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因在哪里?财布施。懂得多布施，我们的福田就会愈来愈宽。缘在哪里?算命的说你这一生很有财富，那每天在家里跷着二郎腿，钱能不能飞进来?不行。所以缘在哪里?缘在你要努力，缘在你要有好的机会，好的贵人相助，这些缘具足之后，你就能够有财富的结果。我常常观察很多朋友，他为人很慷慨，换工作也换了不少，但是从来没缺过钱，他只要有认真工作了，钱就进来。这就是因为为人慷慨，常常布施。 我们中国的财神，诸位知道吗?范蠡，陶朱公，他当初是辅佐越王勾践复国。那时候文种跟范蠡两位大臣辅佐越王勾践，后来就把吴王夫差打败了。范蠡很有智慧，他就告诉文种，勾践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富贵，现在他已经得到天下了，你的能力比他还高，他会嫉妒你，所以我们赶快走。文种想说到手的荣华富贵怎么可以就这样舍掉，所以他就不肯走。范蠡就带着西施到江南做生意，文种过没多久就被勾践赐死。范蠡从小生意开始做起，没多久发了大财，就把财统统布施给非常贫困的人。这么一布施完之后，又从小生意开始做起，结果没多久又发了大财，然后他又把财再布施出去，史书上记载他“三聚财，三散财”。这是真正了解财富真因的一位圣贤人。所以他一散出去，他种了财布施的因，只要他再继续努力，马上钱又进来。 钱散出去了是不是钱不见了?当你是真心真意把这个钱布施给这个社会，布施给需要的人，这些接受的人感受到你的真诚心，又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他念念想着报答你的恩情，所以可能你在这里卖馒头，他老远就怎么样?走多远的路都要来买你的馒头。你施恩惠，这些恩惠人家念念要回报你，所以只要有机会，人家都会来支持你，为你奉献。所以人要想得深、想得远，才不会短视近利。范蠡给我们印证了，财布施得财富。

辽宁学习平台作者：周贤忠                                                         郭忠素郭忠素，山东鱼台县人，1920年生，生前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政治部敌工科副科长。1938年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6月11日，在朝鲜战场遭敌炸弹袭击光荣牺牲。1953年1月16日入葬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墓地番号西区四排八号。                        郭忠素学习笔记扉页1948年7月，郭忠素在一本学习笔记的扉页上写道：“从今天起用这本子写日记，专记每天的思想工作体会……”在同一扉页上，他的妻子在他牺牲后在扉页上留言：“这本日记记入了他四八年七月—五一年一月的思想活动情况，他能用日记来检查自己思想，并记录学习心得，督促自己前进。”                       郭忠素的钢笔和学习笔记这本学习笔记现在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展厅内展出。尽管日记本已经泛黄，但钢笔字却一点也没有褪色，从字里行间里，我们能阅读到这位军人不一样的文化素养。郭忠素是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中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曾在延安抗大敌工班学习了近四年，一辈子从事的工作也是对敌工作。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郭忠素15岁离开家乡，考入山东济南一所省立学校。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火，知识界反响尤为强烈，当时中共济南市委派宣传部部长杨涤生到济南教育界负责组织领导工作，号召广大青年学生联合起来、行动起来，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郭忠素也积极地参与其中。1938年初，郭忠素欲求学于临汾，临汾沦陷后改途延安。1938年5月至1942年3月，他在延安抗大敌工班学习。郭忠素18岁入伍，当时也算是部队中为数不多的“学生兵”，部队领导非常欣赏他，他也积极发挥自身特长，加上吃苦耐劳，很快就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干部。他先后在山东纵队二旅、十三团、滨海一军分区、日北县敌工部、一师、一纵、335团、112师、38军任职，历任干事、副队长、股长、政治教导员、协理员、副科长等职。他善于宣传鼓动，作战勇敢顽强，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给上级、战友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虽然入伍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但郭忠素常写信告诉家里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参加了哪些战斗等，信一般都是写给他的父亲——鱼台县早期的共产党员，父子两人都有共同的目标，坚信胜利终究属于为人民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下，郭忠素的弟弟郭忠和也参加了革命，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乡继续为革命工作。父子三人齐抗战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通过写日记严格要求自己郭忠素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参加大小战役战斗几十次，立下不少战功。解放天津时他负伤了，部队南下时，他虽患严重眼疾，仍一直坚持行军，且不放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忠素和一位志同道合的解放军女战士在上级首长的撮合下结为连理。婚后两人虽在一个部队，由于工作原因，他经常加班加点，再加上部队经常换防，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一直到1950年初，部队在河南休整、生产时，他们才算在一起过了一段平稳生活。郭忠素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在日记中经常会反省自己，比如他7月7日的一篇日记写道：“6月28日以来，日记就断了，这一时期心情是乱的，工作是松的，生活是散漫的，一天迷迷糊糊，不知干些什么事情……”他也会在日记中时刻提醒自己，比如第二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我希望今后组织加强对我的约束，抓紧一点，或许能好点，必要时开展斗争，我也是乐意的。”