国内研究界的持续“遇冷”，除文本风格方面的原因外，也受到时代语境的制约。不同于以故事、情节取胜的抗战题材作品，《引力》内容琐碎，行文中密集的心理描写与风景刻画削减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此同时，这部小说缺乏对宏大叙事和史诗化品格的追求，对沦陷区生活的原生态书写，与当时抗战文学的主流写法有较大不同，故在出版后长期游离于读者及文学研究界视线之外。但正是这样一部别样的抗战题材作品，在日本却引发了相当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可谓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独特案例。　　《引力》被日本接受与研究　　《引力》在中国发表后没几年，就被译介到日本。“日本的中国研究所最早出版了冈崎俊夫的节译本，接着，高田浩的另一节译本登载于1950年12月的《中国语杂志》上。1952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冈崎俊夫的全译本。”（陈嘉冠：《〈引力〉在日本》）除1952年版外，小说还有1959年版，期间连续再版了11次。　　这部小说不仅吸引了不少普通读者，也备受专业研究者推崇。据笔者调查，日本国内现有114个大学藏有《引力》1952年版，11个大学藏有《引力》1959年版。除该书译者冈崎俊夫外，学者吉田浩、立间详介、奥野信太郎、佐藤普美子等均为其撰写过书评或研究文章。另外，该书还入选了多种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著，如日本著名学者小野忍在其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每日新闻社1958年版）一书第六章“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将《引力》与老舍的《四世同堂》并列为沦陷区书写的代表性作品，并以《祖国中的异国（其二）——李广田的〈引力〉》为题，对小说进行了详尽评介。国分一太郎、小田切秀雄、山下肇编写的《文学中的教师形象》（明治图书出版1957年版），以《占领下的教师苦恼与行动——李广田的〈引力〉》为题，对小说进行了分析。　　日本研究者对《引力》的研究主要有3个角度，其一是对小说“抵抗文学”特质的揭示与阐发。立间详介在《读小说〈引力〉有感——反抗的起点》一文中指出：“读罢《引力》，我冲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反抗’。”在他看来，正是反抗的意志召唤了梦华的顽强行动，最终使她走向崭新的生命状态。小野忍则指出，正是“抵抗”的意志，使梦华突破了普通人对家庭的耽溺情绪，进而“从个人转向团体，由团体走向了大众”，最终收获了可贵的国民意识。而佐藤普美子在《让“衰颓之物”言说吧——试论：李广田文学的定点》中，更直接指出，《引力》正是“作为抵抗文学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并进一步指出《引力》也体现了李广田一贯的将目光投向“平凡的生活者”的创作倾向。在她看来，这种“去概念化”书写取向及其“质朴、恬淡”的笔调，无疑是小说能够引发日本读者广泛共鸣的重要原因。其二是对小说“自叙传”风格的发现。譬如译者冈崎俊夫就发现了小说强烈的自传性质，他在译后记指出：“作者去年（1950年）发表了《西行记》，这是记叙抗日战争时期迁移至内地时沿途观感的记行文学……这正好跟《引力》中孟坚的行踪相同。”李岫回忆说，她1992年即将离开京都外国语大学之际，将自己所携带的书籍及父亲李广田的文集捐赠给校方，在交接仪式上，知晓她身份的到场学者们纷纷以《引力》中的“小昂昂”（黄梦华之子）之名称呼她。丸山昇等日本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在和她的对谈中，也多次谈及他们对《引力》所传递的“和平理想”的喜爱，这从侧面印证了小说的巨大影响。其三是对小说艺术风格的分析，小野忍认为《引力》庄严与柔美兼备，梦华在离开沦陷区前的最后一课，“使人想起被选入中国语文教科书的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而李广田在描绘梦华精神蜕变历程中所展现出的“非凡的纤细柔绵的笔触……差一点被日本读者误认为作家是一位女性”。　　《引力》的“引力”何在？　　一部抗战题材小说，缘何在日本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引力》成为日本读者和学界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窗口？在笔者看来，理解《引力》在日本的传播热，不仅要考虑小说本身的美学风格与日本读者审美接受之间的契合，更要将这一文化传播现象放置于广阔的历史时空中进行考量。　　在阐释自己的美学主张时，李广田曾借一位西班牙作家之口，强调自己“反对过分人为的艺术结构，而要表现那最高的真实”（《两种小说》）。这种美学追求使得《引力》在呈现沦陷区生活时立足个体亲身经验，坚持秉笔直书，保留了抗战时期个人生存体验的生动细节。