这一时期，郭忠素的家庭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他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好日子还没过几天，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13日，第38军奉命从河南信阳向东北开进，8月上旬，在铁岭、开原一带集结整训，郭忠素也投入紧张的备战工作中。1950年10月22日，郭忠素随志愿军第38军入朝参战，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了后方。面对着坚强的妻子和只有七八个月大的孩子，郭忠素内心很复杂，他说：“等着我回来，回来好好陪你们！”可是郭忠素并没能实现自己的心愿。负责开展对敌瓦解工作郭忠素入朝期间，担任志愿军第38军政治部敌工科副科长，负责开展对敌瓦解工作。战斗中，他采取舆论造势、心理攻击、战场喊话等方式，涣散敌人的战斗意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对待俘虏，第二次战役时，38军共计俘虏敌军官兵3614人，包括家属共4000余人，军里加强了俘管大队管理，他严格遵守政策规定，不歧视、不虐待俘虏，实行人道主义管教，致使有的俘虏竟然不愿意回去。连曾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也不得不承认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是人道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发现……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儿食物，对待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1952年5月，38军奉命在“三八线”附近组织防御，部队迅即做好各项准备，按时到达指定地域，与敌人进行反复较量，形成了有利于志愿军的战争态势。6月11日，上级指派郭忠素和114师组织科科长孙敬之等人外出执行任务，在途经遂安郡时，不幸遭遇敌人炸弹袭击，全部壮烈牺牲，郭忠素献出了32岁的生命。郭忠素的父亲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后，十分悲痛，他对前来探望的人说：“忠素是为国家牺牲的，值得！”此后，郭忠素留给家人的是一张年轻军人的照片。郭忠素的曾侄孙郭海曾在38军后代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征文中写道：“我孩童时，每年爷爷奶奶都把一个年轻军人的照片摆放在堂前，照片的前面摆放着水果和点心。少不懂事的我当时很困惑，因为那时我老爷爷还在世，我问我奶奶照片中的这个年轻军人是谁，我奶奶告诉我这是我老爷爷的二弟弟，牺牲在朝鲜。二老爷爷（郭忠素）是我们家的骄傲，是我们后人心目中的一座灯塔。”来源：沈阳发布作者单位：沈阳日报社责任编辑：胡飞

光明日报作者：徐风                                                 长篇小说《包浆》和紫砂壶 汤智勇摄                                               紫砂壶集散地蜀山古南街 刘政摄一辈子没有长久地离开自己的家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种缺失还是福报？当很多作家在遥望着故乡、抒发乡愁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只能徜徉于家前屋后的溪流边作逍遥观。早年我并非没有仗剑远行的宏伟抱负，但命运使然，最终还是留在了自己的血地。闲来无事，啜茗品墨，一把紫砂壶是少不了的。这样的一壶茶，喝着喝着就流进我的血管里了。许多年后，紫砂壶和它背后的江湖，以及器物故事，成了我文学书写的一个主要载体。我的家乡在太湖西岸的陶都——江苏宜兴。说它是陶都，是因为这里有七千年的制陶史。紫砂壶独步千秋，享誉海外。这么说吧，我是通过对紫砂壶的书写，慢慢地打开我的精神原乡的。家乡的山水养育了我，而它的精神内核，却需要我进行长久的跋涉才能读懂。我最早也写小说，关注江南地域百姓生态。2005年，王蒙先生来宜兴，我陪他到紫砂工艺厂参观。在与壶艺大师互动之后，他对我说：“其实紫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你为什么不写紫砂呢？”还幽默地说：“写紫砂，你有优势，我们肯定写不过你！”其实，对紫砂壶的喜欢，一直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小时候我一直生活在外祖母家。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镇，文脉很厚。我的外祖父是一家陶器店的老店员，精通各种陶器。他经常用一把小榔头，敲击那些缸瓮罐缶，听声音就知道它们的品级。晚上，他住在店里守店，我常常陪着“焐脚头”。记得那是在一个狭小的阁楼上，夜里听他讲山海经故事。当他盘点那些器物时，我就在一旁玩。所以我从小就熟悉那些日常的陶器，大到水缸，小到砂锅，乃至茶壶、茶盅，以及生活日用的坛碗瓢盆。他自己习惯用一把包浆很亮的老茶壶喝茶。那壶跟他深酱色的额头很相似，而壶里发黑的茶水浓酽得苦唧唧的，这就是我最早对用茶壶喝茶的印象——年轻时我就用家里的老茶壶泡茶，给人一种老气横秋的感觉。所有这些背景情况，都成为我写紫砂题材的启蒙。慢慢地读了一些书，特别是读了一些有关江南文化的书籍，感觉紫砂作为一种器皿，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载体，是江南文化的典型个案。它与江南的风俗史、手艺史、生活史，都是打通的。太多的耳濡目染，让我对紫砂书写有一种特别的神往。在获得2015年年度“中国好书”的传记作品《布衣壶宗——顾景舟传》里，我写道：“……一柄古风霜怀的紫砂茶壶，身世平淡却暖手温心，终究与俗世不离不弃，幸留壶命。且吸纳吴地脉象，滋润世代壶客；又因文人宝爱，为其凿字赋诗，壮声提气，身份便有些不俗。壶手一旦与文人投缘，渐渐便有了头面。所抟妙器，为人间平添一味雅玩，亦为当地开掘了一份世代不衰的传宗产业。”紫砂茶壶原本只是滔滔人世的一件饮茶之器。如果肯给它一张干净的茶桌，它会显得仪态静雅，饱浸茶汤之后，会泛出恬淡幽光，溢出清雅茗香。一把壶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的生长也要有一片沃土，与江南的民俗、诗词、书画、器物、手艺、弦乐乃至美食，都是十指连心的关系。优秀的民俗民间文化是作家精神家园的根底。它涵养我的气质，赋予我一种文化自觉，让自己在《尧臣壶传》《花非花——蒋蓉传》《一壶乾坤》《读壶记》等非虚构作品里，并不满足于描绘传主的身世、身手和作品，而是专注于由“器”到“道”的升华与演绎。太多的美器装点了这个喧嚣的世界，唯有大道至简的妙器，才能演绎“天人合一”的内涵，给出一种人间的高境。比如《一壶乾坤》里写到的清代壶艺大家邵大亨，其代表作之一《八卦龙头一捆竹》，壶身由六十四根仿细竹围成，壶盖塑以八卦图案，盖与钮系太极图符。壶把与壶嘴如神龙之首，壶身的束带装饰，使壶腰线条恰似束紧的竹捆，意境自然。