与此同时，这种写作倾向也使得小说摆脱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未对侵略者作漫画式处理，而是倾向于写出其复杂的一面。这种“以真为尚”的美学风格，无疑强化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而其中所寄寓的，正是作者批判侵略暴行，展现战争残酷性，呼唤中日两国走向和平、世代友好的美好愿望。这种对和平的向往，显然契合了战后日本人民的心理。　　此外，《引力》是典型的诗化小说，文中俯拾皆是的古典诗意想象与东方情韵以及小说家对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细密呈现，都与日本大正年间兴起的“私小说”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松散、琐碎、富于流动性的写作风格，与日本人重视情绪刻画，偏重内心省思的文学传统多有契合，因而也易为日本读者所欣赏。　　《引力》的接受热潮更与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特殊历史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战后日本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僵化的社会体制，导致了左翼运动的广泛兴起，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众多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理想寄托。而李广田的民主战士身份以及小说中对解放区的反复隐喻，自然会激发当时日本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使日本民众体会到了无法左右自身命运的滋味。正如奥野信太郎在《读〈引力〉》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深信美国的占领政策会使日本民主化，后来却显出了使日本军事基地化、殖民化意图。一旦施予的自由逐渐减少，日本人就有了被压迫国民的感情，于是同小说发生了共鸣。”　　《引力》在日本广泛传播，受到日本学界重视的现象，可谓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也充分说明，作为一部揭露战争给人民造成创伤与灾难的反战小说，《引力》写出了人类的共同心声，具有超越时空与国别的价值。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我不是个童话里的人物，/可连我都莫名其妙：/我这个人忽然可以很大，/忽然又会变得很小。”  在一首诗里，任溶溶说自己“可大可小”。为什么呢？“我翻译创作了太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不知不觉中被‘童化’了。”  头发白白，爱说爱笑，乐天单纯，自在洒脱，生活中的任溶溶童心未泯，像是个孩子。  5月19日，这位被“童化”的老人100岁了。  百岁少年，笔耕一生。  在他的译笔下，中国小朋友结识了瑞典的小飞人卡尔松和长袜子皮皮，意大利的匹诺曹和洋葱头，英国的沙仙、女巫和彼得·潘；他还是大名鼎鼎的“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爸爸”……经典的童话角色，陪伴几代孩子们快乐长大。  日前，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代表中国作协，向任溶溶百岁华诞致贺信。信中写道，任老学贯中西，童心永驻，八十载笔耕不辍，在儿童文学翻译、创作和出版领域成就斐然，为儿童文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译者应该像个演员，作品要让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  “100岁、80年，任老把自己活成了‘时间的传奇’！”儿童文学作家陆梅有如此感受。  她认为，有一类伟大的作家，他们以丰沛的创造力赢得了时间，时间在他那里不只是一个线性的长度，更是精神的向度。因为他们，我们得以重新认识自己、了解这个时代，而任老就是其中一位。  “任老的口语化儿童诗、忆旧散文、热闹派童话，似乎从哪一道随意门进入，都是灯塔般存在，足够打开和唤醒那些沉睡的童年童心。”陆梅说。  任溶溶的创作始于翻译。  20世纪40年代，任溶溶开始翻译苏联儿童文学。由他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等苏联文学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家丁玲读了他翻译的苏联作家施瓦尔茨的《一年级小学生》，撰文称赞是“一本极有趣味的书”，觉得“整个都被吸引住了，沉醉在里面了”。  