壶底则精工细刻成“河洛图书”式的星象纹。在技法上，看似烦琐，实则简洁。一把壶，装进了天地日月，已然超出“巧夺天工”的范畴，而摆渡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又比如《布衣壶宗——顾景舟传》里写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工艺学会创始人、陶艺家加藤达美来拜访顾景舟。加藤在日本，名头大，也很自负。开始他没把顾景舟放在眼里，进得屋来，见到简陋的工具桌上，只有一个“扁仿鼓壶”和一些整齐摆放的工具。突然，他的目光变得平和了，拿起做壶的工具端详，说他到过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从来没有见过像“扁仿鼓壶”这样的作品，特别是每一件工具都是艺术品！这些细节的背后，其实是有江南文化史、手艺史在支撑的。独特的艺术都有地域文化的滋养，文学亦如是。我在写作这些作品时，大量的功课不仅来自田野调查，而且专注于对地域文化中那些积淀深厚的内在经络的梳理。历史与现实、古典与现代、器物与精神，那些纵横交错的历史线索、氤氲秀雅的江南水乡、千变万化的紫砂工艺、斑斓温润的阳羡文化、颠沛流离的艺人命运和高山仰止的大师人格，构成我的“紫砂文学”的重要质地。比如，在《江南繁荒录》里，我试图纠正世人对江南的一种“偏见”。似乎一说到江南，就是莺飞草长、小桥流水。其实，这里曾经也有太多的艰辛与苦难，只是江南人总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承受而已。我希望通过以“繁”与“荒”的对比，书写更为广阔的世俗生活，打通“文人江南”与“民间江南”的精神共相，激活被格式化的地理江南。我就这样脚踏着家乡的土地，于江南一隅，安静写作。连续多年的非虚构书写，突然让我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许多素材、感受，需要一双虚构的翅膀来激活，并且跟我的思想、感情起飞。相信有一种更自由的叙事方式，能帮助我打开紫砂世界和江南文化的广阔天地。这就有了长篇小说《包浆》。这里应该是一个“更江南”的所在——蜀山古南街，葛家三代人的紫砂收藏故事，带出烟火漫卷的时代生活。我曾经无数次领着朋友来这里参观，却很晚才知道，这里竟然是我那早逝祖母的出生地。她是一个窑户的女儿，自小识文断字，喜欢读《红楼梦》。18岁那年离开这里，就再也不曾回来。《包浆》这部小说里没有她的身影，但通篇都有她的气息。突然明白，我如此醉心于紫砂书写，冥冥之中或有祖先昭示。葛家三代人的奋斗史里，融入我家先辈的血脉与烙印。我通过他们来写中国人的器物观，写人与器物的关系。人如何创造器物，又在器物上丢失了自己，最终又在器物上找回自己。人与器相互成全，让器物有生命，让器物说话。现实中的蜀山古南街是紫砂发源集散地之一，而小说里的“古南街”应该是它审美意义上的“升级版”，两者之间有互通之处，但在小说文本里，“古南街”融合了儒释道的精髓，它们的和谐共存，给了紫砂壶得以发扬光大的平台。诗性江南的审美精神，历代艺人与文人联袂的前赴后继，赋予紫砂壶清刚之气和清静之性。如果可以转换成画面来表达，《包浆》里的古南街应该是诗性江南的范本之一。我终于在“虚构女神”的引领下，沿着我的“故事套盒”的轨道，将作品里诸多神秘、复杂、模糊的江湖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联合体，与读者共享了“人道大于壶利”“命比壶大”“尚真向善”等精神内核。从今年第四期起，我在《收获》杂志开设“江南器物”专栏。我的创作视野，又从紫砂壶扩展至“江南器物”。在江南文化沃土的背景下，我想通过田野调查、名物研究、史志爬梳、古籍钩沉、非遗检索等方法，以扎实的史料和民间资料为基础，结合具体可感的多件器物，通过翔实的史料推演，带领读者重返历史现场，再现江南劳动人民的创造能力，呈现器物长河的波澜壮阔。文中有艺，有人，有事，有道，尽显江南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器物不但有生命，也是有“志”的。每一件器物背后，都有一个传奇故事，而许多故事，跟气节和守志有关。“器隐镇”成了我讲述江南民间百余年来器物生活的载体。我想在这里演绎一部江南版的“清明上河图”，各种人物将在这里登场。从科举、稼穑、节庆、风俗、嫁娶、餐饮、庭院、家具、服饰、舟车、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渐次展开，描绘江南民间器物的起始、传承、契合、演变。写中国文化在江南土壤中的落地与生发，从古代农民创造的龙骨水车，到犁耙锄钎等耕作农具，从碗碟盘盏的日常器皿，到鼎龛鬲匜等古代器皿在彼时社会生活中的使用。一件件江南器物，在温习稻饭羹渔里的日常生活之余，挖掘出其中的历史、文化、掌故、情感，印证器物背后的人生、人性与文化精神。托江南之名，借器物说世。感恩养育我的这片广袤而深沉的土地。对于江南潜移默化的内在深切感知，让我可以从容避开一己想象，直接进入江南的日常，深入江南生命机体的内部，以古典的人文江南和民间江南，来确认自身的位置和心灵归属，在重述江南器物的故事中，不断发现江南生活的精神魂魄，确证价值立场和生命本色。（作者系一级作家、江南文化学者）责任编辑：贾倩

​辽宁学习平台作者：周贤忠                                                                             张振一张振一，山西汾西人，1920年出生，生前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119师卫生部部长。1937年10月入伍，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入朝参战。1951年8月在朝鲜前线采药时遇山洪暴发落水牺牲。1952年12月13日，张振一入葬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墓地番号西区五排七号。抗美援朝战争是空地一体的立体战争，由于敌人凭借优势装备，特别是空中优势，采取毁灭和绞杀的战略战术，从而打破了志愿军前方、后方的界线，使各级救护工作增加了新的困难。经过五次战役，40军卫生人员伤亡减员约有三分之一，可见救护工作环境异常艰苦。时任119师卫生部部长的张振一是救护群体中的优秀代表，他经常在敌机骚扰下不离手术台，连续几昼夜工作，下肢都浮肿了，可他仍紧握手术刀，为伤员处理伤病。他之所以能这样，因为他的心中有一种信念：自己负伤是小事，救战友打胜仗才是大事。成为军医1937年9月，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战场对日作战，建立革命根据地。10月，刚出校门的张振一在山西省赵城县参加了革命队伍，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入伍后，张振一被分配到115师卫训队学习护理知识，很快成为师卫生部的一名护士，随部队参加了午城、井沟等战斗。在部队与日军频繁的战斗中，出现大量的伤员，使护理工作异常繁重。张振一以极强的责任心和扎实的护理技术，精心照顾每位伤员。1938年7月，他因表现突出，光荣入党。1939年10月，张振一任115师隐蔽医院看护长。张振一腿脚勤快，脑子也很灵活，在做好护理工作的同时，他积极向军医请教，医生给伤员看病的时候他总是在一边细心观看。一段时间后，他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提高。1940年4月，张振一任师卫生所医助，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军医。1942年9月，随部队到达山东后，张振一先后在八路军鲁中军区任3师卫生所军医、卫生处科员。12月，他到八路军山东军区第7师卫生部任卫生所所长。许多伤病员从张振一所在的卫生所归队后，经常称赞张振一的医术，他们相互勉励说：“我们要用战斗的胜利来报答医护人员。”这让张振一倍感欣慰。        卫生员在阵地为伤员包扎热爱伤病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振一随部队挺进东北，在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7师21团任卫生队队长。部队在东北作战时，条件非常艰苦，1947年底至1948年初的冬季攻势，部队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行军打仗，保暖衣物不足，经常发生冻伤。为防止和控制部队因冻伤而产生的非战斗减员，张振一带领卫生队积极研究预防、救治冻伤的方法和手段，保证了部队行军作战。1948年9月，张振一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第3纵队卫生部任科长。辽沈战役中，3纵所属部队主攻锦州，围歼廖耀湘兵团，为战役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当大批伤员涌来，出现前线救治力量不足又无法及时后送的情况，张振一积极与后方兵站医院联系，并动员当地群众精心护理运送伤员，使大部分伤员得到及时妥善安置。1949年11月，部队参加两广战役，由于长期行军打仗未经休整，特别是许多官兵对南方炎热潮湿气候的不适应和水土不服，到达广西廉江时发生了传染病，部队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张振一带领医护人员积极到地方寻医问药，用当地的土方进行治疗，很快控制了疾病的传播，使大批伤病员治愈归队。1950年6月，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张振一任第40军119师卫生部部长。在长期的医务工作中，他热爱伤病员，致力于伤病员的救治和护理，工作上积极负责，任劳任怨，成绩突出。解放战争中，他3次负伤，荣立大功1次、小功3次，并被选为工作模范。采药落水牺牲1950年10月，时任志愿军第40军119师卫生部部长的张振一，随部队入朝参战。“伤员在哪里，我就到哪里，决不叫伤员多流一滴血。”在第一至第五次战役中，他亲率手术组参加第一梯队，在快速的运动作战中，不顾敌人炮火威胁和飞机侵袭，不分昼夜治疗和转运伤病员。第三次战役部队突破“三八线”时，119师野战所在临津江的一个村庄展开工作。由于敌人要摧毁我军后方，所以野战所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使失去活动能力的重伤员陷入极度危险之中。在火如海、弹如雨的危险面前，张振一组织人员将50余名重伤员全部抢救脱险。第四次战役砥平里战斗中，119师3个团共伤亡900余人，张振一迅速展开战场救护。为了减少伤员痛苦和牺牲，他不顾敌机枪扫射，跪着给伤员们包扎。朝鲜的冬季天寒地冻，有时气温会低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药品常因冰冻而失效。遇到大雪，天气更加恶劣，西北风呼呼地刮，雪花直往脖子里钻。在这样的环境下，伤病员的伤口常因冻伤而恶化。张振一组织人员想尽办法给冻伤的战士取暖，有的护理员甚至用自己的肚子来为伤员焐脚。时任119师师长的徐国夫在回忆录中还讲过这样一件事：“运动防御作战对我师而言，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确实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缺少维生素，很多人患了夜盲症。好在我们的卫生人员想出了个土办法，用松树皮熬水洗眼，虽不甚特效，但终归起到一定作用。”1951年5月，119师来到平壤东南上高洞地区，执行战备整训任务。由于部队伤病员较多，药物短缺，张振一经常带队到山中挖草药。8月的一天，他在采药时突遇山洪暴发，落水牺牲。来源：沈阳发布作者单位：沈阳日报社责任编辑：胡飞

光明日报作者：叶祝弟                                                  小说《繁花》借助同名电视剧热播得以迅速“出圈”。图为电视剧剧照。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现状和发展态势？在我看来，一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新媒介技术的充分介入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生产、传播和评价全流程，文学观察增加了新媒介这个重要维度。同时，新媒介技术的进步，加上大众教育的普及、文化产业的繁荣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写作的门槛大幅度降低，更多的人乐于试水文学创作，并且取得可观的成绩。另一方面，文学整体上不满足于面上的拓展，而是不断在寻求深度和高度上的突破，对时代需求和读者期待作出积极而有力的回应。1.“媒介”正在成为文学活动的一个关键性要素创作的媒介化是文学生产发生重要变化的驱动力量，使得创作活动可以实现跨媒介、跨产业链、跨时空的流转。新媒介与文学的“通力合作”，催生不同于平面媒介的叙事方式、书写方式和创作模式，也使得创作的内涵、创作的流程、作品的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多模态、跨类型、混合文体不断出现。同时，创作者的表达形式、写作模式变得更加灵活，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而不断焕发新活力，加速了文学“出圈”，使作品能够更好地展现出时代的生活现场和情感氛围。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化使得原有的文本类型、叙事方式、写作模式不断演变，新的创作方法和写作理念也随之诞生。当代作家勇于借助新的媒介，进行新的文学创造与文化创新。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曾经提出文学活动的四要素，即作品、世界、作家和读者。今天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媒介现实：“四要素”是不是有必要升级到“五要素”，将“媒介”列入？媒介深刻影响了文学，媒介的变革和读者的阅读方式、审美方式，将反过来主导、推动着文学样态的变革。读者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对象，更是主动参与的创作主体。