有人统计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中，全国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译作有426种，而任溶溶一人独当30多种，有不少译作都成为凝结数代人共同记忆的文学经典。  20世纪70年代末，任溶溶从世界性的儿童文学大奖中寻找优秀作品。他率先发现了瑞典作家林格伦，一气译出了《小飞人》三部曲、《长袜子皮皮》三部曲等8种作品。  此后，经他发现和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世界著名作家就有：普希金、马尔夏克、马雅可夫斯基、盖达尔、科洛迪、罗大里、特拉弗斯、达尔、杨松、格雷厄姆、内斯比特、怀特……  他直接从意大利文译出的《木偶奇遇记》，迄今仍是流传最广的中文版本；他晚年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更是由丹麦首相亲自授权，成为唯一的官方中文版本。  任溶溶觉得译者应该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原作者的书既然是写给不同年龄的孩子看的，自然要让他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我们译者也就应该做到这一点，让我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  2003年，任溶溶荣获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同年，荣获首次设立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2012年，他还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诗人赵丽宏说：“任溶溶翻译儿童文学口语化、通俗易懂，又带着特别的优美。他翻译儿童诗，声韵、节奏符合儿童需求，又不失诗的韵味。他纯粹、坚持，一辈子为孩子们写作、翻译；他专注、追求自己的风格，那就是用化繁为简的方式让文字抵达读者。”每一首诗都能给孩子们一些快乐，一点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为什么搞儿童文学？因为儿童文学就好像在跟小孩子聊天、讲故事，我喜欢随便聊天，我用的文字也是大白话。”任溶溶的创作信条是，“生活中有意思有趣的可写东西多的是”。  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聊出来的。  20世纪50年代，任溶溶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经常去少年宫给小朋友们讲故事。“我自己就是那个‘没头脑’，常常糊里糊涂的。跟小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故事竟然自己就跑出来了。”  “没头脑”记什么都打折扣，糊里糊涂地造了三百层的少年宫，却把电梯给忘了；“不高兴”任自己性子来，上台演《武松打虎》里的老虎，他不高兴了，武松怎么也“打不死”老虎。  这两个角色，在小朋友中流传极广，让几代读者笑破了肚皮。1962年，还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美术片，成为亿万中国人美好的童年回忆。  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魏育青至今印象深刻：“我记得我是小学一年级，就看刚刚拍好的同名美术片《没头脑和不高兴》，到今天看还是很有意思的。”  任溶溶尤爱写儿童诗，到了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他希望每一首诗都能给孩子们一些快乐，一点意想不到的东西。他用大白话来写诗，把日常的甚至有些琐碎的生活写成了诗，也因此把诗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  “我所有的诗，全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我可以一首一首告诉你们，生活中是怎么回事。写文章只是聊天而已。只要活着就聊啊聊，写啊写，不会有无话可说，无文可写的时候。”他说。  2013年9月，儿童诗集《我成了个隐身人》荣获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也以90多岁高龄成为有史以来获得此奖项年龄最大的作家。  颁奖词这样写道：“这是一部将奇异的童心发挥到极致的诗集，它以老者大清澈、大纯粹的生命状态为视角和切入点，将儿童的积极游戏精神和世纪老人的智性通透深度融会贯通。童话式的幽默，童谣式的天真，口语式的朴拙，是对中国本土儿童文学诗意文本在语言、方法和美学探索上的一个具有突破性的拓展。”  有人说，人生是绕了一个大圈，到了老年，又变得和孩子一样了，而任溶溶却不大赞成“返老还童”的说法，“我跟小朋友从来没有离开过”。  他始终认为：“我的工作是给小朋友写书，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万一我返老还童，再活一次，我还是想做这个工作。”  在任老百岁华诞之际，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任溶溶文集”八卷本，共240余万字，收录文章1100余篇，全面展示任溶溶在童话、小说、故事、诗歌、散文等不同体裁的创作成就，记录和映照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发展进程。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邵若愚表示，任溶溶的作品是我们社原创儿童文学的品牌标志，全社一直精心打造，全力维护，在翻译和原创两方面做了百余个品种。前几年还成立了“任溶溶儿童文学译创出版中心”。今年正值百岁华诞，以八册精装文集祝贺任老百岁生日，实在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泉根表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正是由任溶溶那样一代代为中国孩子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而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儿童文学工作者所谱写的，老一辈的这种精神，需要代际相传，发扬广大，为新时代儿童文学的新发展、新作为不断努力再努力。  “发白红心在，豪情似旧时，愿穷毕生力，学写儿童诗。”这是半个多世纪之前，任溶溶写给自己的一首小诗。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孙建江说：“在他那里，为儿童写作既是一种使命，更是心理上的需求。也正因为如此，他童心永驻，并不因年龄的增长与儿童疏远。”作家梅子涵说：“他一生最成功的作品，便是写成了他自己的百岁童话。他真像安徒生笔下的老月亮，看他一眼，心里便明亮！”  向着五彩斑斓的文学世界，向着儿童质朴天真的内心，任溶溶仍在憧憬着、跋涉着，热情未减，脚步未歇。来源：光明日报  

第一届“汪浙成阅读之星”评选活动申报工作正在进行中。86岁的老作家汪浙成很好奇，“不知道最终评出来的这5位同道到底有什么样的阅读故事”。  汪浙成是宁波奉化人，曾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土壤》《酷夏》斩获两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女儿，爸爸要救你》入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的“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  一辈子读书、写书，汪浙成对图书馆感情深厚。1952年夏天，他跟着时任奉化文化馆馆长周士非绘制爱国卫生宣传画，晚上睡在文化馆的图书室里，拿起书就读，越读越明事理。第二年，他考入北大，“得益于这段阅读经历打下的基础”。  读大学期间，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下，汪浙成矢志学本领，课余时间一头扎进图书馆，往往直到要熄灯了才肯起身。有次深夜回宿舍的路上，他望了望天空，一个句子蹦了出来，“知识的繁星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把你们数尽”。他将之写入一首名叫《夜出图书馆》的小诗，并正式发表，成为他的处女作。  后来他还得知，自己祖父和其他6位乡贤，捐款在奉化建了一座图书馆。汪浙成跟图书馆的情感更亲近了，“我要做点什么”的想法开始萌芽、不断生长。2021年4月底，他将上万册藏书捐赠给家乡，并在奉化图书馆复刻了一间“汪浙成书房”，希望照亮过自己人生的这些图书，能照亮更多的人。  “书房”关键是要用起来，聚人气、办活动、畅交流，营造阅读氛围，“为全民阅读添一块砖，加一片瓦”。不过，经费从哪里来？自己手头不宽裕。一筹莫展之际，他盯上了在杭州的家，“我住进养老公寓，这房子一直空着，虽然有点不舍，但还是咬牙卖了，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图书馆、奉化区委宣传部等单位获悉，纷纷给予支持。他捐出卖房款中的300万元，从今年开始，面向浙江省各级公共图书馆读者，开展一年一度的“阅读之星”评选，每年度选出5人，每人颁发5000元奖金，为乐于埋头苦读的人送上一声问候。  奉化85后青年作家陈伟军申报参评。他发现，评选标准有一条要求申报者在公共图书馆无逾期未还等不良借阅记录，“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提醒，读书人要讲诚信”。  陈伟军说，老先生有大境界，履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段时间我在想，我也要做点什么”。  在奉化图书馆，“汪浙成书房”占地180平方米左右。这个物理空间正在不断延展，成为一个辽阔的文化空间与丰盈的精神空间。来源：光明日报  