作品是开放的，也是流动的，如一个枢纽，用自身文学性去关联起社会性和时代性，与历史、现实和日常生活展开有效对话。新媒介时代，文学创作不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过程。只有通过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充分激荡，文学才能重新激活自身的能动性，扩大边界，不断拓展生长空间。媒介的全面介入，是当代文学生产新的风向。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图谱或者情感结构的变化，更是文学生态和文学观念的新变。比如，新媒介语境下，更多的普通人拿起纸笔，投入面向自我的民族志式写作，“写作人人可为”的理念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他们的写作呈现出自传体、真诚性和真实性特征，提供了异质性的经验，风格质朴、清新，将门卫、快递员、外卖员、清洁工等群体纳入文学的视野，拉近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为整体文学生态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作家的姿态和形象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瑞士学者樊尚·考夫曼著有《“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一书，指出：“当下的文学比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加需要去迎合景观效应。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他想要在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便需要抛头露面，在媒体面前证明自己是谁，承认自己的真实存在……”文学景观化是文学生产不断跨界、融合的结果，意味着文学的影响力超出了文学领域本身，而进入不同文化价值链、产业链和公共文化生活。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得以“出圈”，固然是作家金宇澄和导演王家卫的相互成就，但短视频传播也发挥了极大的“破圈”效应，背后的一整套生产逻辑和传播逻辑都在改变着既有规则。借助景观化，文学资源可以不断转化为共同情感、创意体验和审美参与。2.当代文学不断向深处发掘、向高处攀登新媒介语境下，当代文学变得更加鲜活、富有生机，但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流于表面，也没有醉心于“小打小闹”，更没有完全迷失方向，而是不断寻求新的可能性，向深处发掘、向高处攀登，坚持以作品立身，力争为读者提供更为充足而丰厚的精神滋养。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关于“何谓中国”的文学讲述正在成为一个连绵不绝的写作现象。《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北纬四十度》《上河记》《西高地行记》《西行漫道》《汉水的身世》等作品，都是作家自主开展的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他们努力在远山近水之间触摸历史、感悟现实，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壮游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的行走，虽然这样的行动是个体的，但是作家、文人、学者式的行走，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明意义。当代作家以行走的方式触摸中华文明的肌理，在行走中重新发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通过寻找新的山水精神和背后的文化传统，进而在与当下对话中重新构建意义世界。当代文学在内容上更善于关注宏大的时代命题，视野也更为开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作家们青睐和瞩目的题材范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活生生的现实进行充分对话，进而焕发出新的强大生命力。当代作家自觉担负起自己的使命，运用适宜的方式将“传统”引入“时代”，将经过转化的传统引入当代生活之中，使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活的部分。尽管“虚拟现实”已经在我们的身边环绕，但是作家们还是自然而然地回到我们历史文化集体记忆中去找寻源流、支点和勇气。比如，以味辨物、以味论道是中国人探索自我与外在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论。英国学者胡司德在著述《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庖丁》里写道：“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比中国文化更强调食物的准备和食用。这样一种对于食物的痴迷古今一贯，体现了中国人的敏感性以及中国人的一般生活方式，人类文化通过品尝与消化来体验和解释世界。”蒋韵的《北方厨房》、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葛亮的《燕食记》等作品，不约而同以味觉来呈现一个“我食故我在”的日常世界，同时寻找到一条深入中国文化传统和悠久历史的秘密通道。这样的创作绵延不绝，并且呈现出开阔的历史和社会视野，在一个现代与古典、个人与历史回环往复的过程中形成以“味道”为中心的新古典叙事。在长篇小说《燕食记》中，葛亮通过“味”，以一种温和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重建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的哲学。“味”无形，却可以勾连起历史的纵深感，以及复杂的社会现实，同时“味”本身也变得可触可感，最终获得形状和分量，建立起一个有情的世界，并且彰显出中国人的生命观。“味”在文学上的回归实际上提醒我们，在不断加速的时代语境中，我们的感受力需要依靠“慢生活”来恢复，努力回到日常，而又不坠入庸常，在“远方”与“地方”之间，在“味”与“道”之间，保持个体灵敏的感觉。“味”是个体记忆进入集体记忆的一个通道。谢冕的散文集《觅食记》开宗明义：“吃饭喝酒，是味觉上的享受，讲究是味道。”味道是一种主张，好的美食应该有味、够味、足味，断然拒绝乏味。但文章谈美食，谈味道，何尝不是谈人论世？目的并不只是品味美食，亦不是什么“言宴饮之道”，而是“适时之感也”。味道，乃是“追寻人生的一种境界”。从书写的空间而论，当下的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都在呈现新的气象。