好友马识途百岁生日时，92岁的王火还在感慨：“人活一百岁，世上能有几人。”转眼间，他也成了百岁老人。  7月17日，作家王火迈入百岁。他打量着自己，有些云里雾里，又有些不可思议，而后细细琢磨，释然一笑：“除了头发白点，跟之前也没啥变化嘛！”  倒是几天前，马识途为他祝寿，着实让他激动一把。那天下午，两位许久未见的老友紧紧相拥。一壶茶、一盘西瓜、一个蛋糕，这是他最享受的生日时光。  这位从炮火中走出来的战士，经历过大时代淬炼与锻造的作家，晚年的生活显得波澜不惊、悠闲从容。他把一生的行走、惊险的阅历、战火中的感悟，还有那炽烈的情怀，统统付诸文字，装进他的作品中。  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代表中国作协向王老百年华诞表示祝贺。信中写道：他扎根历史与大地，那些经脚步丈量而得来的有根有据的素材被酝酿成故事，客观、真实、还原历史的写法为当代小说注入了坚实而动人的力量。对革命的赤诚信念、对写作的一腔眷爱、对人间真善美的守护与践行，便是生命之“火”  为了给老友祝寿，马识途特意写了一幅“寿”字，还赋诗一首：“恭祝至交百寿翁，根深叶茂不老松。百尺竿头进一步，攀登艺苑更高峰。”王火非常珍视，反复吟诵。记者采访当天，他还逐字背出。  两位老人的友谊，源于他们共同的战火经历。新中国成立前，马识途在鄂川滇从事革命工作，王火在上海表面上从事新闻事业，实则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他们一见如故，友谊维持至今。  战争，贯穿了王火的成长年月。青年时代，他以全国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凭借出色的文笔，王火在读书期间便获得了重庆《时事新报》、上海《现实》杂志社、台湾《新生报》三家媒体挂名记者的头衔，为采访常常奔波于沪宁等地。  王火当时的理想，就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十分推崇20世纪优秀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一句话：“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是你离战火不够近！”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王火采访了李秀英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旁听了对日本战犯谷寿夫、冈村宁次的公审，见证了酒井隆、梅逆思平的伏法。这些不平凡的采访经历，激起了他记录历史的念头，也植下了书写抗战文学的种子。  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用“王火”的笔名，高尔基“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名言，成为他明志正心、投身火热创作的宣言。王火始终认为：“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  他创作的小说《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外国八路》《霹雳三年》《浓雾中的火光》《边陲军魂》等，重现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讴歌了中华儿女在战火硝烟中的英雄之光。  作家蒋蓝记得，王火有次看到一部“抗战神剧”，非常恼火。他嘀咕说，打仗真有这么容易吗？日本侵略者狡猾得很，我军战士与之战斗十分艰苦。要是年轻人光看这些，根本无法了解真实历史。“其实，他忧心的是，艰苦卓绝的抗战会不会被一些影视文化所消解？而他力所能及的，就是写出他所知道的真相。”  2014年，作家王火把自己的手稿、信札、字画、著作等4000多件珍贵文献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他所剩不多的物品里，有一块铭牌他很看重，那是中国作协颁发给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作家的，上面镌刻有8个大字：“以笔为枪，投身抗战”。  “王老用行动告诉我们，对革命的赤诚信念、对写作的一腔眷爱、对人间真善美的守护与践行，便是生命之‘火’。这熊熊炬火照彻历史长河中的英雄与传奇，依然温暖而有力地照耀着我们。”中国作协在贺信中如是评价。“习惯成自然，安于寂寞成为我的一种自然”  《战争和人》是王火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塑造了童霜威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展现了抗日战争广阔悲壮的历史画面，对人性在战争中千姿百态的变幻，作出了力透纸背的雕镂。1997年，该书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青年作家慕津锋是王火的忘年交。有次聊天时，王火向他提起，为了创作这部小说，他付出了近30年的时光。  60年代初，王火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不料，所有书稿在“文革”期间付之一炬。70年代末，王火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来信，出版社鼓励他重新把这部小说写出来。经过慎重考虑，再加上他对该部小说难以割舍的感情，王火决定重新创作这部长篇小说。  在写作过程中，一次致命的意外，差点让这部巨著“流产”。1985年，为救一个掉进深沟里的小女孩，王火的头部撞到一根钢管，左眼视网膜受了伤。经过治疗、休养，颅内出血与脑震荡治好了，但后来因编辑工作和写作过度劳累，左眼伤疤破裂，视网膜脱落，终至失明。  167万字的《战争和人》三部曲，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就是在他左眼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王火开玩笑说，“一目了然”也好，“作家嘛，崇高的使命就是写作。不让我写作，难受得很”。  几年前，王火收到一封读者来信，那位读者表达了对《战争和人》的喜爱。现在还有人看这本书，让他感到无比欣慰。他开心地写了一首小诗：“一年年似水流淌，记忆中常有西窗烛光，虽不辉煌，却也明亮。静静思索，轻轻吟唱，生命化为纸上文章，日夜该有两个太阳。”  王火毕生有两个坚持，一是不签名售书，二是不做报告。他把作家周克芹的话作为座右铭——背对文坛，面向生活。“一个沉得住气的作家，与寂寞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作家很浮躁的话，那他是写不好的。习惯成自然，安于寂寞成为我的一种自然。”  对百岁生日的过法，王火选择简单地过：“疫情还没结束，不让朋友们过来了，跟家人一起吃顿饭，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就挺好的。”来源：光明日报  

有一位老师是教五年级，他除了教书以外，每天还安排三个小时深入圣贤经典。每天早上他都是很早到学校，自己读诵《弟子规》、《孝经》。他的学生一进门，本来还拎着早餐准备慢慢地吃，看到老师已经正襟危坐在读经，小孩立刻走到自己的坐位，坐下来把经书拿起来跟着念。所以，教育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由于他的用心，他们班的成绩还有礼貌都有很大的进步。校长看了以后，就问他：“你们班是怎么教的，怎么会教得这么好？”这位老师跟校长说：“因为我请了数百位古圣先贤来教我们的学生。”    有一套书叫做《德育故事》，里面有七百多个圣哲人的故事，分成八个单元来编排，这八个单元就是“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他每天跟学生讲两、三个德育故事，这些孩子听了以后，懂得见贤思齐。又以《弟子规》做为班规，学生犯错不等老师讲，自己就会知道错在哪里。比如说在教室里奔跑，结果撞到椅子，学生会说什么？“宽转弯，勿触棱”、“事勿忙，忙多错”。当孩子有不好的行为出现，孩子会想到“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所以，孩子懂得勇于认错，勇于改过，不会推诿，不会掩饰，也会想到“德有伤，贻亲羞”。    当我们的下一代遇到事情，都能提起《弟子规》的教诲，他这一生一定会过得很充实，也会很有影响力。校长开始重视了，就邀请我们中心的老师去向全校的老师做两次演讲，我们也把《弟子规》送给他们。所以，一个人立定志向要“为往圣继绝学”，他的影响力就会不断扩展，他对自我的要求就会非常严格，就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位老师跟我们接触了半年时间，他就开始跟着我到中国大陆去演讲，把他的经验不只在学校推展开来，还贡献给其他地区的老师和家长。 来源：弟子规网 

 其实，我们思考一下，人其实是需要被提醒的，当人被提醒的时候，他的水平就会提升一点。所以大家要感谢身边常常有人提醒，那是很大的福报。老祖宗说“福在受谏”，接受劝谏。我们能接受《弟子规》的劝谏，我们的人生就站在五千年的智慧之上去经营、去发展，这个是很大的福气，而且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有一次我带着一个小朋友，到我们中心楼下捡垃圾，一边捡就看到旁边站了一个小女孩，差不多四岁左右，她一直站在那里看我捡垃圾，一动也不动。这时我们一边捡就往她的方向走过去，我对小女孩说：“请帮老师把那个捡起来好不好？”她就蹲下随手把这个垃圾捡起来，眼睛还在看我。她一捡起来，我们立刻给予肯定：“真是太谢谢了，来！我们一起捡。”这个小女孩就开始跟着我们一起捡，她很欢喜。捡了之后，因为没有垃圾袋了，这个小女孩就冲进她家里拿出来一个垃圾袋，我们就一起继续捡。捡完两个，她又冲进去拿出第三个，要拿第五个的时候，我赶快阻止她，我说：“好！今天就捡到这里，谢谢。”    我们顺势让她来参与，她也觉得做得很欢喜，看到整个庭院都整齐了。后来我叫中心这个小男生，拿了新疆的葡萄干请她吃，给予她正面的肯定，这个小女孩后来有机会也会上来跟中心这些孩子一起玩。我们要让人一起来行善，要因势利导，不可以强加于人。来源：弟子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