城乡问题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元问题，城乡文明融合下的新乡土叙事，致力于构建日常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当下的中国乡土文学，更多地被放在城乡文明的双重结构中来理解。在“向城涌进”“在城望乡”之外，当代乡土文学重点关注“城乡融合”。可以说，作家已经观察到城乡融合语境下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从而让乡土文学呈现出新的面貌和姿态。就城市文学而言，今天的作家投入精力书写城市传记，实际上是在为城市寻找传统秩序，梳理历史脉络，让“城市”成为作品的主角。一部城市史，不仅是一部现代文明史，也是一部现代心灵史，城市传记的书写就是将之留存下来。这样的传记虽然不乏虚构，但大多追求合理性和自洽性，从而带来另外一种新的真实。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作家的穿针引线，散落的城市历史有了血肉，碎片的城市故事有了内在的精神联系。总之，当代作家一方面不断回到常识世界，进而重申把常识和人性作为写作基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乐于从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抽离，走向野地，融入天地，对话历史，呈现出面向传统、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写作姿态。（作者系《探索与争鸣》杂志编审、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责任编辑：贾倩

乡村干部报作者：程爱华 王飞         大美大九湖。（神农架林区党委组织部供图）一台车、一个便携式音响、几箱宣传资料……连日来，湖北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的镇村干部，到兄弟市州襄阳、荆州等地，开展夏季旅游推介活动。他们进社区、入餐厅、拜会旅行社，邀请市民到神农架“邂逅21℃的夏天”。神农架旅游资源富集，发展生态旅游优势得天独厚，也是神农架高质量发展的绝佳赛道。神农架林区高度重视“党建+旅游”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促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从“把饭做熟”到“把饭做好”保护与发展的“冲突”观念由来已久，老百姓如何看待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这儿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就像我们煮饭的锅，一旦遭到破坏，就是砸了锅，还咋吃饭？”木鱼镇神农坛村的民宿老板邹士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村干部、群众、民宿老板和旅游商户经历从内到外、由表及里的转变，大家达成了共识：只有把生态保护好了、环境打造美了，游客才会愿意来、来了不想走。认知的转变来自尝到了转型发展的甜头。2014年大九湖镇大九湖村共365户1400余人，其中从事旅游接待的只有85户，现在大家都变身为地地道道的“旅游从业者”。据统计，目前全区旅游直接从业人员7000余人，旅游间接从业人员2万余人，在有条件的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大大增加了群众的收入，更深刻地改变了群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品质。红坪镇民宿老板赵荣说，“现在做旅游生意，为了门面，也得穿得板板正正了。”目前，全区拥有旅游住宿餐饮门店1700多家，房间数2万多间，餐位数4.7万多张。规模扩大后，神农架林区通过组织引导，推动旅游经营者从“把饭做熟”到“把饭做好”。坪阡古镇餐馆老板谢俊成告知，他每年都会参加镇上组织的旅游服务技能培训和观摩学习活动，有时还会自费外出学习。“以前宾馆少、游客多，饭菜只要做熟、客房只要收干净就行，根本不愁客源。现在竞争越来越大，服务跟不上去，生意就做不起来。”组织之网织得更密更牢面对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主动识变、科学应变，将党建工作融入旅游发展各阶段、旅游业态各领域、旅游要素各环节。神农架林区深入实施“两新”领域“百日强基行动”，加强和改进党建带群团建设工作，不断提升旅游行业“两个覆盖”质量。2020年以来，在景区、旅行社、旅游客运等行业，新设置党支部6个，规范调整党支部15个，新发展党员40余人；持续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改革和建设，吸纳3000余名旅游从业人员加入工会组织，青年志愿者每年开展旅游志愿服务超5000小时，为50余名青年、妇女发放创业担保贴息贷款4100万元。为了提升旅游体验、招揽回头客，神农架整合资金、活动场地等资源，在公路沿线村（社区）、游客集聚地和景区，设立旅游综合服务站、“红色驿站”50余个，配备休息、饮水、医疗急救等设施设备，打造本土文化、土特产品等展示区，免费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交通疏导、野外救助等服务。同时整合文化旅游、市场监管等领域的职责和编制，组建林区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设置8支乡镇综合执法大队，探索“旅游警务”“旅游速裁法庭”新机制，实现涉旅纠纷快速响应、快速调处。国企发展向好迈进，也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火车头。全区顺利完成区属国有企业改革重组，选优配强国投集团领导班子，积极推动神旅集团管理层干部有序流动，助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持续发展壮大。截至2023年11月，神旅集团各景区接待游客129.7万人，同比2022年增加78%，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实现综合收入共24545万元，同比增加77%。探索党建与产业有效联动为更好地服务全区旅游发展大局，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主动求变、抢抓机遇，做了大量有益探索。依托“村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在部分民宿集聚地、旅游特色区域，党支部引领探索开展组团式发展，促进发展信息共享、生产要素统配。大九湖镇“北四村”党支部成立本土食材合作社，实行指导生产、保底收购、统一销售，带动4个村112户村民为坪阡集镇旅游餐饮供应食材，2023年合作社完成年销售额350万，户均增收8000多元，实现了以旅带农、以农促旅。红坪镇温水村党支部成立桃花谷旅游协会，引导村民开展专业化经营，形成“统一定价、客源共享、食材互销”的利益共同体，收入同比增长5倍多。推行党员示范岗、党员经营户积分制管理等做法，示范带动周边旅游经营户诚信经营、服务升级。大九湖镇坪阡社区书记杨勇介绍，2018年实施党员经营户积分制管理以来，对坪阡古镇50多个党员经营户实行挂牌亮身份经营，采取月总结、季评定、年终审等方式，综合评定党员个人积分，有效激发了党员经营户比诚信、比服务、比技能的热情。积极实施“党员创业致富计划”，累计培育党员致富能手超150余名，带动创业就业村民人均月增收2500元以上。例如，红坪镇红举村党支部书记彭鸿在全区率先建立观鸟基地，每年带动周边农户增收50万元以上。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共同缔造，构建“党委引导、支部主导、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开展景区与村组共建、旅游环境与社会风气共治、游客与村民共享，以高效良好的基层治理促进社会风气、旅游环境改善。下谷乡去年以来引导村民投工投劳，共同参与修建马夫阡路边小景观10处，组织干部群众700余人次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改善环境30余处，引导15户群众免费拿出6亩土地建设游客公共停车场，旅游环境有效改善，接待优势日益突显，群众收入显著增加。责任编辑：郑茗璐

夫妇相处应该怎么样去互动?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要欣赏对方的优点，要懂得关怀对方，在圣贤的教诲当中还提到要用“四摄法”，四个方法来让夫妻和睦。第一个方法叫“布施”，也就是多请客、多送礼。诸位朋友，你多久没有送你太太礼物了?你多久没有送你先生礼物了?可能蓦然回首，好像结婚以后就没送过。我都问，你每次到外地去出差，到外地旅游回来，有没有给你太太买个纪念品?有没有给你先生买个纪念品? 我看那个举手的很多是六十几岁的太太，所以确实还是要用心。太太接过你那个礼物，心里很温暖，觉得你走到哪里都想到自己。女人是最容易满足的，只要你让她感觉是在乎她的，她确确实实会任劳任怨，可能这个礼物接过去，笑着说:“我去帮你煮碗面。”第二个要“爱语”，多讲一些关怀的话，夫妻之间的言语不要太冲，不要太直接。比方说先生乱吃东西，久而久之会把身体搞坏，很多太太一看就沉不住气，马上就骂了:“你吃这个以后会得高血压，你知不知道!你吃这个以后就得糖尿病了!”他会怎么说?“我得糖尿病就糖尿病，不关你的事。”太直接的话会起反作用，应该爱语，让他听了能舒服、能接受。你可以告诉他:“老公，你的健康是我一生的幸福，是孩子一生的保障，你的健康太重要了，所以你吃东西要特别小心，这个东西对身体不好，这一包吃完之后就别吃了。”他忽然想想，你看我这么重要! 再来，“利行”。“利行”就是处处让对方做什么事都很顺，推他一把。其实最好的利行就是我们把家里都照顾得很好，孩子也很懂事，这样先生在外工作心里很放心，很宽慰，也不用常常担心家里的事，他就会做得很起劲，也能够全心全意在工作上，所以这个就是成就他的事业，这个叫“利行”。甚至是先生在跟一些朋友或者亲友谈话的时候，有些事情你也可以帮他记一下，毕竟有时候事一忙会忽略。到时候你提醒他，先生自己差点忘了，他就会觉得有你在的时候特别放心，特别能帮助他，这个也是利行。假如太太不只没有利行，还常常扯先生后腿，那这个就危险了。所以我们要时时能够看到另一半的需要，就能够去利益他。  最后一个是“同事”，跟他一起成就一个事业，而这个“同事”的前提一定要建立共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家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经济要稳定，再来孩子的教育要做好。当夫妻彼此有这个共识，一起把这个家庭经营好，这个就是同事。彼此还要有责任心，要当现在这个社会的模范。现在最缺的模范是什么?是夫妻，好的夫妻太少。我们要定位自己演出好夫妻的模范，让其他的夫妻看到我们之后会羡慕，“你看，这样的日子这么好，干吗要这样吵吵闹闹”。能够当现在夫妻的榜样，那是功德无量。不只是当夫妻的榜样，因为有这样的共识就能够养出好的后代，养出好的后代就能造福家族、造福社会，这样的事业最有价值。俗话讲“用心就是专业”，人只要肯用心，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做得圆满。

《红楼小人物》 梁归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清]孙温绘“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对《红楼梦》的一句评价。在谈及这个话题时，鲁迅对《红楼梦》的写人艺术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很高的评价。他提出《红楼梦》“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摆脱旧套”，对后来的读者很有指导启发意义。除鲁迅上述观点外，对于这一问题还有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学术空间。近读梁归智的《红楼小人物》一书，颇受启发，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从小人物入手探讨《红楼梦》的写人艺术，这是一个颇为新颖别致的角度，由此可以对这部小说思想、艺术的成就和智慧进行更为深入的揭示。所谓小人物，一是指其卑微的身份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二是指其在作品中较少的篇幅和不太重要的程度。梁归智教授所谈的，涵盖这两个层面。在该书中，他重点探讨了袭人、晴雯、麝月、秋纹这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主要是丫鬟和小厮，也论及贾家的本家亲友、社会关系这两类人物，其中冯紫英、卫若兰、水溶等的身份和地位并不低，但出场很少，所费笔墨不多，也归入小人物之列。将《红楼梦》放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对其在小人物书写上的成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长篇章回小说，描写人物众多，不能平均用力，肯定要分主次，那些次要的小人物在早期的作品中只是一个符号，仅具道具功能。比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身边的童子，不知道姓名、相貌，更不知道其性格，面目模糊。同样，《水浒传》中的董超、薛霸，这两位先是在野猪林谋害林冲，后来又跑到大名府谋害卢俊义，虽然出场两次，但也不过是差役的符号而已，没有性格，读者对他们的印象只是两个名字。还有小说戏曲中常见的秋香、梅香之类的丫鬟，也是这类具有穿针引线功能的龙套人物。这些小人物只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存在，作者书写的时候不过信手拈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不会在这类人物身上多花费笔墨。但《红楼梦》则不同，曹雪芹除了对核心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浓笔重墨、详细描写，对小人物的书写也颇为用心，这些小人物虽然出场不多，但性格独具，给人印象至深，比如刘姥姥、贾瑞、贾芸等都写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即便只出场一次，也往往令人过目不忘，如在眼前，如焦大、傻大姐、卜世仁等。这些小人物既映衬了核心人物，又自成一体，相比早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写人艺术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拓展。借用鲁迅的话来说，《红楼梦》打破了历来小说书写小人物的旧套，写出新意和深度。小人物用心书写的背后是作者曹雪芹可贵的平等思想，在《红楼梦》中，这一思想主要通过贾宝玉这一人物体现出来，这种平等既是指性别，也是指等级。正是有了这种可贵的平等观念，才会给予小人物特别的关注，愿意在小人物身上花费笔墨。这种平等思想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作者的生花妙笔呈现出来，抓住人物最为突出、明显的特点，寥寥几笔，着墨不多却极为传神，小人物留给读者的鲜活印象有时候并不亚于核心人物，体现了曹雪芹高超的艺术智慧。梁归智选取小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是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表现出不俗的学术眼光和感悟能力。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毕竟对《红楼梦》小人物的研究成果此前已有一些，梁归智以其对《红楼梦》的精深理解，另辟蹊径，揭示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一个深层秘密，那就是以写诗的方法写小说，也就是说《红楼梦》是一部诗性小说，从这个角度探讨《红楼梦》对小人物的书写，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所谓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按照笔者的理解，就是曹雪芹不单单塑造人物、讲述故事，还赋予人物、故事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匠心，使其具有诗的灵性和意境，这正是《红楼梦》的重要艺术特色。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世情小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传奇性较强的小说不同，它写的是日常生活，不外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尽管是一个贵族之家的日常生活，每天的内容也会重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平铺直叙，很容易写成冗长的流水账。《红楼梦》匠心独运，以诗的方法写小说，避免了这一弊端，以灵动、巧妙的笔触，借由中国诗歌艺术，赋予人物、故事以诗意，这固然是艺术手法，何尝不是作者生活态度的写照。其中不少场面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龄官画蔷、晴雯补裘、湘云醉卧等，都是平凡的生活场景。但在曹雪芹笔下，富有情趣，充满诗情画意。那么，这种创作方法如何体现在小人物的书写上呢？梁归智通过对《红楼梦》中90多位小人物的细致考察，进行全方位的揭示。在他看来，这些小人物大多隐含着某种“诗性”。这种“诗性”体现为人物的艺术功能，也就是说，这些小人物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丫鬟或小厮，而是被作者赋予不同的艺术内涵。比如贾宝玉身边的丫鬟，明显可以分为两个类型，袭人、麝月为一类，晴雯、芳官为一类，这两类人物分别与薛宝钗、林黛玉相对应。显然，这是作者有意的安排，袭人、麝月身上有薛宝钗的影子，她们的思想、气质相近，构成了一种有趣的映射关系。晴雯、芳官之于林黛玉也是如此。这种人物的对称式设置及映射关系在前代小说中是没有的。这种“诗性”也可以体现在作品人物的姓名上，比如贾芸的舅舅卜世仁，仅仅通过这个名字的谐音就可以知道其为人。作者拈出这个名字，再通过贾芸借钱的情节加以充实，给人的感觉与《水浒传》里的董超、薛霸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卜世仁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有着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总体来说，这种“诗性”体现在写人、意象、结构、抒情等各个方面，是《红楼梦》的重要艺术特色，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既要关注这些小人物自身的性格，也要留意曹雪芹背后的匠心。全书最后，梁归智还专门撰写了《红楼梦写人之妙》一文，在对全书小人物细致考察的基础上，对《红楼梦》写人的手法进行概括，将其概括为二纲八目二谛及三象合一，构建自己的《红楼梦》写人体系。这也是梁归智这部《红楼小人物》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将对作品艺术特性的分析建立在对文本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梁归智所使用的术语都是中国式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不机械地套用西方的文艺理论，反对红学研究中的教条和惯性，但也不排斥西方的文艺理论，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分析小人物的书写，适合哪种理论就用哪种。这也是梁归智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研究方法，一如他在《红楼疑案》《神仙意境》等书中的写法，不拘一格，挥洒性灵，隽思妙语，信手拈来，这正符合曹雪芹以诗的方法写小说的特点，研究与作品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体现在红学研究上，也体现在梁归智对其他小说如《封神演义》等的研究上，颇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总体来看，梁归智的《红楼小人物》一书视角新颖独到，人物分析深入到位，有助于对《红楼梦》艺术妙思的理解和把握，值得细细品读。（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责任编辑：贾倩